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望”“乡”之路

王列耀

一、有关的基本词语和主要概念

目前,学术界不仅对华侨文学、华人文学等概念有诸多的说法;而且,对华侨、华人、华裔等基本词语,也有诸多的用法与阐释。故而,在论题展开之前,有必要先对本文将要涉及的基本词语和主要概念作一些清理和界定。

1、本文所谓的东南亚土生华人、华侨、华人、华裔

对东南亚土生华人、华侨、华人、华裔这几个基本词语的理解,至为重要。因为对这一组基本词语的理解,既决定着我们对创作主体的认定和认识,也决定着我们对东南亚华侨文学、华人文学等概念的认识和认定。

东南亚土生华人,是指20世纪中期以前已经在东南亚生活与繁衍了数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同化于当地社会的早期土生华人。他们有着较为明显的特征:既有来自父系的华人血统,也有来自母系的当地居民血统;既从出生于中国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中国的风俗习惯,也从当地母亲那里承受了当地的文化与习俗;拥有倔强、勤劳和聪明的性格,并且崇尚教育和忠诚;与中国的联系不多,已溶于当地社会之中;社会地位处在统治者和原住民之间。

东南亚华侨,是指侨居在东南亚而仍然保持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包括四个要素:①中华民族成分的要素。即具有广义的中华民族血统及其民族共同特征的人(民族成分)。”“②侨居海外的要素。主要是以经济、谋生为目的的海外侨民”;“③中国国籍继续保持的要素。这是法的概念,是区别于外籍华人或外籍华族的根本依据。”“④具有中华意识的要素。整体而言,华侨是一个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移民群体。”就个体而论,应该是具有“华侨意识的人才能称为华侨”。[1]

实际上,这四个要素,也是东南亚华侨的主要特性。尤其是其中侨居国外而保持着中国国籍、保持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这两个特性,使他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与其他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群体保持着较大的差异。

东南亚华人,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有着指涉整体与部分的差别。

从广义上看,东南亚华人是泛指在东南亚历史与现实中,“具有广义的中华民族成分的人”。这里,所谓的“中华民族成分”,起码是包括了血统因素、文化与民族认同等含义。简单的说,就是不论是完全、部分或者少部分“具有中国血统”、认同中华文化、认同自己华人身份的人,我们都将其称为华人。如曹云华指出:“怎么样来辨别一个人是否是华人呢?根据目前东南亚华人的具体情况,单纯从外表上、血统上、语言上或宗教信仰等方面都难以确认,唯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根据这个人的民族心理,即他本人的民族认同,他认为自己是华人,那么,他就是华人。作为东南亚的华人,这个提法包含了三层意思,首先,从国籍和政治认同的角度看,他是东南亚人,如泰国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等等;其次,从民族认同的角度看,他是华族移民的后裔,或者具有华人血统;再次,是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他在文化方面仍然保留了华人的许多特色。”[2]所以,广义的“东南亚华人”,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既包括“东南亚华侨”和狭义的“东南亚华人”;也包括在狭义的“东南亚华人”概念尚未出现之前,与“东南亚华侨”概念相对应的“东南亚土生华人”――即居留在荷、英等殖民政权管制下的东南亚、与中国已经基本上失去联系,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中华民族成分”的人。

从狭义上看,东南亚华人是特指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在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具有中国血统的所在国国民;即“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国民”——“取得了外国籍而丧失了中国籍的具有中华民族成分的人”;“华人这个新概念,是用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华裔公民”;“在过去几百年中,这些华裔大多数是侨居者,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这些侨居华人变成当地公民的过程,却是一种新颖的,也是重要的历史现象。”[3]所以,狭义的“东南亚华人”,是广义的“东南亚华人”中的一部分;他们都是由东南亚华侨演变而来。狭义的“东南亚华人”的概念,是与“东南亚华侨”等概念相平行的属于第二层次的概念。

东南亚华裔,是指在居住国出生,并且拥有居住国国籍的华人。由于他们都是华人移民的后代,在居住国土生土长,因而往往是华人中“当地化程度更深者” [4]

2、本文所谓的东南亚华人文学

本文“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概念,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指涉整体与部分之分。

广义的或者说是指涉整体的东南亚华人文学,是指在东南亚历史与现实中,“具有广义的中华民族成分的人”――不论是完全、部分或者少部分“具有中国血统”、认同中华文化、认同自己华人身份的人的文学创作。所以,既包括“东南亚华侨文学”、狭义的“东南亚华人文学”和“东南亚华裔文学”;也包括由“东南亚华人”用汉语之外的语言――本地语言、殖民语言等进行的创作;如“东南亚土生华人文学”等。也就是说,广义的东南亚华人文学,强调创作主体是否为广义的“东南亚华人”。只要是广义的东南亚华人的创作,不论是用中文,还是“用‘外语’发出的声音”,都应该归为东南亚华人文学。

东南亚与北美的华人写作,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东南亚华人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个地区的华人作品有三类:最早是那些用本地语言写的作品,比如越南语、泰语和马来语(或者称中式马来语,以区别后来成为官方语言的马来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第二类是用殖民语言创作的作品,特别是菲律宾群岛上的西班牙语和英语作品,和英属马来亚(英属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国家)中的英语作品。但他们没有作为华人写作而得到发展。”“由于缺乏读者,它们没有发展起来。”“第三类作品的后面有很长而且很有戏剧性的故事。这些中文作品是随着19世纪末中文报纸的到来而出现的。”所以,汉语之外的华人写作,可能时间不长、流传不广;但是,在整个东南亚华人文学中有着明显的特点与意义。

采用广义的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概念,就是试图能够对东南亚华人文学特殊的历史性、多样性、复杂性,进行一种较为深入的理解和叙事。

狭义的或者说是指涉部分的东南亚华人文学,生成于20世纪50至70年代前后。这是因为出于种种考虑,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侨,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成为了东南亚华人。东南亚国家的华侨社会,也开始转型为华人社会。随着华人作家国别身份的转换,东南亚华人文学已经分属于了所在国文学,而不再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支流。

在这个意义上,狭义的东南亚华人文学,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发展途中因创作主体身份变化,出现的一次较具规模的转型。但是,由于作家身份意识在转换中的复杂、模糊、矛盾――国籍属于东南亚,精神属于“文化中国”;又使得本次转型在整个东南亚华人文学发展中,具有过渡性――是创作主体对身份意识的思考由被动逐步转向主动,由个体性思考逐步转向整体性思考的调整与过渡。

采用狭义的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概念,就是试图能够对这种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转型与过渡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一种较为深入的理解和叙事。

二、东南亚华人文学的隔海之“望”

东南亚国家为数众多,华人文学也各有千秋。本文仅选择隔海与中国遥遥相望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文学为例――探讨何为他们所“望”,尤其是何为他们所“望”之“乡”。

作为东南亚华人,不论是土生华人、华侨、华人、华裔,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对自己具有的华人血统与华人传统的认同。正是在这个共同的“具有”基础之上的“认同”,使得东南亚华人,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空,却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想象:对自己血统与传统的发源地――隔着南中国海的中国,作为“乡”的想象。而且,这种想象有如大江东去,坚韧不拔;又如天马行空,时有意外、时有创造。日本学者荒井茂夫认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史上的波折主要是由对中国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所造成的。”[5]应该说,东南亚华人文学或者华文文学史上的许多“波折”,确实与东南亚华人想象中国的姿态有关;同时,也有许多“波折”,直至重大“波折”,与东南亚华人本身想象中国的姿态,甚至是否想象中国,关系并不太大。但是,荒井茂夫也算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提醒我们,在他们看来,东南亚华人文学把中国作为“乡”来想象的坚韧性与严重性。

东南亚华人的望乡之“望”,归根结底又是他们对自身现在的身份与未来的身份的探望与期望,或者说,是对他们与身份有关的心灵状态的一种探望。正像王庚武所说:“对于以海外华人身份写作的人来说,每一个自我的内部都存在与地方社区、环境以及对中国的想象(包括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学传统的有意识借用)有关的不同层次。存在着一种与入籍国家的过去以及传统中国的过去保持连续性的更深的意识,这种意识有助于形成每个作家为自己选择的身份认同。”[6]所以,东南亚的华人写作中的望乡之“望”,既具有客观性,更具有想象性:在可以客观之时就客观,在需要想象时就想象;甚至,在需要“原创”之时,就“原创”。有理由这样说:东南亚华人写作,之所以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力量与影响,并且获得生命力,不在于它的炒作与被炒作,不在于它的研究与被研究,更不在于它的商业价值;而主要就在于它持之以恒地具有“望乡”的冲动――在于它这种既立足于现实又瞩目于未来、既具有客观又具有“原创”意味的“望乡”之动能与动向。

三、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所“望”之“乡”

作为东南亚华人,不论是土生华人、华侨、华人、华裔,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对自己具有的华人血统与华人传统的认同。也就是说,不论是完全、部分或者少部分具有中国血统、认同中华文化、认同自己华人身份的人,我们都将其称为华人。同时,也正是因为,都是“具有” 与“认同”,却又存在着“完全、部分或者少部分”的差异;所以,都是东南亚华人,就有了,或者说,却有了土生华人、华侨、华人与华裔之分别;也就有了东南亚土生华人文学、华侨文学、华人文学与华裔文学之分别;与之同时,也就有了东南亚华人文学所“望”的不同之“乡”。

东南亚土生华人文学所“望”之“乡”,是一个与传统中国和现实中国都有着较大差距的想象之乡、创造之乡。

在东南亚华人中,东南亚土生华人所遗传和承传的中国血统与传统都较为“稀薄”。他们作为“双文化人”,成为华人社会中“比较特殊的一个次群体” [7],也成为殖民地社会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为了保持自己特殊的地位、利益、文化,东南亚土生华人有必要,也必须对欲回而又难回的“远乡”――中国,进行概括、想象和表现;否则,原有的“记忆”将会日渐稀薄,甚至枯竭。流行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中期的印尼土生华人文学,就是土生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性――在文化上既不同于印度尼西亚人,也有别于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太像印度尼西亚人,作为印度尼西亚人则又太像中国人”[8]――而诞生与发展的。

在这样的背景与语境中,改变“与中国的联系不多”的状况,努力寻找、发挥与想象日见稀薄的“中国传统”与“血统”,进而了解与明确自己,便自然地成为了土生华人创作的重要内容与使命。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譬如语言的限制――大多数土生华人失去了使用华语、华文的能力,有时候,只好到西方人的中国叙事中去了解中国。因此,经过了千辛万苦,印尼土生华人作家在自己的“望乡”之旅中,走出的却是:从转手“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到“重写”记忆中“情爱的中国”,再到打造与展现自己想象中的“中国”这样一条曲径。换句话说,他们试图接近也逐渐接近过中国;但是,到最后,大部分人所“望”与所近之“乡”,还只是是一个与传统中国和现实中国都有着较大差距的想象之乡、创造之乡――是他们认为、想象,甚至是他们创造的“中国”――“远乡”。

东南亚华侨文学所“望”之“乡”,主要是一个赋予了他们童年与亲情,生命与人格,既是家又是国的实体之乡、召唤之乡。

东南亚华侨,多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移民。在东南亚华人中,他们是保持着最鲜明的“中国人”特征的群体。虽然,“华侨社会主要是由梦想早日发财致富以便衣锦还乡的外出打工者组成的,它以经济为生活的重心。”[9]然而,东南亚华侨不像土生华人文盲的“父辈”只知道“经济”;他们还带来并且传播着“文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到达并侨居东南亚的“老移民”及其20世纪60—80年代到达东南亚的新移民中,已经有了像邱菽园这样在中国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的传统型知识分子,像谢馨这样在中国台湾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而且,还有了许许多多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中小学生,直至旧时代的秀才,新时代的大学生。也就是说,东南亚华侨社会有了自己的在中国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

东南亚华侨文学,不是东南亚华侨社会生活的重心;但是,以自己的知识阶层作为核心的东南亚华侨文学,可以成为,事实上也已经成为了东南亚华侨社会演绎、强化、实践他们还“乡”之“梦想”的重要舞台,成为了他们演绎、强化、回归他们“梦想”之“乡”的重要舞台。

就“望”而言,东南亚华侨文学主要是以“挚爱”、“效忠”作为情感的主线;就“乡”而论,指涉的就是赋予了他们生命、童年与亲情的儿时之乡,和赋予了他们人格、身份、尊严的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与语境中,东南亚华侨文学对所“望”之“乡”的叙事,既是对作家自己的童年与亲情、生命与人格的叙事,也是对赋予了他们童年与亲情,生命与人格的“家”与“国”的叙事。邱菽园的“流寓异乡、心属故乡、兼照两地、华化在地”,表述的也正是东南亚华侨文学“望”“乡”叙事的心路历程。

在这个意义上,东南亚华侨文学的“望”“乡”叙事,既是对东南亚土生华人文学“望”“乡”叙事的一个反拨,也是为了确立与强化华侨文学主体身份的一种“主观”叙事。我们既可以把东南亚华侨文学看作东南亚华人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它视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一种存在方式――“一个分支”。

狭义的东南亚华人文学所“望”之“乡”,是由给予了他们生命、童年、亲情、事业与政治身份的祖国――入籍国,以及赋予了他们血统与文化身份的故国――中国构成的二元之乡。

20世纪50至70年代前后,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侨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成为了东南亚华人。从总体上看,“华人社会则是多元的,活跃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加强与居住国的融合程度。从前者到后者的变化,是巨大的变化,也是土著化的进程。”[10]然而,这种“融合”和“土著化的进程”,又是一个反复振荡、充满矛盾的缓慢的过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华人并非主动,而是被迫入籍,甚至是身入心未入――在政治方面认同和效忠入籍国,在文化方面仍然认同与坚持来自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传统;也就是,国籍属于东南亚,精神属于“文化中国”。

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二重性,导致了狭义的东南亚华人文学所“望”之“乡”的分裂:东南亚的岛与村、镇与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唯一的“故乡”,承载着作家的童年和亲情;作家所在的“新兴国家”,成为了他们唯一的祖国,承载着他们的事业和生命。但是,文化中国――具有“原根”意味的中国传统与文化,仍然是华人作家的心灵与精神的归依与“故乡”。正如林俊欣所说:“对我而言,回家是一个必然,背井离乡后的必然结果。……心中一个国家、一个故乡。”[11]又如钟怡雯指出:“相对于曾经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祖父或父亲辈,马来西亚第二代、第三代华人最直接的中国经验,就是到中国大陆去旅行或探亲……他们不像出生于中国的祖先想回到那块土地,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在生活习惯上已深深本土化,其实已具备多重认同的身份,他们所认同的中国,纯粹是以文化中国的形式而存在。”[12]

东南亚华侨文学时期的乡愁,多以一种相同的指向出现:吟唱漂泊游子的孤独与苦闷;“故乡”一词,主要指向作家国籍所在与心灵所依的祖国――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故乡”也就是“故国”,“乡愁”也是“国愁”;“乡”与“国”具有重合性、一体性。东南亚华人文学时期的乡愁,则多以一种双向的方式出现:吟唱自己离开童年的“岛与村、镇与城”之后或者自己出国之后的漂泊、思绪与苦闷;吟唱自己文化失根、文化思家的彷徨与苦闷。东南亚华侨文学时期的乡愁,可以理解为自然、真诚与嘈杂、造作的对抗,理解为自我放逐与放逐的抗衡;是作家的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诗学的立场。东南亚华人文学的乡愁,可以理解为“身在之国”与“魂在之国”或称“灵在之国”的分离。国与乡的涵意,变得暧昧甚至分离,常常是在政治的层面上指向入籍国――经验或者经历中的故乡,在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指向“我已去”或“已去我”的“故乡”:中国――意念中的故乡。

归结起来,狭义的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望”“乡”叙事,可以说,是对东南亚华侨文学“望”“乡”叙事的再次反拨。狭义的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所“望”之“乡”,尽管具有二元性、过渡性、模糊性;但是,非常明确的是,它已经不再属于中国文学的海外“叙事”;已经以过渡的方式,走向了东南亚文学的“在地”“叙事”。

东南亚华裔文学所“望”之“乡”,是一个新的一体化之“乡”:由给予了他们生命、童年、亲情、事业与政治身份的祖国,以及他们正在追寻、建构的国家文化框架中的华族文化,所构成的实体性与精神性二者合一的“故乡”。

东南亚华裔文学的浪潮,涌动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后期,渐起波澜。作为在居住国出生,拥有居住国国籍的第三代、第四代,甚至有些还是第五代华人;他们不再像狭义的“东南亚华人”那样期望“两栖”,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所在国的一个民族――华族中的一员;自觉地要求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统一,要求能够较好地融入“在地”。他们试图以新的态势面对和处理一些特殊的事情:如在“同化”(assimilation)与“融合”(integration)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重新调整与“祖国”――所在国和“祖籍国”――中国的关系;从而建构一种属于这个族群的新文化:既不被所在国文化完全同化,也不是他们认为的“中国文化的旁枝末节”;既要广泛吸纳东南亚社会各种非华人的价值观,以争取合法地、长久地生存下来;又要保持基本的华人文化认同,以确保在多元民族文化中独特的“华”性特征。正如王庚武所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为各自的中文社区而用中文写作的,并不是作为中国公民而写,也没有必要针对中国的读者而写。其他一些以华人身份写作的作家,则用英语或其他语言,向更加广泛的非中国读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还有一些作家,尤其是不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探索了一种作为华人效忠正在为建立国家而奋斗的入籍国的新感受,或者强调他们必须重新确立自己作为华裔或者华裔国民的身份。”[13]

与这种主动选择、调整的要求相适应,“中国”在东南亚华裔文学的“望乡”叙事中,不再被视作华裔自己的故乡,而已经演化为华裔祖辈的“原乡”。这个“原乡”,曾经存在于祖辈们成长的经验与历史里,属于祖辈的记忆图象;现在已经虚化为一个“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名字”[14]。这个“原乡”,具有“神话”的意味,“在本质上意味着乐园形式的家乡”[15]。这个“原乡”,作为一个抽象的历史背影,再难以承担得起遥远的乡愁,更多的是留作为一种见证:见证他们的祖辈从安土重迁的中国出走海外而至漂泊南洋的辛酸,也见证着他们在融入“在地”遭遇坎坷与挫折时的迷茫。

与之同时,“文化中国” 也受到种种新的审视:他们对中国文学传统作了 “远”与“近” 的划分;采取的主要策略即为“舍近求远”――既要与中国新文学拉开距离,抗拒所谓大中原中心文化的影响,强调华族文学的国籍归属;又要从中华五千年来的历史、文化、艺术积淀中汲取营养,以使华族文学区别于马来西亚其他民族文学。所以,所谓“舍近”之“近”,主要指的是中国“五四”新文学传统。因而,既要要求“重审”中国经典,也要要求“重审”马华经典;既要要求“重审”经典作家,也要要求“重审”经典作品。所谓“求远”之“远”,指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辉煌文明和悠久的历史积累,仍然被认为是巨大的资源深井;应该为海外华人世代所求、所用。

四、东南亚华人文学的“乡”与“路”

在经历了百多年的追求与抉择后,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所“望”之“乡”,给人一个由虚到实,又由实到虚;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的观感。然而,此“虚”不同于彼“虚”,此“远”也不同于彼“远”。如果说,土生华人文学的所“望”、之“乡”,是“忘却”前的一种“回光返照”的话;华裔文学的所望之“乡”,就应该是“坚持”中的一种选择了。正因如此,东南亚土生华人已经逐渐同化到了“在地”之中;东南亚华人则试图抵制同化,他们选择的是融合――要以华族的身份,融合到多民族组成的社会之中。

融合不同于同化,需要自己“给自己贴上华人的标签”――需要一种既虚又实,既近又远的所“望”之“乡”。然而,这种选择,实际上仍然使他们陷入一种“困境”,而且是相伴始终的“困境”。王庚武认为:“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特定的困境,他们每个作家群的困境的来源却是相同的……对海外华人来说,解决问题的出路之一就是回到中国去使压力降到最低。另一种办法就是干脆不当华人,彻底与入籍国同化。但是,只要他们坚持某种华人认同,或者允许其他人以某种方式给自己贴上华人的标签,他们就将继续生活在困境当中。只要他们以华人或者海外华人的身份写作,而不论他们是在东南亚还是北美,困境就不会得到解脱。”[16]曹云华也指出:“可以把东南亚国家当地民族的华人观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对华人的优秀的民族特性有一种历史形成的恐惧感和对本民族在数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无权地位时形成的自卑心理,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制定带有偏见和仇视的华人政策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此外,在华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那种病态的优越感,或者叫大民族沙文主义则从另一方面刺激了东南亚各国当地民族的对华人的恐惧心理,促成各国政府制定和推行对华人带有明显偏见的各项政策。”[17]

因此,东南亚华裔文学的“望乡”之“路”,也仍然是一条崎岖之路、艰辛之路。当地民族的“恐惧感”、“自卑心理”和华人社会“病态的优越感”,都有可能牵动、冲击东南亚华裔文学的“望乡”之“路”。与之同时,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来自“故乡”的情感性话语;也同样可能牵动、冲击东南亚华裔文学的“望乡”之“路”。

在牵挂中行走,在牵扯中摸索;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望乡”之“路”,将依然会以这样的姿态在种种“困境”中不断得到铺陈与展开。

 


[1]蔡苏龙、牛秋实:《“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话语的变迁》,《云梦学刊》,2002年11月。

[2]曹云华:《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第9页。

[3]蔡苏龙、牛秋实:《“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话语的变迁》,《云梦学刊》,2002年11月。

[4]蔡苏龙、牛秋实:《“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话语的变迁》,《云梦学刊》,2002年11月。

[5]荒井茂夫:《试论微型小说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上的定位》,见司马攻主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文集》,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编印1997年5月第一版。

[6]王庚武:《无以解脱的困境?》,《读书》,2004年第10期。

[7]曹云华:《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第366页。

[8]〔新加坡〕列奥•苏里亚迪纳达(廖建裕)著,李学民、陈华等译:《爪哇土生华人政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第3页。

[9]蔡苏龙、牛秋实:《“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话语的变迁》,《云梦学刊》,2002年11月。

[10]蔡苏龙、牛秋实:《“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话语的变迁》,《云梦学刊》,2002年11月。

[11]林俊欣:《背井:感觉与冥思》,载陈大为、钟怡文、胡金伦主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2》,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版。

[12]钟怡文:《从追寻到伪装――马华散文的中国图像》,载陈大为、钟怡文、胡金伦主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2》,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出版。

[13]王庚武:《无以解脱的困境?》,《读书》2004年第10期。

[14]小四:《菲律宾才是我的乡愁》,见《菲华文学(四)》,菲律宾柯俊智文教基金会,1994年9月15日出版。

[15]林幸谦:《狂欢与破碎——原乡神话》、《我及其他》,钟怡雯主编《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台湾:文史哲,1996年3月初版,第26页。

[16]王庚武:《无以解脱的困境?》,《读书》2004年第10期。

[17]曹云华:《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第93页。

 

本文选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

原文刊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