《校园里那株美洲蕾》获首届方志敏文学奖

来源:当代

128日,首届方志敏文学奖终评工作,经过终评委整整一个月的审读、多轮投票表决,在人民文学杂志社落下帷幕。 梁衡、刘益善、陈敬黎等12位作者的作品获奖。

首届方志敏文学奖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作为学术支持单位,由中华文学基金会、江西省作家协会、中共上饶市委宣传部主办,由中共横峰县委县政府、中共弋阳县委县政府、上饶市作家协会承办。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烈士诞辰12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推动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创作,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主办方特于方志敏烈士出生地及其革命生涯的主要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设立方志敏文学奖。首届方志敏文学奖评奖办公室设在横峰县。

首届方志敏文学奖征集作品分散文、小说、诗歌三大类,自2019812日启动以来,收到来稿400余部(篇),既有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区,也有来自海外地区的作者,既有久负盛名的著名作家,也有初涉文坛的文学新人;作品既有长篇和集子,也有单篇;既有红色主旋律作品,也有其他内容和风格多样的各类文学作品。

1111日,经过评委们反复讨论、多轮投票,最终评选出首届方志敏文学奖入围作品共30部(篇),其中散文、小说、诗歌各10部(篇)。

首届方志敏文学奖新闻发布会将于近日在江西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届时将在江西省横峰县举行颁奖典礼。颁奖典礼将邀请中央、省、市等有关部门领导,方志敏亲属,方志敏生前战友子女,著名作家、文化名人等出席。

首 届 方 志 敏 文 学 奖 获 奖 作 品 名 单:

小说类

大奖:

《汀泗桥》 (作者:陈敬黎,长江文艺出版社)

小说奖:

《方志敏》(作者:陈抚生/陈家鹦,江西人民出版社)

《金塘河》(作者:陈集益,《人民文学》)

《少年方志敏》(作者:张品成,长江文艺出版社)

散文类

大奖:

《方志敏最后的七个月》(作者:梁衡,《人民日报》)

散文奖:

《校园里那株美洲蕾》(作者:李彦,[加拿大],《当代》)

《赣鄱书》(作者:凌翼,中国青年出版社)

《河边生起炊烟》(作者:傅 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诗歌类

大奖:

《中国,一个老兵的故事》(作者:刘益善,《芳草》)

诗歌奖:

《蹈海索马里》(作者:王久辛, 《解放军报》)

《大地庄严》(作者:范剑鸣 江西人民出版社)

《河西走廊诗篇》(作者:梁积林,太白文艺出版社)

首届方志敏文学奖散文类散文奖《校园里那株美洲蕾》刊于

《当代》2019年第4

校园里那株美洲蕾

(节选)

|李彦

《当代》2019年第4

1.

它能进入我的视野,是因其独特的色彩。

几年前,小花园的砖石甬道旁,突然出现了一棵风姿绰约的小树。我是在某个春日里,匆匆穿园而过时,蓦然回首,被它吸引住的。

树干大约手腕粗细,树冠高约三米,长长短短的枝杈上,不见一星半点绿,却缀满了淡紫色、如珍珠粒般大小的细碎花苞,纤巧,秀气,灵动,映衬着清澈的蓝天。

这是什么花呢?美得如此动人,却又如此含蓄?

打听之下,方听说,原来是生长于美国南方的树种,名曰“美洲蕾”。

它是何时跻身此方宝地的?又是缘何名目呢?我不禁好奇。

这座花园不大,仅数百平方米罢了,夹在新旧几座教学楼之间,冠名为“东西方交汇园”。园里栽种着来自东亚各国的名花异草,与北美大地的土生佳丽们挤在狭小的天地中,竞相争艳。华夏的牡丹、翠竹,东瀛的樱花,高丽的木槿,配上木桥下流水、草丛中雁窝,便构成了一个和谐共存的世外桃源。

在这多元文化竞争并存的社会里,各族裔人士对空间的占有极为敏感,若说寸土必争,也绝不过分。为避免争端,校方不得不制定了严格的条款,限制人们随心所欲地栽花种草、恣意留情。

都有哪些规定呢?除了必须和东亚有渊源之外,还必须保持各族裔背景之间的均衡状态,不允许鹤立鸡群、独霸一方的局面出现。

譬如说,若干年前,日本驻渥太华大使馆赠送给学校一批樱花。整整18株,名目各异,有搔首弄姿的,有蛾眉淡扫的,个个都是风情万种。然而,获准跻身小花园立足的,却仅有两株。其余的,则分别被栽种到房前楼后、车道两旁,或遮荫或站岗去了。樱花盛开时节,这里一丛,那里一簇,虽不失清丽悦目,却终未能形成铺天盖地、摄人魂魄的花海。

再譬如,在石头墙角的背荫处,藏着一株不甚起眼的丁香,初夏时会绽出一串串洁白似雪的花串。那是一个年逾90的白人老太太所捐赠的。她的女儿和女婿原为我校社会发展研究系的教授。多年前,夫妇俩曾去江西,从庐山脚下的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个弃婴。原本一家子其乐融融,招人羡慕。不幸的是,女孩子长到12岁那年,养父母竟先后病逝了。因了这万里之外的渊源,老太太才获得批准,在园角悄悄栽下了这株白丁香,于树下安葬了女儿和女婿的骨灰。

若再举一例,便要提到小木桥旁那两棵亭亭玉立的雪松了。栽下这两棵产自北美的雪松,是为了纪念瑞纳森学院的首任校长睿思博士。捐赠人是睿思的儿子,一个年过半百的雕塑家。他辩称,自己从幼年时起便钟情于东方艺术,作品大多彰显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和日本文化。言之有理。自然,雪松也名正言顺地落户了“东西方交汇园”。

那么,这株美洲蕾的出现,又是源于哪些说辞呢?

怀着满腔好奇,我走近了这棵亭亭玉立的小树,仔细打量。赫然发现,在树下的那片野草莓丛中,立着一块画册大小的浅灰色金属铭牌,上面镌刻着几行英文字。

此树献给著名亚洲研究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博士。他于1969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执教并创立了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

看到这个名字,我脑中忽地一闪,猛然间想起,大约在十几年前,图书馆馆长露易丝女士在行将退休的前夕,曾专门到我的办公室来,郑重其事地递给我一本薄薄的小书,并说,她估计我大概有兴趣阅读并收藏此书。

当时,我于匆忙中,随便扫了一眼,便放到书架上了。此时却忽然想起,那本书的作者的名字,仿佛便是眼前这个。

匆匆返回办公室,从书架上翻找出来了那本几乎被遗忘的小书。不错,作者的名字和美洲蕾树下那块铭牌上镌刻的,分毫不差。

灰色的封面已经泛黄,颇为陈旧。果然,这本仅仅70多页的旧书,是197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的。

书名颇为醒目:《一九三七年六月在延安:与共产党领袖们的会谈》。里面的几十幅照片,包括了作者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的合影。

真没想到,自己栖身二十多年的这个小小的中文教研室,开创它的前辈,竟是一位美国人!而且是一位有着如此非凡经历的学者!他是何方神圣呢?为何从未有人对我提起过这个名字?难道内中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个美国人的中文名字可译作“毕森”。说来有趣,一番搜寻之下,发现他竟然还有另外一个中文名字:毕恩来。

2.

我的遐想被证实了。

毕森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家庭。1923年,他从大学刚一毕业,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便响应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涉重洋,踏上了神秘的华夏大地。

他先是按照教会的安排,落脚于安徽蚌埠地区,在怀远县城一所中学里就职。其后不久,便转往北京,到燕京大学执教。几年下来,凭着非凡的毅力,年轻人不但学会了既难写又难认的繁体字,还能操着一口略带口音的普通话,与路人简单交谈了。

有趣的是,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在北京停留期间,竟然还积极参与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反帝爱国”运动,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列强侵略、军阀压迫,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来华的初衷,甚至忘记了自己在这座舞台上本应扮演的角色。

回望已经消散在星空中的历史烟云,我不禁遐想,也许,毕森年轻的身影曾经出现在“三一八惨案”的游行队伍里。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曾挽起过刘和珍君纤弱的臂膀,迎着街头的棍棒和子弹,在血泊里并肩战斗;也许,当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被送上绞刑架之前,毕森也曾和京城的文人志士们一同奔走呼号……

不过,在北伐战争结束之后,这个热血青年却突然间沉默了。对于掌控了大江南北的国民党政府,毕森竟彻底地失望了。

这一转变,究竟是因何契机所导致的呢?似乎是个谜。

无论如何,1928年的夏天,在中国停留了5年之后,毕森默默地离开了北平,从满洲里登上西行的列车,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草原,绕道莫斯科、列宁格勒,返回了他的故乡美国。

漫长的旅途中,望着车窗外空旷的原野、无垠的蓝天,年轻人那对本来就显得过于严肃深沉的眸子里,似乎增添了更多的忧郁、难言的哀伤。

也许,在随着铿锵的车轮日夜前行的那段时光里,毕森曾不无痛苦地叩问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信仰,并陷入了深深的惆怅,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升华,或者说蜕变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并从此告别了传教士的征途。

回到美国后,毕森全身心地投入了学术研究之路,且成就突出。然而,他在大学攻读历史数年之久,眼看就要获取博士头衔之时,却突然间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学位,转而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委员会”就职去了。

是福,还是祸?

多年之后,毕森曾坦言,那段时光,他已结婚成家,膝下有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子女,肩头负着养家糊口的沉重负担,权衡之下,便端上了那个待遇颇为优厚的饭碗。

这样说时,恐怕他的内心一定翻腾着酸楚难言的波涛吧。是啊,假若能够窥视到隐藏在海面下的那一座座锋利的冰山,毕森还会踏上这条繁华热闹的人生航船吗?

也难说。人们都知道,有性格决定命运之说。世上有不少人,哪怕是经历过刀山火海,九死一生,若是下辈子重来,依然会选择“怒向刀丛掷小诗”的那种活法。

当我端详着照片上那个不苟言笑、似乎永远在沉思的青年时,便更加坚定地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3.

30年代初期,中国大地内忧外患,烽烟四起。在这个动荡的时候,隔着远远的太平洋,毕森投来了他关切的目光。

那几年里,他用笔名,或者说化名,撰写过数十篇文章,赞颂割据闽赣一方的中国工农红军,讴歌史诗般壮烈的万里长征。

这些文章均发表在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上。杂志主编兼作家费立浦·贾飞,乃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好友,因此才会大胆地刊登毕森这类堪称敏感的文章。

在外人看来,毕森这种纯真得近乎狂热的情感,似乎有些奇怪。

我却并不惊讶。

一个世纪来,不少在中国社会底层体验过生活、了解民众疾苦的西方人士,都曾不约而同地赞赏和支持共产党革命,视其为灵丹妙药,或者说成功的捷径,藉此可迅速改造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愚昧落后的状况。

例如在四川出生并服务多年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就曾以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支持共产党革命,而以“红色传教士”的称号享誉一方。

文幼章曾被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他90多岁高龄于加拿大去世前,曾殷殷地叮嘱其儿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他出生的地方——四川乐山,撒入滔滔流淌的大渡河。

我无缘见到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红色传教士”,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刚出国时,曾拜访过住在多伦多的文幼章的儿子,一位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同样,出生于湖北襄阳的传教士之子、在40年代末曾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切斯特·朗宁,也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并因此同情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加拿大政治舞台上,恰恰是由于一批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女们在朝野上下奔走游说,才促成了加拿大政府突破西方阵营的孤立封锁,率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再举一例,英国驻香港的大主教何明华 (Ronald Hall),更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顶风冒险,悄悄为太行山上的八路军和共产党募捐筹款、送医送药,而成为周恩来与宋庆龄的知心朋友,也因此被反共势力讥刺地冠上了一顶帽子:“粉红色大主教”,并遭受到严酷迫害与打击。

4.

1937年初,美国青年毕森凭借他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研究经费,得以在当年三月底,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的身份,携妻带子,重返华夏大地,再次踏入阔别了九载的古都北平。

无暇重温京华旧梦,也来不及留恋湖光山色。那年春夏之交,毕森马不停蹄,辗转于大江南北做考察,分别采访了朝野上下多位重要角色。

5月底,他在南京采访了当时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的陈立夫,对方对国共合作的敌对态度,使毕森对中国局势的前景忧心忡忡。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何能亲赴陕北,实地考察,一睹那片充满传说的黄土地呢?

毕森是幸运的。恰在此时,有人向他伸出了援手。

居住在燕京大学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一年曾悄悄奔赴陕北采访,与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是,在斯诺的搭桥牵线下,毕森的心愿得以实现。

与毕森结伴同行的,共有四人。一位是美国资深汉学家欧文·莱提墨。他专攻东亚和蒙古史研究,幼年时在华北长大。除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领域里的浓厚兴趣之外,欧文从未踏足过颇具神秘色彩的古城延安,因此兴致勃勃地加入了陕北之行。

此外,还有一对美国夫妇,就是纽约《今日中国》杂志的主编费立浦·贾飞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这对夫妇本来正在做数月之久的远东采风之旅,刚刚抵达了北京。他们与毕森早就是美国学界的左翼朋友。正在酝酿中的颇具探险性质的陕北之行,自然也勾起了这对夫妇的兴趣,于是,他们也积极加入,凑成了这支小小的队伍。

对延安的这次闪电式造访,发生在那年6月下旬,适逢“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毕森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后留下的笔记,对了解研究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可谓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然而,这些笔记却一直藏于名山,无人知晓。直到整整35年之后,借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之机,才最终打破坚冰,得以出山面世。

为什么会拖延了这么久呢?

原来,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发生的白色恐怖风暴中,人人过关,层层筛检,不仅是在陕北停留过数月之久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连毕森和欧文·莱提墨这样仅仅去延安逗留过短短四天的美国公民,也均被扣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这顶骇人的帽子,而遭到压制。

当年,由于《红星照耀中国》这本畅销书而誉满全球、红得发紫的埃德加·斯诺,竟不得不告别祖国,将妻携子,背井离乡,远赴瑞士定居。

翻阅毕森这本薄薄的小书,我注意到,其短短的“序言”,是当年与他一同造访延安的汉学家欧文·莱提墨所撰写的。

在结尾处,欧文·莱提墨留下了一行文字,似杜鹃泣血,滴滴都透着难言之伤:

怀着骄傲与悲哀交织一处的复杂心情,执笔于瑞士的斯诺故居。

一九七二年八月

那一年的215日,埃德加·斯诺怀着满腹未竟的心事,与世长辞了。六天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顶着早春的寒流,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

人类历史上这崭新的一页,虽然翻开得晚了那么一点点,但终究可以告慰斯诺的在天之灵了。

当年与斯诺在燕园里过从甚密的朋友们,如毕森,还有欧文·莱提墨,他们在延安,究竟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彻底改变他们后半生的命运呢?

这本薄薄的小书告诉了我。

5.

1937年春夏之交,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尚未问世。未名湖畔草木青青,繁花似锦,他却足不出户,日夜埋头于湖畔的书斋,忙着塑造他笔下那一个个鲜活得呼之欲出的人物。

前一年夏天,孤身一人去陕北保安盘旋数月之后,他与窑洞里的红军领袖们建立起了坚定的友谊和信任。可想而知,若非有斯诺的热心引荐,毕森一行陌生人恐怕无法如此顺利地获得延安方面的邀请吧。

私下里,斯诺也有个小小的心愿。他的妻子海伦在那年开春时独自一人赴陕北采访,已在那片黄土高原上滞留不短的时间了。虽然因水土不服,海伦的健康不佳,她却固执地不肯离开,坚持着要完成采访工作。斯诺请求毕森,等他们返程时,希望能带上他的妻子海伦,一同返回北平。

六月上旬,毕森一行四人在正阳门东边的老火车站启程,离开了古都。

半年前刚刚爆发了“西安事变”,国内局势仍不明朗。据悉,对一切前往陕北的外国人,国民党方面都严格盘查,施以种种刁难和阻挠。

为了不引起麻烦,毕森们故意虚张声势,做出旅游观光客的姿态,一路沸沸扬扬,途经石家庄、太原、西安,参观名胜古迹,四处摄影留念,以麻痹暗中投来的怀疑的目光。

西安城的宾馆,在那个年月里,算得上舒适豪华了,自然成为达官贵人们的下榻之处。

逗留古城、寻找契机踏入解放区的那些日子里,毕森们结识了一位北欧裔青年:瑞典传教士之子埃菲·希尔。

这个金发碧眼、四肢矫健的年轻人,出生在蒙汉杂居的河套地区,在贫困落后的塞外高原长大,且能说一口流利的方言。

看到照片上埃菲·希尔的模样,不难猜想,他大概属于生性好动、踏不下心来读书的社会青年一类。

果然,埃菲·希尔辍学之后,四处流浪,最后落脚古城西安,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为商贾官吏们驾驶汽车,辗转于辽阔的大西北,赚钱维生。

毕森一行抵达西安之际,埃菲·希尔刚刚卖掉了他的修车铺,准备迁往上海的十里洋场,寻求新的商机。好在车铺里还剩下了一辆老掉牙的吉普,凑合着也能派上用场。

于是,埃菲·希尔便带着毕森们钻入了古城深巷里的碑林、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外加遍布终南山北麓的名寺古刹。

欧文·莱提墨这个满腹经纶的汉学家,与埃菲·希尔这个玩世不恭的年轻人一见如故,颇为投缘。共进晚餐时,几杯米酒下肚,这两个西方人就你一首、我一首地比赛起来了,看谁会唱的蒙古小调、陕北酸曲更多,把众人逗得前仰后合。

也许是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吧,埃菲·希尔这个桀骜不驯、从头到脚透着一股“半吊子资产阶级”味道的年轻人,尽管起初颇不情愿,但最终竟被口若悬河的欧文·莱提墨说服了。大家谈妥了价钱之后,他便答应开上他的老吉普,带领这四个美国人,前往延安探险。

说探险,毫不夸张。几百公里路途,如今的高铁,不过两个时辰罢了,当年这几个西方人却是举步维艰,不亚于唐僧师徒远征西天。

好在埃菲·希尔走南闯北,经验丰富,做好了各种准备。

铺子里硕果仅存的这辆道奇,颇有点老骥伏枥的悲壮之态。车厢里塞满了美国人的行囊,包括黄豆罐头、奶酪饼干,外加几个人高马大的西洋男女。车子外侧,还绑上了两个汽油桶,每个里面都灌满了二十加仑的汽油。浩浩荡荡地,出了北门。

面对城门口哨兵的盘查,埃菲·希尔甩过去一句地道的秦腔,“俄们带上行李出城耍哩嘛!”嬉笑声中,便轻而易举地蒙混过关了。

老道奇有时还乖,仅靠埃菲一双大手掌舵便罢,有时却不得不依赖浑身上下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纤夫们拉着拽着,一寸寸朝前挪动。

躺在渭河畔的草滩渡口过夜时,成群的蚊子在耳旁嗡嗡叮咬。烦不胜烦之际,头顶上竟也传来了嗡嗡的噪声。

毕森仰头望去,但见暗蓝的夜空中一盏红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由南朝北,径直远去了。

毕森们后来才得知,那架飞机上坐着的,乃大名鼎鼎的周恩来。他刚刚结束了在庐山牯岭的会谈,彼时正乘坐蒋介石的私人飞机,星夜赶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国共统一战线谈判的最新进展。

毕森们选择的时机实在不巧,恰好赶上了高原盛夏的山洪泛滥之季。费尽周折,才跨越了渭水、泾河,却又几度被阻拦在洛河两岸。

从三原通往甘泉的黄土路上,车子屡屡陷入泥泞不堪的山道,一筹莫展,靠着从附近村庄里找来的十余个农民肩扛背抬,才把垂暮老骥从泥潭里救出,让它再次发出微弱的喘息声。

也曾遇到过千钧一发的关头,在塌方造成的断崖旁,岌岌可危,命悬一线。幸好有埃菲·希尔这个胆大心细、镇定自若的老把式操控,才一寸一寸挪动着,带领众人,与死神擦肩而过。

辗转四天三夜之后,毕森们才终于在622日的黄昏,眺望到落日余晖映照下的宝塔山。

......

(全文刊于《当代》2019年第4期 责任编辑:孔令燕)

作者简介

李彦,北京人。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长期致力于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及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主要作品有: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红浮萍》),Lily in the Snow(《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作品集《不远万里》、Rediscovering Norman Bethune(《重读白求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