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美国华人移民史的一角

——评黄运基的《唐人街》

熊国华

 华人移民美国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从早期卖猪仔式的劳工移民,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型新移民,华人在美国的待遇与地位有了很大变化,中美两国的关系也由不平等的、敌对的,逐渐转变为比较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如何看待这200多年的华人移民史,如何评价伴随着华人移民而出现的美华文学?这始终是众多海内外专家和学者们所研究的重要课题。美国著名华人作家黄运基在出版了长篇小说《奔流》(沈阳出版社1996年)、《狂潮》(沈阳出版社2003年)和中短篇小说集《旧金山激情岁月》(珠海出版社2004年)之后,又由广州花城出版社推出了散文集《唐人街》(2004年底),为我们对以上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文本。

一、以个人经历印证历史发展

文学与历史都要求叙写生活的真实与本质。历史的写作不能虚构,需要大量的资料和数据作为基础,作者个人的经历在写作中不是特别重要;文学写作允许虚构,但个人的经历、尤其是生活细节的真实,却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仅从个人经历来看,黄运基无疑在美华文学创作中占有先机——祖孙三代华侨,本人在美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在《唐人街》中所写的都是亲身经历的事情,以个人(包括家族)经历印证历史与时代的发展,使这部散文集具有特别真实和厚重的品质。

黄运基在书中自叙:“我的爷爷在他17岁那年当‘契约劳工’,既是我们所理解的‘卖猪仔’来到新大陆建筑中央太平洋铁路。17年后他回国结婚,由于‘排华法案’的执行,使他回不了美国。”(《话说“华侨文学”》)这里的“排华法案”指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的法案。该法案到1884年又作了修订,条款增加到17项,扩大了限制华人移民的范围;1888年再次升级为《斯克特法案》,禁止暂时离境的华工重返美国,把2万多名回中国探亲的华工拒之门外。黄运基的爷爷大概就在这2万名之列。

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当苦力,开矿山、修铁路、垦荒地,对美国西部开发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当美国经济繁荣发展以后,这些华工却成了白人排斥和攻击的对象。由于美国限制华人入境,华人不得不采用一些不正常的方式移民,其中一项是“冒籍”。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火灾,移民局的档案全部被烧毁,很多华人趁机冒认是在美国出生,领得美籍证件。在“法官确定了土生儿孙国籍权利之后,又产生另一种冒籍手段。美籍华人到中国探亲回来,就向移民局报告生了孩子(通常是男孩)。这样制造了一个移民空额。几年后,居美华人可以转让或出售这些空额及有关口供资料,让其他华人冒籍入境”[1]。既然是冒籍申请移民,就不能再姓原来的姓,必须改姓移民纸上的姓。黄运基的父亲于1924年以卓姓冒籍移民美国,1948年黄运基也同样以卓姓移民美国,所以黄运基中文名姓黄,英文名却姓卓。合法的姓变成不合法,不合法的姓反而变成合法的,这种现象在美籍华人中相当普遍。

到了60年代,美国移民局发起所谓“坦白运动”,要求冒籍的华人移民向政府“坦白”自己是“非法入境”,然后根据情况由移民局重新登记办理移民手续,借机打击迫害华人社会的进步人士和异见分子。1962年,黄运基的父亲迫于压力向移民局“坦白”冒籍,黄运基则拒绝“坦白”,而被警察局以“非法入境罪”逮捕。接着,他父亲被迫在法庭上指证亲生儿子是“非法移民”,结果黄运基被判入狱三个月,监守行为五年。为了维护自己的公民权,他跟美国政府打了十年官司,终于在1974年才获准重新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读着《唐人街》第一辑“岁月留痕”中的系列散文,仿佛跟着作者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而作者的“美国梦”确实是跟中美关系的风雨阴晴连在一起的。黄运基为了寻梦,“15岁随父亲来到‘自由乐土’的美国,却还未踏足这片‘乐土’便失去了‘自由’,像俘虏似的被送进移民局关押起来,等候审问。……就像父亲少年时来美国,被关在没有天使的天使岛上一样”(《失而复得的日记》)。50年代的美国,是极端排华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年代。黄运基在军队服役期间,因为主张美中关系正常化、反对韩战,而被认为是从事“非美”活动,被军事法庭判处“不荣誉退伍”,勒令逐出军队,所有书籍、日记和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手稿都被没收。他顶着巨大压力,长期为中美两国建交而奔走呼吁,与几个朋友发起成立了“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他以一人之力创办了名震一时的《时代报》,在创刊号上报道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破冰之旅”;邓小平访美时,他以《时代报》记者的身份追踪采访,写下了一系列报道和评论;里根总统访华时,他作为美国记者团的成员一起随行采访;1974年他应中国外交部邀请,率领一个美国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国庆25周年庆典;1979年1月1日,他在所有美国华文报纸中首先独家报道: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鉴于黄运基先生在新闻、出版、翻译、创作,以及长期致力美中友好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卓越贡献,美国旧金山市市长威利·布朗代表旧金山市县议会宣布:1998年2月1日为旧金山“黄运基和美华文化人报日”[2]!与早期华人所受到的歧视、虐待和欺辱相比较,这在美国华人移民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

早在50年代初期,黄运基主张美中建交而被认为是“非美”,受到军事法庭审判,被逐出军队;20多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却被认为是打开美中关系大门的“英雄”,历史的发展是多么富有戏剧性。因此,有人认为黄运基的政治观念,比美国总统至少超前了20年。黄运基的荣辱得失,是随美中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他在美国大半生的奋斗历程,充分表现了海外华人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这正是这部书感人至深的地方。

 二、穿透时空的洞察力与概括性

唐人街(Chinatown),也叫中国城、华埠,是华人在国外聚居的地方。早年的美国非常排斥和歧视华人,经常有华人移民遭受白人的欺辱、殴打和枪杀。为了团结起来抵御外辱,华人们便集中住在一起,被挤压在一个狭小的生活范围内,逐渐形成这个用四堵无形的厚墙围住的唐人街。

黄运基笔下的唐人街,不仅描绘了让外国人感到神秘的一面,如:香烛缭绕的庙宇,神圣威严的菩萨、神像,雕栏画栋的中式建筑,武术馆、中医馆、药材店、瓷器店、丝绸铺、中餐馆、麻雀馆,还有逢年过节的鞭炮、春联,敲锣打鼓的舞狮、舞龙,粤曲、京剧,以及叫人感到迷惑的华人称为邑界的地缘性组织、称为姓界的血缘性组织、称为堂界的帮会以及行会等四大类型社团。更重要的是,作者以穿透时空的洞察力剖析了唐人街形成的历史原因,指出“唐人街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在不同的年代,你会在唐人街上看到不同的东西,感受到不同的人性的冷暖”、“唐人街还是美中关系的温度计、晴雨表。五六十年代全美刮起政治冷风期间,整个社会动乱不堪,唐人街也不能幸免。……七十年代,美国要面对现实,主动与中国改善关系,唐人街也像雨过天晴”(《行过都板街》)。这样,唐人街就与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与季节变化,与美中关系,与世界局势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揭示出唐人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在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

丰富的人生阅历,长期从事新闻写作和政治评论,使黄运基的散文没有无病呻吟、鸡零狗碎的毛病,而是有感而发、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对生活具有很强的艺术概括性。《旗》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散文,作者先从“9·11”事件后美国掀起了挂旗热落笔,好像不挂星条旗就不热爱美国一样。接着,又谈到三藩市唐人街的热点问题“易帜”,194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侨社在唐人街的同源会礼堂挂起了五星红旗,当年是“独树一帜”,而且遭到手持棍棒利器的歹徒冲击会场,打伤群众,扯下五星红旗;而现在唐人街绝大多数侨社都降下了青天白日旗,升起了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举行升旗仪式时,美国的市长和其他政要也会应邀出席观礼。作者仅仅在升旗这个问题上,就高度概括了唐人街50多年世态人心的沧桑变化。

《香港的黎明》写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重大历史事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沧桑,那么盛大的交接仪式和欢庆场面,那么多海内外华人和英国人的复杂心态,他竟然只用不到2千字的篇幅就写得洋洋洒洒,隽永传神,妙处横生。作者首先点明香港“回归”是“所有中国人日盼夜望的日子”,描绘了香港各地的欢庆场面,然后抓住交接仪式中最激动人心的降旗和升旗仪式写香港的回归。作者身临其境,“见证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当时香港正下着雨,这雨便具有了象征意义:这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者愁肠寸断、莫可奈何的“泪雨”;同时,这也是“喜雨”,把中华民族百多年来的耻辱洗刷得干干净净!最后,作者以新闻采访的形式向几个人问了同一个问题:“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其中一位女青年说她最想成为1997年7月1日约会黎明先生共进早餐的第一个人。以这么短的篇幅容纳这么重大的历史题材,而且又写得这么充实生动,富于象征意义,确实是举重若轻、挥洒自如,对生活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

他的《四十五年的甘苦》,曾获《人民日报·海外版》为纪念建国四十五周年举办的“祖国和我征文”优秀奖。作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写祖国成立45周年的巨变和成就,表现出“海外的炎黄子孙,魂系中华”的爱国之情,概括性地揭示出“祖国的兴衰,与我们休戚与共”的真切体验,希望中国走上“强国富民”之路,赞颂“中国像个巨人,正在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世界!今日的祖国,是一块生机勃勃的开心地”!

 三、对中西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海外华文文学不同于中国本土文学,就在于它的地域性、民族性、国籍性的多元混杂交融而呈现出来的文学特质。黄运基祖孙三代华侨,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他女儿和外孙、外孙女在美国出生,只会说粤语,汉字认不太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美国华人家庭。在黄运基身上无疑保留着勤劳、节俭、坚韧、善良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同时也具有冒险、热情、好动、外向等西方文化的性格特征。他跟美国人在一起,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办事行动都是美国作派;跟中国人在一起,他又能说一口标准的粤语和比较标准的普通话,待人接物又很有中国的人情味,是一个兼有中西文化优点而少有其缺点的传奇人物。

黄运基在美国生活了57年,最近10多年来频繁往返于太平洋两岸,差不多每年都回祖国住一两个月。他接触的朋友既有两国的平民、政要,也有文学艺术界的名流、雅士,身处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之中,使他对两国的风俗民情和文化特点都有深刻的了解,因此,在他笔下不乏对中西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如《东西之间》客观地分析了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差异,美国人教育孩子从小要独立,不依赖父母,小时候不喜欢别人叫“小孩子”,但老了又不喜欢别人说他们“老”;中国人教育孩子要听大人和老师的话,要做“乖孩子”,老了就倚老卖老,喜欢别人尊其为“老”;中国人以谦虚为美德,有时谦虚过头显得虚伪,西方却认为做人要自信,要善于表现自己的特长。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甚至在一个家庭两代人的观念上也表现出来:女儿生了儿子,作者便和妻子商量在银行给外孙开设一个教育基金账户,每月存入一笔钱作为外孙将来念书的费用,但女儿女婿在感激之余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孩子18岁以前父母应尽自己的职责,孩子18岁以后就应当对自己的前途负责,做一个自强自立的青年,不应当依赖父母和爷爷辈。

在《太阳·月亮·资本家》中,作者反思自己在50年代“可爱的纯真和可哀的偏激”,在日记中狂热地歌颂“太阳”,人为地贬低“月亮”。因为受当时政治观念的影响,认为当工人光荣,当 “资本家”可耻,甚至不敢买车、买房。《机上即景》从一对中国中年夫妇贪小便宜,在美国乘飞机时偷偷拿走4个塑料杯和4个玻璃杯,联想到国内飞机起飞前手机铃声大作、讲话很大声,落地时飞机还在滑行便一窝蜂站起来拿行李的混乱现象,作者认为这些都是国民素质不高的表现。

在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黄运基也对西方文化进行了严肃的考问。《暴力文化》指出美国的电影、电视、报纸新闻、图书出版、娱乐场所到处充斥着杀人放火、枪战打斗、强奸抢掠的暴力文化,“目前美国民间拥有各种枪支的总数超过2.3亿支,几乎已到人手一枪的地步……美国的卖枪店多过麦当劳汉堡包店”,“当整个社会都处在‘暴力文化’的笼罩下,我们的青少年那原是纯真的心灵都被这种‘暴力文化’所侵蚀时,枪械便成为他们便于拿起的可以杀人的武器,美国校园连续发生的枪杀悲剧与这种‘暴力文化’不无关系”。在《魂断双子楼》中,黄运基在对恐怖分子袭击表现出极为愤慨、对2000多美国公民无辜丧生表示沉痛哀悼的同时,也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反思:“当我们偏袒以色列以暴易暴反恐的同时,我们是不是要冷静理性地反省一下,我们对外面世界的所作所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他呼吁人们“在缅怀逝者期盼冤魂安息的时刻,把眼光看得更远,为未来的世界更美好更和平,点燃希望的烛光”!

吸纳中西文化之长而摒弃两者之短,身处美国而又关心中国和世界的局势及人类命运,使黄运基超越了种族与国籍的界限,能够客观、全面、辨证地看问题,表现出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黄运基的散文倾向于写实风格,忠实于生活的原生状态,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小至身边琐事,大至国际风云,都可用来作为散文的题材,在揭示美国华人生活的历史与现状方面具有独特价值。他既有《漫漫心路七十年》、《香港的黎明》等时空跨度很大、描写重大事件的大手笔,也有《外孙的玩具》、《狱中书简》等从小处落笔、婉约缠绵、亲切感人的小抒情。他的散文,通常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刻见解见长,而不以华丽的语言和多样的技巧取胜。由于多篇文章写到某一个事件,有些细节会有重复之嫌。如果作者不急于把故事像新闻那样简洁地呈现出来,而更多地运用一些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法,作品的美学价值可能会更高。我们期待着“人生七十正壮年”[3]的黄运基先生将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1]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77页。

[2]《美华文化人报》由黄运基创办于1995年2月1日,是美国唯一的华文纯文学双月刊;后于1998年6月改版为杂志型的《美华文学》出版至今,由黄运基任社长。

[3] “人生七十正壮年”是黄运基一篇散文的题目。

 

本文选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

原文刊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