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文学

 饶芃子 

海外华文文学是指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华人用汉语书写的文学作品,这是一种具有跨文化特色的世界性汉语文学现象。

中国人移居海外有着漫长的历史,在中国古代,自汉代始,由于战乱、大规模的灾荒,或是商业上的交往,几乎每个朝代均有中国人迁居海外。明清两代还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移民。20世纪以来中国移民的数量更是前所未有,尤其是闽粤沿海一带,地少人多,水旱频仍,每年都有大批破产农民,到南洋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有近千万中国人背井离乡,移居到世界各地。20世纪中叶,海外的中国劳工已超过三千万人。近半个世纪,中国台湾、香港、大陆三地区有大量留学生、专业人士移居西方各国,与早期移民多为劳工相比,这一时期的移民,从事商业活动和知识分子的比例不断上升。中国人移居海外,不仅给世界各地带去了中华文化,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写作述说自己在异域生活的经历和体验,这些生活在中国以外具有汉语书写能力的华人,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共同建构了另一类的华文文学,是一种和中国本土作家创作不同的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它在世界各国的诞生与发展,均与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早的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迟的也有二、三十年。而它在中国学界被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却只有三十年。我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在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从“台港文学热”中引发出来的[①]。国内第一篇涉及和介绍海外华文文学的文章,是1979年《花城》创刊号上发表曾敏之撰写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同年,《上海文学》、《当代》、《长江》、《清风》、《新苑》、《收获》、《安徽文学》等杂志,先后刊登了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李黎等多位海外华文作家的14篇作品,其中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在北京大型文学杂志《当代》发表后,因其独特、深邃的内涵和精美的艺术手法,在文坛和读者中有强烈反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②]。1986年在深圳大学召开“第三届台港文学讨论会”时,因与会者有不少来自美国和东南亚的作家、学者,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中有15篇是讨论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有美籍华人学者对原先会议名称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文学,与中国的台港地区文学不同,研讨会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讨论会”[③],这是“海外华文文学”首次在国内学坛命名。此后,海外华文文学逐步进入大陆研究者的视阈。1993年,在江西庐山由南昌大学承办的第六届研讨会上,学者们有感于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升温,许多国家先后成立了华文文学机构,汉语文学在世界上已形成一个体系,是一种跨国别的语种文学,大家一致同意将研讨会名称更改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但从学术的进程看,早期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主要是美国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欧洲华文文学、加拿大华文文学、东北亚华文文学、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也备受关注。现在,新西兰华文文学、中亚东干族的汉语文学等也为学者所注意,已有一些相关的文学评论和学术论文发表。特别要指出的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不少学者已进入到对这一领域的总体研究和理论探讨。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在大陆学界的兴起与发展,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从已经发表的大量论文和数以百计的学术著作看,大体可分为六大类:一是作家、作品论(含作家评传);二是各地区、国别的华文文学概论和专论;三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各种专著(如文化身份、女性写作、新移民文学、文化母题等);四是各种论文集,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历届国际研讨会已出版的十五本论文集;五是地区或国别的华文文学史;六是教材,以及与教材配套的文学作品选。此外,还有少量的辞书和译作。30年来,这一领域有了自己全国性的学术机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国内举办过十六届全国/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三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两届“海内外华文文学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两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还先后举办了三届“世界华文文学教学研讨会”,两期“世界华文文学高级教师进修班”。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已进入大学课堂,国内有70多所大学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不少大学还招收这一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2009年暨南大学成功申报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于2010年3月在广州举办“海外华文文学与诗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现在国内学坛已拥有一支数量相当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这一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的新兴文学研究领域,正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学术意义的文学学科,在国内外学界备受关注。

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学界兴起以来,通过与世界各地区、国家不同形式的“对话”,交流、互动,经历了自己的初创期、拓展期,到世纪之交,步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即具有学科形态的研究。从已经取得的成果及其影响看,这一领域兴起的意义,不仅在于有了许多学术著作和论文,已具有一个学科的基础和形态,更重要的是:它从整体上改变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格局,它不再只是中国以外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学,它们之间也不是孤立的文学空间或流程,而是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一种汉语文学,并且与中国本土文学互动,共同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但由于海外各个国家的华文文学,已有各种不同民族文化元素的介入,具有与本土文学的多种不同特点;各个地区、国家的华文文学也因介入的民族文化元素不一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为了进一步在理论上探讨、认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以及它在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和价值,如何做到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去对这个具有多种中外文化混溶的汉语文学“世界”,进行一种学术性的文学追问、诠释和建构,还是一个有待开拓和深化的重要课题。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世界性和民族性交汇的特殊汉语文学空间,也可以说,是一种用汉语写作的“混血”文学。作为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一种特殊的汉语文学形态,它既不同于中国本土文学,也有别于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主流文学。海外华文作家身处世界各地,都是在他种民族文化包围下用汉语写作,文学中表现的是各个国家、地区华人独特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当中有中华文化与各种不同民族文化的重叠和交汇,也有不同文化之间交织过程的种种纠葛,具有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审美形态,有它自身的活力和张力。在这个特殊的华文文学空间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也有与“他者”文化对话之后产生的文化“变异”现象。

人是文化的载体,汉语是华族文化的“家”。移居海外的华文作家,离开本土,无论生存状态如何,文化意识、思维方式、心理素质仍然是中国式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离开真正家园的裂痕,面对异国他乡的人事或时空,会有或强或弱的隔阂。一旦有条件,这种源自本土的族群意识就会冲破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许多海外华文作家在异域里坚持用汉语进行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构建心灵家园的努力。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中华文化的执着,使其与本土文学之间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但这种建基于海外生活经验之上的“文化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当中已有着与居住国千丝万缕的异质文化联系。在他们的作品里,中华文化更多的是一种对故土的缅怀,一种超越时空的记忆,一种对于“文化中国”的渴求与向往。“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是海外学者杜维明提出来的,他在《文化中国:边缘中心论》、《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精神资源的开发》等文中认为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结构,社会组织,也是一个文化理念。事实上,对于众多华文作家来说,中华文化不是地界,而在他们心里。就其整体而言,海外华文作家在各个国家的生活、创作,文化上是一直处在“混溶性”之中的,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华族文化的“根性”,在文学中的表现也不是凝固、静止的,常常会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形成它的“变异体”[④]。因此,研究者在面对它时,就不能仅仅从传统“中华文化”的角度去认知它,把他们作品中的外族文化因素看成是完全被动受影响的,而是他们在新的生活环境里面对问题和困境创造出来的结果,如能把它放在世界多元文化视野中分析,展现其中外“混溶”独特的文化形态和艺术思考,我们就会有一种新的感觉、体验和认知。

由于许多海外华文作家,是在中国接受教育之后才移居国外,其创作的文化源头当然是华族文化,他们的艺术思维方式和感情表达方式,他们的创作方法、语言词汇和表现方法等,都不无“唐人”这条“根”,但移民之后他们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在与异族文化碰撞和交汇中,又融入了“非中国元素”,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华文化是能够与他种文化交流、互动,又能承传和发扬本民族特色,以民族文化的“生命活态”,参与到人类文化的发展大潮之中。研究者在面对这个群体时,就要去发现它那隐含在形象当中的各种“非中国元素”,也就是那些交融于其中的各种各样的“世界性因素”,以“跨文化视野”观察、分析这些含有多元文化元素的“新文本”,展示它如何从华族文化“原发性文明”的承传中,在不同时空与接触到的异质文化相遇、融合,从而形成各种“新文本”的不同特征。在各个国家的华文文学中,中华文化的底蕴和异质文化的内部组成及其形成的文学特征,是各式各样的,因而存在着多种形态的“多元复合”的内部结构,研究者如能从上述所说的跨文化“变异体”的视角,通过对各地区、国家优秀(或有代表性)文本的具体细读方法,分析、揭示文学文本中所表现的新观念、新范式,以及异质文化进入主体文化的途径与轨迹,探究这种新的“文学文本”生成的“过程”,追索文本成型过程中溶入的新质素,就有可能把握海外华文文学内部更加真实的文化、艺术、美学的逻辑。

笔者认为,面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文化上这种“多元复合”的文学形态,要深入探究、阐明它作为一种新的汉语文学的若干特质,下列三个方面的努力是不可免的:第一,研究者要有一种宏大的学术视野,也就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跨文化视野;第二,要把这一领域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作为“客体”对象进行研究,探讨其成为这样一种文学形态的文本内部的艺术逻辑,并根据自己的阅读和感知,作出具体的解读和理论概括;第三,由于这一领域的文学文本是多元文化元素与华族文化各种复合的产物,故要注意到各个文本创作“特定时空”的文化语境。所谓“特定时空”,就是作者所生活的环境。研究者要去了解、贴近、体验和感悟作者创作时的文化氛围,包括那个“时空”有关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各种元素,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所述所论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文化语境,应包括三个层面的文化元素:第一层面是社会文化语境,即特定时空里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习惯、心理形态、价值观等;第二层面是认知的文化语境,即作家自己的生存状态、文化取向、认知心理、认知程度和途径;第三层面是作品中形成的交互混溶的“文化场”,“文化场”中作者所感知的生活,以及其如何以形象化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研究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拓展了本民族原来的文化、文学形态,展现其因异质文化的渗入而产生本民族文化在承传中的“变异”,并通过对作家文化身份的探究和作品的分析,特别是对这一领域出现的文化、文学新因素的思考,认识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

海外华文作家由于居住的地区、国家不同,身份认同有别,所处的异质文化语境不一样,就形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性。

海外华文作家在异国他乡生活、创作,他们的文学作品是植根于海外生活之上,他们以文学性的感受和体验承载着中外文化的差异性,而差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造就了海外华文文学文化上的多元性,这是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一个突出特征。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华文作家,他们文化身份的构成,主要是由他们所生长和后来生活的国家、地区文化生态与社会思想所决定,作为“离散”群体的华文作家,他们四处落地生根、生长,身上承载中外文化的“混溶”已从两重性发展为多元化。同是东南亚地区的华文作家,新加坡的华文作家与泰国的华文作家在文化、政治认同上就有极大的差异;同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主要接受英文教育还是华文教育,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文化上交互混溶的程度也不一样。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新加坡华文作家、学者王润华第一次来中国,就惊讶自己与中国人的文化意识有许多不同,虽然他自感内心上认同中华文化之处甚多。[⑤]

如上所说,汉语是华族文化的“家”,但语言本身也是动态、发展的。海外华文作家,由于居住地与文化语境的改变,为了准确、形象地书写域外的生活经验与自然环境,更恰当贴切地去表现他们在异域的生活,展现居住地人与人的关系,就需要重构汉语的性能,以便能具体生动地表达当地华人的生存状态、文化思想,真实地承载他们在新土地上的生活经验。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吴进(杜运燮)在用华文写作时,就大胆改变原先汉语使用上的某些规则。[⑥]为此,王润华曾经倡导要“把世界华文文学与它所产生的国家和土地、文化属性、政治认同相联系起来分析”,他还引用杜维明的话说:海外的华人是“改变中的华人”[⑦]。我们读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就常常发现:当中有世界各个国家华人反映居住地社会习俗或现象的词语,以东南亚地区为例,菲律宾华文作家的作品中,就经常出现“番仔婆”、“出世仔”这样的名词,前者是指菲律宾女人,后者是指中非混血儿。而马来西亚的作品中,却常按当地习惯,将中国与马来西亚烹饪结合的食物,称为“娘惹菜肴”。这些不同国家华人区的“地区词”,具有地区、文化的色彩,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呈现出来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多元化,各有其独特的内涵和语言个性,这就需要研究者从新的文化角度去认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曾在多篇论文中倡导将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比较方法运用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⑧],在2000年撰写的《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一文里,还就如何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引进比较文学多维比较方法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说:“既可以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作比较,研究其传播、影响和在各个不同国家、地区延伸、发展的状态,探索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脉络,以及与不同民族文化接触、变异和被认同的程度;也可以将中国本土以外各个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不同国别、地区华文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模式、风格、文学语言的演变史,研究他们如何在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这种蜕变;还可以将一个国家、地区不同时期、性别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华人作家群进行比较,探索他们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创作状况,特别是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碰撞,或同其他非主流文化的接触中,对本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以及作出怎样的文学反映与选择,探求其异同。通过这种多维的比较,从总体上更深、更广地认识、把握这一特殊空间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把这些植根于海外生活经验的文学转化为一种域外汉语诗学,进一步去促进其未来的发展”。[⑨]这些,在学界都曾引起同行的关注和回应。但由于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华人离散群体,而华文离散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又形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多元化和丰富性,为了从整体上进一步认识、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和文化上的意义,我们还必须寻找和采用更多的诠释理论与方法来对这个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进行解读。

从学术上看,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应是中外文化“对话”研究的一种新的理论视野。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就一直在讨论“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事实上,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渠道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主动与各种文化“对话”,而海外华文作家处在华族文化向世界各地移动,跟异族文化接触的最前沿,海外华文文学正是海外华文作家和世界各种文化“对话”的结果,是中华文化与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交汇的结晶。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独特文化文学现象,已为20世纪汉语文学开拓了新的篇章;也在某些方面对我国传统文学起到既补充又促进的作用,从一个方面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和中外文化的交汇、互动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了深入探讨其这方面的意义,我们就要去面对和诠释这一领域千姿百态的文化文学模式:一是要探究各地区的华文作家是处在什么样的文化语境中创作,接受了哪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而创作出一种别样的华文文学作品?二是要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分析、阐明本民族的文化文学基因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被“改造”了,以自身的独特面貌加入到世界文学的行列,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个体的精神劳动,任何一位华文作家,无论他(她)身置何方,都不可能在文化真空里进行,他们在创作过程,必然会大量调动起长期积淀在意识深层的文化信息,包括在本土和域外的人生经验和阅读信息,域外的现实生活与感受或许成为他们感情爆发的引线、具体故事情节的基础,但对于一个有文化积淀和艺术创造力的作家而言,他笔下的艺术形象必然是由中外许许多多文化信息共同熔铸而成的。所以面对各种各样的海外华文文学,如何从跨文化和“互文性”角度去解读和探讨,展现其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进程中的特殊意义,同样是当今这一领域学者需要去深入研究的。

综上所述,本文着重讨论的是如何认识、探讨多元文化语境下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和意义问题。对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产品,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位置,与世界文化、文学的联系,其在世界文学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生命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文学传播与扩散的丰富状态,尚未正面涉及,而这些方面学术的空间还很大,笔者期待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一领域,以一种更为开放的世界视野和文学观念,将其作为凝聚人类共同智慧的精神产品解读、诠释、研究。

注释:


[①] 见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兴起及其意义》,载《华文文学》2008年第3期。

[②]白先勇是台湾旅美作家,他于1963年赴美,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写于1965年,是白先勇在美国创作的,应属于美华文学,或旅美留学生文学。但因小说的题材取自台湾社会生活,而且首先刊登在1965年台湾《现代文学》第24期,学界同人把它看成台湾文学,并由此引起了对台湾文学的关注。

[③] 此前,1982年和1984年,曾先后在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召开第一、二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讨论对象都是台港文学,同①。

[④] “变异体”,原是生命科学范畴内的概念,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将其用于日本文学研究,用它来说明“多元文化语境”中构成的“文学文本”,参见严绍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笔者在此处使用他所构建的这个概念。

[⑤] 王润华:《文化属性和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新模式》,见饶芃子主编:《流散与回望》,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第22页。

[⑥] 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北万卷楼2004年,第443—461页。

[⑦] 同①,第24-25页。

[⑧] 见饶芃子论文集:《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⑨] 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载王列耀主编:《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