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错置下的文化范型

宋瑜

历史上,随着西方帝国推向世界的探险或殖民过程,域外题材的文学就因其文化涉猎的特殊性而引起广泛的阅读兴趣或造成相当的轰动,这始因于作家亲游异域的经历或一定时间中旅居生活的积累。在这样一种写作中,异域作为不同于作家所由来之另一生活过的地方,是被作家的文化出身所摄取的,与作家的文化出身构成主客关系。例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她虽出生于湄公河岸的亚洲腹地,她一家的生活也更接近于当地人而非法国人,但她仍完全属于那个印度国家的殖民宗主国法国,她后来的许多小说,都与她的出生地越南有关,可在她的文化意识里,东西方文化的分野是截然分明的。当她回到巴黎,她直言不讳:“让黄种人与白种人联姻简直不可想象!”[1]在她的自传体小说《情人》及《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法国女孩与中国情人的交往出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尽管中国情人曾经是个留法学生,操法语而不乏西方情调,但不同民族、国家、家庭所折射出的不同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习俗,正是造成两人爱情悲剧的原因;在故事中,中法爱情的灵肉交缠,更加衬托出文化分歧的悲剧意味。尽管这爱情还交织了地域凶险、社会丑态、阶层差异、生活苦难、伦理颓丧、寂寞与死亡等等冲击神经的描写,体现了作品相当的丰富性,但文化在其中只有相遇而无交集。

那么中国人到异邦生活产生的文化碰撞在中国作家的笔下也随着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而具有中国的视角。郁达夫的《沉沦》似乎无关乎日本的文化,N市的高等学校和“他”所寄居的市郊只是那个患抑郁症的中国青年学生内心痛苦沉沦的所在,其中人与事的刺激并非由于日本的特殊性使然,而毋宁说是他热爱的祖国给他的心理造成悲凉和郁闷。四十多年后,白先勇塑造了又一个在异域沉沦的中国学子吴汉魂的形象,这个《芝加哥之死》的主人公,其内心深处的痛苦和矛盾有了异质文化的碰撞。他所学为西洋文学,相当丰富,而负笈岁月的“西洋生活”却相当贫乏,在艰苦向“西”的过程中他远离的是自己赖以依存的文化母体,而真切、实际和完整意义上的西方文化及社会却与他似近而甚远,最终导致了他的沉沦和毁灭。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文化的拉扯,吴汉魂正因其对母体文化的眷念而使自己落入欲近不可、欲退不能的痛苦境地。白先勇的失落,是中国文化的失落。

一般而言,90年代台湾文学的跨地域书写较之前行代的域外书写,是在某种相似中展开了另一番文化景象。域外相对于域内而言,显示出两种文化的差异,主体由“内”视“外”,立足的是自己的文化出身;跨地域书写则不同,虽然也有异质文化的比照,却呈现出分界的模糊、差异的消弭以及文学主体意识的转换和跌宕。这当然是社会深度转型和文化全面演变的结果。

域外书写的对象,往往形成不同文化的对垒,虽然观照主体可能是一个文化复合体,但其文化性格则主要根源于其文化出身。白先勇们借助其书写表现出的那种漂泊的迷惘是现代主义式的,而“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来者和流亡者的运动”[2] ,它的发生与其说是向西方借鉴的结果,毋宁说是根源于自己的历史命运。白先勇们的流亡从中国大陆到孤岛台湾,再到茫茫天涯,昔日的家国风光与文化韵致不再,前途因疏离和陌异而倍增焦虑、彷徨。这种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心理同构又何尝不是民族性的?“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时空错置,风云缥缈,“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泣下”(陈子昂)。

诚然,现代主义又是帝国列强全球扩张带来的新思潮和新视角,它也和殖民结果及后殖民文学相关。台湾日据时期,经由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遂有现代文明和世界文化思潮的带入,但“……殖民统治本身产生了使自己解体的条件。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在任何殖民领地上都成了以共同的文化、语言或历史的名义反对占领势力的动员令……”[3]五六十年代后西方及日本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控制逐渐使台湾步入新殖民时期,社会转型的结果使文化传统遭受侵蚀、分化、断裂,现代性反思经由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而指向民族诗性传统的文学追怀,由此于70年代兴起的“乡土文学运动”是与世界范围的后殖民文学合流,而其反拨的“现代主义文学”也既加入世界范围的现代主义合唱,又在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态度上,属于同“乡土文学”并不矛盾的情感构型;二者除了关怀层面的个人和族群、价值信念的怀疑和挽留、美学方法的陌生与贴近呈现出相对不同的品格外,在文化感慨的深处,其实是异型而同构的。

80年代台湾步入由西洋和东洋赋予的更加成熟的工商时代,资本主义完全成型,都市化使消费主义和功利的价值观泛滥,政治解严形成多极文化,金钱狂飙刺激消费文化,电子工业带来声光文化,麦当劳改变饮食文化,文化工业促进大众文化,都市风潮造就雅痞文化等等,外来的文化宰制令作家们产生了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思考;多元文化固然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景象,但黄凡、王幼华等“新生代”作家的都市书写,将人的贪婪、自私、隔膜、疏离、变态、扭曲、堕落、阴暗等世相情态以及生存环境的恶化、破坏等文明的负面做了深刻的揭示,却是具有相当的文化主体意识,体现了作家的文化自觉。固然,其文化意识承续了波特莱尔的审丑和卢卡契、本雅明、马尔库塞等西方文化批判思潮,但黄凡们的批判却根植于本土的关怀,体现出悲悯的意味。现时的抛出,将过去作为参照,虽然,民族本土的文化情感不被张扬,却是同萨伊德评价叶芝所说的:“……这位作家从他的民族环境中升起,获得了普遍的意义。”[4]如此,其文化的根处仍是自主性的。

在九十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张大春单独发表了他的短篇《本事——我和我妻子的赋格练习》,后来收入他的作品集代序,或许另有用意,但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它所呈现的跨地域书写却成为一个很好的象征。“我和我新婚的妻子搭机飞往波士顿作蜜月旅行”,妻子是一个“聪明、美丽、钻研英美文学有成、个性独立果断的博士候选人”,“有一种可以把地图放大,还原成实景实物的能力。”妻子信赖并善于利用地图,代表了一种相信科学、运用科学、服从科学理性指导、重逻辑与分析的西方实用主义文化意识;而“我”却相信“旅游根本不需要读地图,就像看电影根本不需要读本事一样。”“真实的自然界从不制造任何一条直线;自然界根本不需要直线。”“我”称妻子为他指点、介绍的有关波士顿的知识是“垃圾知识”,讽刺说“了不起叫资讯”。相对于妻子,“我”的思维代表的是东方的整体观、循环观和体悟观。有趣的是,当他与他的妻子走失,他先是误以为那个“地图女人”迷路了,最终发现迷路的是自己。如此,东方在这里失败了,检讨起来,是因为“我失去了认识一切的地理与历史坐标,因为我从未真正拥有过他们。”

因此,问题不在于东方或西方,而在于那认识的坐标。资讯对人本是有用而需要的,但上世纪自八十至九十年代,随着电脑网络的普及,资讯爆炸,使人产生资讯眩晕而浮躁不安;跨入90年代后,台湾经济开始衰退、萧条,商品进入“选择的时代”,新物质主义产生,消费渐趋实用、理性,但物质主义已经带来环境污染、劳工压抑,发迹主义被信奉,大起大落的金钱游戏和一掷千金的暴发户心态所见多有,吃喝穿用娱乐等舶来品无论东洋或西洋,均已成为台湾人尤其青少年广泛认同的文化,PUB、LTV、MTV、酒廊等夜夜狂欢;性自由与性解放的程度臻于相当的标准,可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传媒上男女身体的公开展示、裸露(包括女性身体最重要部位)已司空见惯,后现代挑战两性区别:同性恋与中性人(性别倒错的装扮)大行其道;社会给人的各种压力造成追求轻松玩乐的社会心理;政治的动荡加剧了资本主义成熟时期的精神产物——对未来普遍充满不确定感和虚无主义。世纪末人心惶惶,颓废主义、官能享受、神经衰落、神秘主义、非理性、反道德、怪癖、梦呓、自我延宕、K药、乱伦、自杀、沉迷于破坏、毁灭,以及过分精雕细琢的变态的雅致等等[5]。可以说,世纪末的台湾社会文化,已经完全顺应了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描述的世界性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方向或有过之。

与此相应,跨地域书写即全球化书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网络长篇《可以说谎可以爱》中的主人公艾大伟,在故事一开始,即因工作的压力而将他的老板“炒了鱿鱼”,这符合90年代台湾从业的泛自由化情形,说明这是一个人才不忠的时代。愤然辞职后艾大伟到澳门葡京大赌场大大地赌了一把,享受金钱游戏的刺激,随后由香港乘机飞往印尼的世界旅游胜地巴里岛去享受“猪的快乐”。在路上,他结识了日本小姐知子,并在那个叫SIWE的花园旅馆与澳洲人、美国人、法国人及当地人相处融洽。身为台湾人而能操日语、英语,其熟练程度让以日语或英语为母语者弄不清他为何方神圣。而这个台湾人的言谈和举止风度与西洋、东洋及南洋人不分轩轾而有过之,他的出手阔绰和对岛上一切时髦、时尚游刃有余并在受到形而上置疑的牵扯时仍然实施了自己的放浪形骸乃至性放纵。这个岛是个地球村的缩影,而艾大伟则是个地球人。关键是,作为一个知识人,他对形而上的抛弃是完全自觉的选择。此亦为世纪末台湾知识分子的背叛:对现行体制与当权者、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对“纯理性传统”的背叛。

跨地域书写最典型的外部特征自然是伴随实际生活的世界化趋势,作家之笔跟踪人物超离往来台湾一地的活动空间而捕捉新的文化样貌。如朱天文的长篇小说《荒人手迹》,尽管非以情节而以意念见长,主人公的足迹却涉及台湾、日本、罗马、威尼斯、希腊、埃及、印度,其文化的猎取则更多,并与人物的生活紧密相关;苏伟贞的长篇《沉默之岛》两组同名同姓的人物有台湾、香港、德国、澳洲、新加坡、印度人等等,交叉演进,相互对位呼应,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却基本上消灭了人种、国籍、地区、性别,乃至年龄的差别,而人物的行踪也是忽东忽西、倏忽来去;即使常住在台湾的人物,周围也是一样国际化,其生活内容和性格也有相当的文化均质性,所谓“岛孤人不孤”,表现出人物的“世界公民”品格以及台湾相当的西化程度,文化归属颇为模糊。从某种意义上说,跨地域书写即全球化书写,它与台湾和台湾人有关,却主要体现了全球化结果的内在文化范型。因此,场景并非决定性的因素,除了场景的变换,一地的书写也同样具有跨地域特征。王文华的中篇《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写留美生活的台湾人,主人公庄宝虽保持有相当的中国情调,但他的脑中不时出现一个声音代表了他的另一个自我,这个名叫小宝的声音油腔滑调,语言中有大量台湾乃至中国的素材,也不乏广阔的世界文化知识,颇具“跨地域”文化风格,外向,善于交际,是个好色的声音,他为庄宝讽刺苏格拉底,怂恿庄宝游戏于几个女子之间,展开虚伪的试爱行动。如此叙述延展了人物性格的缓冲地带,具有美学效果,但恰好也证明了台湾人庄宝的性格朝向,写出了西方交际方式下华人圈爱欲辨证中道德观改变、性关系松弛的实情。小说采取“后设”方式,以一桩发生于斯德哥尔摩的越狱案相比附,暗示西方强势文化的劫掠就像抢匪,而脆弱的东方品格就像被扣留的人质,在同“警方”(或可代表正义、良善与东西方道统)的对抗中,“人质”会不由自主地与“抢匪”发展出一种“共御外力”的感情联结。

这是一种非主动状态,是环境和时尚使然。小说结尾虽然写到逐色者庄宝“主动”认输,从那一堆纠缠不清的情欲关系中解脱出来而思念自己的母亲,似乎是从世纪末人的无奈、恐惧中“蓦然回首”[6],但小说基本上是告诉一种生存状态,其俏皮的叙述语言给人一种“喜感”,而警觉的声音则非常微弱;当“人质”被解救出来始有危险的后怕,因此还感谢“抢匪”还给生命时,读者依然沉浸在庄宝逐色的喜感回味中。如此它基本属于这样一类小说:作品的使命在于将那些足以吊人胃口或倒人胃口的末世生活景象和盘托出,作家的立场闪闪烁烁羞于给出,以至似有还无。其客观文本颇有落入文化工业的嫌疑。这种参与世纪末文化制作的文本呈现出某种身份的吊诡。如果说《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尚有对“症候”的考察,那么《沉默之岛》则更加难以定位。这样一部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时空瞬息变换的小说所写男男女女无论异性恋、同性恋、雌雄同体、华洋杂处等等爱恨情欲的乱象,除了叙述上趋向于“零度写作”的价值中立品格,还因其文本阅读的极大困难而进一步消解了个中的微言大义(如两组同名同姓人物的相互指涉),从文本看,作者基本是抽身而退的。虽然作者自述“小说没有解释的责任,也和我真实的生活不相同,起码在价值观的认定上不相同”[7],并且说明自己作为作家是自我关闭,“甘愿并且选择做一名消极的自由主义者,一种状态,不是所谓的信仰。”并依然强调“如果我创造情感是为了完成一种‘放弃’的模式,我深信里头还具有基本的人性”[8],但从作品来看,作家自己的说法也正好证实了这样一种状态,即此类作品的价值主体意识的悬置,把判断留给读者(客观上或许令读者在其中迷失)。虽然有论者竭力从该作中发现“性革命”对于女权运动的意义(东年),但多数论者还是认为该作是“在话语符号无所不在的天地里,小说家要写一种幽秘的沉默;对话语的拒斥,也是对回忆及历史的拒斥。”(王德威);“因此读者若想在这里寻找答案和意义,恐怕必然是失望的。”(王宣一)。如此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说《沉默之岛》是在西方某种后现代文化强势影响下产生的作品,当不为过。

那么,从对这样一种时空错置的“跨地域”书写的文化观察来看,我们似乎落入了一个悖论:作家隐藏自己的文化身份是为了客观地揭示一种文化存在,而这种文化存在却反过来改写了作家的文化身份,这或许是作家始料不及的。而换一个角度看,却也和谐:对不同文化的消解带来意义的消解,而对意义的消解又加入了消解的文化。然而文化并非只是一个单一的层面,一种惯性。或许可以跳出来重新思索。前述“跨地域”书写都具有文化侨居的性质,而“文化上的侨居,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世纪末后殖民文学经验的内核,它不断地冲击着写作,并使文学变得世界化……”[9]那么既然是世界化,它就不仅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应该是一种多项选择。我们或许会在一个极点,在当今世界的二律背反中看到新的两极化趋势,这在某些真实的个体生命中已然构成分歧。前述,《荒人手迹》便呈现有两个文化元区:人物的同性恋生活属于后现代都市新人类次文化,而人物的思维层面则涉及结构人类学、后现代文化理论、经典电影、几大宗教教义、艺术家思想、占星术、色彩学、民间工艺等博学的雅文化,写出了精神运思和身体行为的分裂。问题不在于同性恋是否该被认可,而在于那种官能的驱使如魔咒不可遏止、茫无际涯,这样一种浸淫难返的色情乌托邦,最终只有令生命枯槁、毁灭,与它的情感神话玉石俱焚。这与其说是由于社会公共体制的掣肘,毋宁说是同性恋相互之间的瓶颈以及自身难以克服的困扰使然。有趣的是,“荒人”之自我辨析、置疑、驳难、追索,并不能缓解自己在欲望深渊中的孤独、恐惧,而只有在死亡面前,在官能的停顿、转折时,才能跟孤独共处,但虚灵与实存两种文化的违逆,却既是“荒人”幻灭的悬崖,也是他重生的基石。

问题在于,应当从哪个层面来认识“全球”。被纳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世俗社会的单一性,是一厢情愿的,因为世界可能仅仅以半边脸向它,对它伸出一只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一个民族的知觉还存在,那么在所谓全球化的文化趋同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极致之后断裂,就是事所必然。朱天心的中篇《古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灵魂”如何认识本土和他邦,如何面对存在和记忆。到日本京都去会朋友A的“你”,眼前以台北的眼光看京都,从京都返回台北时则以京都的眼光看台北。在京都她看到的是“老”,那天长地久一般的老,是川端康成的、诗人芭蕉的和《源氏物语》的,也是晋太元中,捕鱼为业的武陵人的,让她想起记忆中天空特别蓝、城乡特别绿、如同赤道雨林地带而被称作作,让她想起记忆中天空特别蓝城乡特别绿、如同赤道雨林地带而被称做美丽岛的她的生养之地;而如今的台北则到处是“新”:新的劣质服装店、新的臭烘烘的摊位、新的偶像、丑闻、老公的情人、新的银行和嫖妓的基地……更像是设计帝国饭店的莱特的故乡。在京都,约她的A本该像“常怀抱柱信”的尾生,而A却深陷美国杳无音讯;回台北拿着殖民地地图,她更像观光客而决定做一个异国人。在这两个城市,历史与今天、自身和他者、殖民与被殖民、进步和保守,形成一个奇怪的错动。“老灵魂”把眼光转了三百六十度,是对“全球化”的乌托邦深深质疑,而把乌托邦的想象投射向——在前方追回历史。

套用詹姆逊的话:“反对乌托邦的最有力的论点,实际上正是乌托邦的论点,是一种被忽视的乌托邦冲动的表达。”[10]无论反对或无奈,消极或寻索,可以说:跨地域书写所面对的,最终是从文化趋同到文化裂变,从文化递嬗到文化考古。所谓世界性正是要向着未来,以世界的眼光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诗意重新审视并重构东西方新的传统秩序。

 


[1]见[法]弗莱德里克·勒贝莱:《杜拉斯生前的岁月》,方仁杰译,海天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16页。

[2][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45页。

[3][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19页。

[4]E.F.萨伊德:《叶芝与非殖民化》,黄灿然译,载《见证与愉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25页。

[5]参见孟樊:《台湾世纪末观察》,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11月版,及彭小妍:《百无禁忌——解严后小说面面观》,载台湾《文讯》1994年2月号。

[6]陈祖彦:《不得不的无奈,恐惧及间或蓦然回首》,见《新势力小说选》序,台湾探索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1月版,第18页。

[7]见苏伟贞:《沉默之岛》,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3月版,附录。

[8]苏伟贞:《封闭》,见台湾麦田出版社《封闭的岛屿》。

[9][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67页。

[10]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7页。

 

本篇取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

原文刊于:《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