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文学中的“世界公民”形象探析

——以陈霆的长篇小说《漂流北美》为例

陈涵平

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向国人发出“要做世界公民”的号召[1]。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正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和深刻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前景而大胆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要求。就其精神本原来看,这一要求无疑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结果。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地方的、部落的、民族的局限性向真正世界性的历史过渡的客观过程,是一个由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变的过程。与此相适应,社会个人也就是一个从“地域的个人”向“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发展的客观过程。马克思这样预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不断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的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 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一步步印证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当代中国不仅在全球化趋势中参入世界历史的创造,而且中国公民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正由“地域的个人”向“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世界公民逐步转变。因此,产生世界公民的条件渐趋成熟,“世界公民”这一文学形象的出现已成为社会发展规律在中国现代化进入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而对这一结果进行形象诠释的则是北美新华文文学(以下简称美华文学)。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发端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北美新华文文学(也称北美新移民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以自身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甚为吻合的发展历程展示了当代中国人如何从地域的、民族的个体逐步演变为国际的、世界的公民这一复杂过程。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在《北美新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一文中作过初步揭示[3]。笔者认为,二十余年来,大陆中国人向北美的移徙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这一特性自然在相应的北美华文文学创作中得到了体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苏炜、查建英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率先通过自己的创作展示了经历过漫长封闭期的中国人初出国门时的困惑与尴尬。随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几年,周励、曹桂林这些迁徙者则以自己的作品表现出在异域的“传奇性”奋斗经历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与归化。接着,严歌苓、张翎、阎真等作家联袂登上美华文坛,通过较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塑造展现出他们对异质文化碰撞、交融的深层次思考。在经历了上述几个阶段的困惑、挣扎和思索之后,迎接世纪新变的新移民们自然能以更成熟的心态、更宽阔的胸怀、更深邃的目光看待自身的现实境遇和文化环境,于是,“世界公民”形象得以瓜熟蒂落般显现。而较早、较成功地塑造这一形象的作品我以为是陈霆的长篇小说《漂流北美》。

陈霆,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3年赴美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移居加拿大当记者。其间两次独自驾车游历北美大陆,《漂流北美》就是她以自己的这段经历为蓝本创作出来的长篇“游记”小说。小说于1998年9月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时任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的洪天国先生认为该书具有鲜明的新生代特点。他说:“我是属于过去的即将被抛弃的一代,而陈霆是属于未来的开创新纪元的一代。我们只是把中国关闭千百年的沉重大门推开了,而使中国与世界最终完全的联结则在陈霆这代人手中完成。”[4] 那么,《漂流北美》到底在哪些方面体现了“开创新纪元”的文学功绩呢?

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女留学生杨帆两次驱车横贯北美大地的过程。作者给主人公取名“杨帆”,显而易见寄寓“扬帆远航”之意。在这一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作家赋予杨帆一颗不安定的、渴望自由和奔放的心,使她醉心于尽情驰骋、无拘无束的现代生活。在驾车漂流的日子里,新奥尔良潮湿的街道、坏地的千年沉寂、内华达沙漠的浩瀚雄奇、黄石公园的波诡云谲……这些充满着异域情调的奇险风光无不令她兴奋而震撼。一路车行,她还不断遭遇着各色人等:加拿大流浪音乐家布兰恩、越战老军人麦克、黑人富家子弟丹佐、有四个孩子的单身父亲杰夫,还有格林威治村的艺术雅皮、艾滋病患者和同性恋者……美国人、加拿大人、犹太人,白人、黑人,她和他们都相处得如鱼得水,并不时激起阵阵爱的涟漪,她的纯真率直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喜欢。可以说,杨帆漂流北美的过程,既是赏览异域风光的过程,也是体验人生际遇的过程,更是在游历中展现自我追求和自我性格的过程。随着主人公的游踪尽览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着意塑造的这个漂流者形象,和已有的海外华文文学的人物形象相比,有着下列崭新的特质:一是自觉地以“世界公民”来定位自我。小说中主人公跨越国界的纵情游历、超越种族的人生交际,无不显示出她特立独行的一面。正如杨帆自己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喜欢鬼子,喜欢黑人,对同性恋者也没有反感。我和他们用流利的英语进行交谈。我属于中国人,又不属于中国人,在我眼里,大家都是一样的,美国给人提供了一个各族同住的机会”,“这就是我的家,我是一个世界公民。”二是对“文化混杂”(霍米巴巴提出的概念)的热切向往。小说描写主人公对国内单调生活的厌倦,冀望在异域寻找更加丰富的人生。这种躁动而不安分的心实际上是她开放的文化心态的体现。作品细致描述了她对意大利诗人亚当的热恋,杨帆之所以对他如此倾情,是因为她崇拜他的混血!书中这样写道:“‘不纯’是杨帆膜拜的一种宗教,‘不纯’是违背传统的一个个灵魂造成的,‘不纯’的背后是负载血泪的欢快,是一个个不平凡的传奇。”不纯就是超越单一走向混溶,跨过界限走向杂合,是多元文化交错影响的结果,是杨帆最心仪的文化选择。“纯西方的男人和纯东方的女人,都不是最有魅力的。只有都将一条腿跨越出自己的文化之外,才能产生永久的吸引力”。三是对跨界漂流的不懈追求。主人公一年多时间内两次驾车纵贯北美大陆,历尽各种艰难困苦而依然痴迷不已,驱车游历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小说最后对杨帆作了这样的总结:“她走过那么多的城市,……最后发现,最好的、最适合她的、最难忘的地方,还是在路上”,“漂流成了她的生活方式。”[5]

将上述三点综合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叠印出杨帆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开放豁达的文化心理的驱动下,以追求“文化混杂”为重要目标,以跨国漂流为生活方式,最终主动融入全球性生活的世界公民形象。这一形象与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的主人公扶桑(以跪着的方式宽恕洋人的欺凌)、阎真的长篇小说《曾在天涯》中的主人公高力伟(以逃离的方式躲避异质文化的挤压)等形象相比,显然具有更充足的文化自信、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更强大的人文力量。它显示出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文化追求以及跨越种族差别的无边界的人类关怀。这种无边界性实际上是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狭隘性的挑战,是以对人类共性的关注来弥合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来表达对异质文化的理解与尊重,来实现对世界主义的自觉追求。

由此可见,《漂流北美》以具有崭新内蕴的“世界公民”形象预示出北美华文文学新阶段的到来。这一前奏响过之后,北美华文文坛应和四起。不仅有一批早已笔耕不缀的作家,如严歌苓、张翎、戴舫、孙博、树明、华胄、沈宁等,在自己的创作中与时俱进,多角度、多层面的展现自身和时代的新变;更有一些崭露头角的新人,如郁秀、邵薇、王蕤、裔锦声等,以自己面貌全新的作品透显出新的文化姿态、文化选择和文化意义。如郁秀的《太阳鸟》,描写了一群中国小留学生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如鱼得水的留学生活。主人公们对文化差异的天然适应和自在超然,能使众多读者在文化心理上都有如释重负之感。而裔锦声的小说《华尔街职场》则刻画出中国青年在西方社会最前沿的生活场域成功拼打的曲折过程,主人公对异质社会的真正融入尤其令人称道。可以说,上述作家在新世纪的创作,虽然各自的生活内容不同,故事情节有异,但大体上都显示出对“世界公民”形象塑造的自觉追求。他们的种种努力,使“世界公民”形象在美华文学创作中渐趋成熟,并逐步显现出许多富有丰富文化信息的共同特征。概括说来,这一形象的主要内质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漂流的热切向往。在过去,“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历史传统,华人们的远行或多或少都带有被动的色彩。迁徙者大都是因为故土的贫困落后而被迫离家出走,因而这种迁徙大多带有被动性或不情愿的色彩。迁徙本身并不受到重视,重要的是寻找生命乐土或生存基地这一迁徙目的。而进入新世纪后,漂流成了众多华人自觉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他们不懈地追求着“在路上”的生活,“旅行就是旅行者的目的” [6]。这一情形的出现首先是因为中国的日渐强大已使不少出国者并不把物质生活的改善当作唯一或首要的选择,或者,他们已因国内生活的富裕而拥有了漂流的物质条件。另一原因自然是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文化交流的频密,已使世界各地的文化正逐渐脱离产生它的特定社会语境,转而成为一种“浮动的符号”,直接进入其他不同地域的文化语境,并融入一个巨大的全球文化网络之中,因而文化的地域空间正在被文化的流动空间所取代,而作为被文化塑造或改变着的个人,在一个流动的文化环境中相应地也会展示出生命的流动性。所以,埃勒克·博埃默这样宣称:“典型的后现代作家应该是一个文化上的旅行者,是越界或跨国的,而不只是限于一个民族。”[7]

二是对文化交流和文化差异的新型认知。文化既然已经成为流动的符号,那么不同文化的差异就会在流动中更容易得到呈现和认识,这种流动自然也使异质文化的互动性和互渗性得到空前的强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于文化差异的了解会越来越频繁和深入,自然也越来越熟悉和适应。因此,文化差异已有可能不再成为一个交流的重要障碍,异质文化的交流更多的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通过差异各方多层面的共同努力来实现有效沟通。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就不应是对某一种强势文化的屈就与迎合,而应是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而实现的多元共存、多元互补与多元崛起。

三是对普遍人性的深度揭示。既然已经不再沉湎于历史与过去,不再纠缠于差异与界限,北美新一代华文作家们便能怀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心思,腾出笔来对超越了一切时空限制的普遍人性内容进行深入的描绘,并由此使北美新华文文学真正触及到人类的共同价值,而成为具有普泛意义的艺术佳作。正如奈保尔所说,作家应该是“世界人”,而作为世界公民的作家,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应该在保有民族意识的基础上更努力地去表现无边界的人类关怀。[8]

这样,以漂流与行走作为自己生存的外在方式,以对本民族文化的有效持守作为自己的生命基点,以对文化差异的熟稔和对异质文化的适应作为自己的生命内涵,以对普遍人性的追求作为自己的生活取向,美华文学中的“世界公民”形象就立体化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种不再执著于旧我的文化身份,而是适应时代的变化与需要,吸取各种文化(当然包括自我文化)的优质因子,以不断重塑自我的动态生命形象,历史性的成为美华文学展现出来的最令人兴奋的文化新变。它生动地说明,进入新世纪的新华人们,已不再局限于狭隘的文化本位主义,也不再受魅于传统文化的“心魔”[9], 而是以充足的自信和宽阔的胸怀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不断显示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

 


[1]《国外企业家希望加强同中国合作》,《人民日报》1988年5月27日第1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3]陈涵平:《北美新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1期。

[4]洪天国的话见《漂流北美》一书封底印出的读后感。

[5]此段6处引文分别见陈霆《漂流北美》第95、120、130、287、289、2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6]邵薇:《文花鸟》,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版,第318页。

[7]埃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8]奈保尔的观点参见雪儿的文章《奈保尔缘何获诺贝尔奖?》,故乡网2001.10.16。

[9]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国外文学》1997年第1期。在该文中,作者分析了美籍华人无法像其他国家的移民一样心无顾忌地归化美国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传统文化的“心魔”在强烈地控制着华裔移民,这种“心魔”迫使他们始终怀有不敢数典忘祖的深深恐惧。这一观点在作者立论的1990年代中期应该是非常中肯的。但这种情况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应该发生了变化,进入新世纪的华人似乎已经或正在摆脱这种“心魔”的强大牵制,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潇洒融入全球化的世界。

 

本文选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

原文刊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