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文文学诗学建构的一种思考

戴冠青

如果以1985年为起点[1],那么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至今已近22个年头了。20多年来,中国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无到有,目前已经拥有一支颇有实力的研究队伍,建立了各级研究机构,拥有了固定的研究刊物,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发表,也出版了许多部学术专著和文学史,成果十分丰赡,研究步步深入。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一门令人瞩目的独具特色的重要学科。

不仅外部表现是如此,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内部上即研究本身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和影响深远的成绩。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一成绩的体现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中存在的不足,同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建构提出自己的思考。

20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就其本身来说,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令人瞩目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对象已由早期的主要是东南亚华文作家作品、美华作家作品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作品,早期尚未进入视野的越南、柬埔寨、缅甸、文莱等国家的华文作家作品今天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虽然目前的研究对象仍难免有遗珠之憾,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许多国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已基本上被研究者捕捉到他们的视野之中。另一方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对象还由早期从台港澳移居西方的华人作家作品扩展到改革开放后从大陆移居西方的华人作家作品。例如早期对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的研究,还仅限于五、六十年代由台湾、香港等地去美国留学的华文作家作品研究,而现在对美华作家作品的研究已经包括了八、九十年代从大陆到美国或留学、打工、经商,或陪读、移居、定居的华文作家作品。有学者把这一类作品(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华文文学作品)称为“新移民文学”[2]。由此可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已得到大大的扩展,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广博。

另一方面,早期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角度往往比较微观,关注更多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等。如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更加具体深人的微观研究之外,还重视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宏观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从研究华文作家的主体品格、人文情结、创作心态、写作选择,到研究华文作家群体的本土性、世界性、文化身份、区域身份,到华文文学创作理论如“母体论”、“脱离论” 、“流散论”等的探讨等等,研究的层面已经相当丰富而且相当深入,有许多探讨独辟蹊径,见解精湛,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规律有独特的启迪作用。例如赖伯疆的《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心态管窥》[3]一文,就是通过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心态研究来揭示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动机和主体品格。这种从作家主体性的宏观角度来观照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形态的研究,对我们准确而深人地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内蕴和特点,确实比一些个案研究更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刘小新的《90年代马华旅台文学现象透视》[4]则瞄准了一个独特的华文文学群体,揭示马华旅台作家由其所处地域的变化所导致的视野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其华文书写的独特影响,并且指出:“一些旅台作家对大陆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最新发展状况有些陌生,有时会产生某种误解或误读。所以,加强两者间的交流就显得十分必要。90年代马华旅台文学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现象,值得华文文学研究者关注。”而庄伟杰则从建构组合“大中华文学”格局的角度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互动互补意义[5],等等,都从一个独特的层面开辟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使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层面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再一方面,研究的方法也多样了。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多是以传统的历史学、社会学批评的方法来进行的。这些研究在早期对我们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脉胳和创作格局、了解海外华文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典型意义,进而推进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但如果长期只采用这样传统的批评方法,就会使文学研究显得单调、寂寞,而且不够独特深刻。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引进了许多新的方法,如主题学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比较研究、“身份”批评、创作心理学研究(包括写作选择、创作心态研究)、新历史主义研究、叙事策略研究、传统研究方法和新批评方法相结合,等等。这些新方法的引进使研究的领域拓宽了,理论深度加强了,研究的结果也很独特、新鲜、富有创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美国加州大学助理教授黄秀玲女士的《美华作家小说中的婚姻主题》[6]采用主题学方法分析了美华作家笔下表现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一系列小说,并通过分类和解剖,把美华作家小说中的婚姻主题概括成一个“奇特的方程式:忠于中国精神=保持个人操守=独身,反之:背弃中国精神=出卖自己=结婚”。并且认为,“这也是华美小说世界的通用公式”。黄秀玲的主题学方法研究是把文学创作看作一个具有自身组合规律和程式的象征系统,它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曲折的隐喻的,是巧妙地借助文学形式透露出来的一种隐蔽的心理象征意象。而这一心理象征意象的表现,是受到居美华人处境所决定的。在这里,黄秀玲是把美华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的,她说:“当我们把美华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时,他们各自写作的主观意图,就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美华现实世界要求美华小说世界执行的象征行动任务,就开始起作用了”。总之,黄秀玲的研究,从主题学方法的运用过程,到结论的得出,都让人大开眼界并且颇具说服力。

除此之外,饶芄子、陈丽虹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的理论透视》[7]以性别和文化为视角,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海外华文女性作家及其文本进行研究,认为这些女作家“以女性独特的经验,切人生活的角度及‘感性的灵敏’,使她们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不可替代的记忆与命运的书写”。而苗军在《闽南文化与东南亚华文文学》[8]一文中主张从民族生态美学的角度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东南亚是个多民族地区,也是个多文化地区。它具备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欧美文化体系,具有较强的文化开放性和多元性。华文作家在坚持以中华文化为底色时,必定会注重南洋本身的文化和地理环境。如‘热带型’作家苗秀(1920-1980,马华作家)的作品中既流露出对中国父母之邦的向往和依恋,倾吐自己还乡病式的‘文化乡愁’,又在自然风光的描写中透射出一股南洋热带风光的气息,独特而又融洽地把当地社会生活、世态风情、自然风景与华人的文化心理、行动准则结合起来,真正创造出富有南洋风情的文艺作品。例如长篇小说《火朗》对热带气候的描写。”公仲的《“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的突围——欧洲华文文学新态势》[9]则运用统计学与比较文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欧洲华文文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态势做了富有深度和广度的考察和梳理。这些新视角的观照和新方法的研究,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在早期以总结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经验为主的研究基础上,使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进入了文学理论、汉语诗学和美学的层面,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

 二

虽然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成果是令人欣喜的,但仔细考察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仍可以清楚地发现有下列问题和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纵观20年来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可以看出在研究对象上仍存在轻重失衡的情况。总体来说,东南亚华文作家作品研究得多,欧美华文作家作品研究相对较少。而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又相对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几个国家,而印尼、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华文文学研究则比较薄弱。处在东亚的日本、韩国、朝鲜等国的华文文学研究更是一个弱项。在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四卷本中,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的介绍占了几乎三卷,欧美华文文学创作的介绍仅占一卷,仅以篇幅的安排上就可以看出二者比例的悬殊。同时在历次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的论文集中,也可以看出欧美和日韩等国的华文作家作品研究偏少。而在欧美华文作家作品研究中,又可以发现美华作家作品研究多,欧华作家作品研究少。在美华作家作品研究中,又可以看出由台港澳赴美的华文作家作品研究得多,但由大陆赴美的华文作家作品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由大陆移居国外的华人作家创作即“新移民文学”的研究更是偏少,与“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实绩不相吻合。

如果说,上文所言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多,东亚及欧美等地的华文文学的研究偏少有二者作家队伍的强与弱、创作作品的丰与欠、研究资料的多与寡之别的原因所在,那么“新移民文学”的现状则非如此。“新移民文学”的出现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几乎同步,十余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颇具实力的作家,许多作品对生存价值和文化观念碰撞的揭示与思考是相当独特和厚重的,并有一些作品在艺术表现和叙事话语上独具匠心,颇具现代意味。然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还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和评价。尽管已有研究者对整个“新移民文学”的创作概貌作过较为全面的评述,如吴奕锜的《“新移民文学”论略》[10]、陈瑞林的《横看成岭侧成峰——海外新移民文学纵览》[11]、公仲的《“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的突围——欧洲华文文学新态势》等,但对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还是少有较独特较深入较系统的研究。对当前不断出现的新的厚重的海外华文文学现象,如一出现就引起反响的卢新华的中篇小说《细节》[12]、吕红的长篇小说《美国情人》[13]等,还缺少快速反应的批评家。这些都不能不说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遗憾。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在其研究层面上也出现某种倾斜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大多研究是从题材选择、思想情感表达,特别是华人与异域环境的关系或者是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依存等方面来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社会文化性特征,包括上文所说的有关人文情结、本土性、世界性、母体与脱离、创作心态、写作选择、文化身份、区域身份等各种层面的研究,其实都可以归结到社会文化性方面,而从文本上、从叙事话语上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艺术品格特征的则相对较为少见。也就是说,研究者们关注得更多的还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社会性特征而不是艺术性特征,即使是为数不多的一些有关艺术性特征的研究,也较缺少独到的揭示和新鲜的视角,构不成真正的文本研究。当然,个中原因也许与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对地域环境、文化价值、社会身份的特殊敏感有关,但是这种关注角度的倾斜,却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和独特,也影响了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艺术规律的全面认知和把握,更重要的是,它还导致了研究上的另一种倾斜,即许多人关注的其实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共性、共通性,诸如飘泊无根、茫然困惑的情感表现以及寻求适应的身份转换历程等,却有所忽略海外华文文学的个性、差异性,有所忽略海外华文作家丰富多彩的个性传达及其艺术建树,这当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虽然上文已经揭示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法已由相对单一走向多样的可喜状态,但仔细考察,可以发现这种状态还是有堪忧的一面,这就是研究方法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语现象。翻阅近些年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论文,可以看到多数研究者还是走这样的研究模式:某国或某地华文文学创作现状的整体描述——某个作家的创作表现了何种思想内容情感特征——某部作品体现出什么艺术风格。那种纯粹文本的结构或解构研究、叙事话语研究、美学研究、接受研究、创作心理研究、影响研究、比较研究、原型研究等采用新批评方法的研究还很少见,像上文所提及的黄秀玲、饶芄子等研究者那样独特新颖的研究也不是很多,所以整个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成果总给人一种不满足感,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还不够独特丰富,因而也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整体进入文学理论、汉语诗学或美学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也影响其学术层次的提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有一个现象其实很值得研究,这就是一个接受了异域文化熏染的华文作家在使用汉语写作上有什么特色,在叙事策略上与长期处于国内本土上的作家有什么不同,等等。然而,这些方面,也就是从语言学角度和叙事方式上进行的研究,目前还鲜见立论新颖、视野开阔的专论,这同样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地方。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考虑,即世界华文文学遍布世界各地,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华文文学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华文文学已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关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格局、价值、特色以及华文文学在世界国别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探讨也都急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由此真正确立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当我们在上文中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作了一个概略的考察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许多研究者十余年如一日,埋头在这块当年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上,辛勤耕耘,筚路蓝缕,终于收获了一茬接一茬的劳动成果,同时也为后来者奠定了一个十分厚实的基础。研究者们所做出的努力,不管是在促进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发展方面,还是在推动国内文学研究的进程方面,都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和意义。但无须讳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盲点和不足,使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总体上还滞后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不足的揭示和反思,使研究者对当前不断涌现的新的海外华文文学现象做出更加快速积极的反应和更加及时敏锐的批评,对海外华文作家这一具有鲜明的共通性的作家群体但又是一个个创作个性独异的作家个体其艺术个性和美学追求给予更多文学理论、汉语诗学及美学层面上的关注和思考,对处在异域的海外华文作家所受到的异域文学、哲学、人文科学、语言学等方面的影响及其在写作文本上的体现给予更深入的揭示和探讨。

现在有一些研究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提升问题,例如刘登翰、刘小新提出“关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升级’的思考”,呼唤“通过有效的学术研究,营造学术语境,把华文文学的学科意识变成一种学术现实。”[14]庄伟杰则提倡“全球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研究”,他说:“华文文学研究显然应具有一种世界性的胸襟和眼光,惟其如此,华文文学的发展才能打开全新的思路和视野,也才能成为一个新兴学科独具标志性的象征。”[15]

总之,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但我认为,当务之急的应该是这么几件事:一是迅速建构华文文学研究的文论(诗学)体系, 从文艺学的角度,对华文文学这一创作现象的内涵界定、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美学品格、基本属性、表现形态、活动特点、价值取向、审美特征、文体类型、文学风格、传播形式、接受对象、接受过程以及文学批评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梳理和阐发,真正确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地位。二是建设华文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西方文论话语和新批评方法的引进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作为比中国大陆文学受到更多异域(特别是西方)文化和文学熏染的海外华文文学,也许新批评方法的运用有时会更契合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特点。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华文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和拓展。三是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接受美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源远流长而且遍布世界各地,其接受对象是丰富多样而且纷繁复杂的,既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又具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既呈现出广博的接受层面,又具有不同国别和区域的接受特点。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接受现象,而且其传播方式和接受途径也是很独特很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去深入发现和探索,进而梳理出其规律和特点。四是强化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知。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世界文学是一体的、融合的、互动的,它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都是具有世界性的,它的传播途径也是跨地域跨国界跨文化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把华文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进行研究,不仅要确立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要揭示华文文学在融入世界文学时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是艰难的,又是必要的,也是颇具特点的)以及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超越中华文化的视野,做出更富有现代性和世界性的历史叙述。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调整研究策略,转换思维视角,深化理论思考,提升学术品格,进一步深入揭示和把握海外华文文学及整个中华文学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我们一定能为今后的华文文学研究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1]陈贤茂在其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中认为:“中国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始于1985年。这标志着海外华文文学已开始受到华文的母国的关注。1986年,深圳大学主办的第三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开始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讨论的范围,并更名为‘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本 文 的 “ 起 点 说 ” 以 此 为 依 据 。

[2]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史》第四卷,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637—639页。

[3]赖伯疆:《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心态管窥》,《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4]刘小新:《90年代马华旅台文学现象透视》,载戴冠青《积淀·融合·互动——东南亚华文文学与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107页。

[5]庄伟杰:《走向世界与确立华文文学创新坐标——兼谈建构 “全球华文文学”新格局》,载国立华侨大学中文系《永恒的文化记忆——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7—106页。

[6]黄秀玲:《美华作家小说中的婚姻主题》,载《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14页。

[7]饶芄子、陈丽虹:《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的理论透视》,《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

[8]苗军:《闽南文化与东南亚华文文学》,载戴冠青《积淀·融合·互动——东南亚华文文学与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0页。

[9]公仲:《“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的突围——欧洲华文文学新态势》,《华文文学》2003年第6期。

[10]吴奕锜:《    “   新移民文学”论略》,载国立华侨大学中文系《永恒的文化记忆——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385页。

[11]陈瑞琳:《横看成岭侧成峰——海外新移民文学纵览》,载顾圣皓、钱建军《北美华文创作的历史与现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一31页。

[12]卢新华:《细节》,《新华文摘》1999年第2期。

[13]吕红:《美国情人》,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版。

[14]刘登翰、刘小新:《对象·理论·学术平台——关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升级”的思考》,载戴冠青《积淀·融合·互动——东南亚华文文学与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5]庄伟杰:《全球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当代性品格及诸多问题刍议》,载戴冠青《积淀·融合·互动——东南亚华文文学与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本篇取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

原文刊于:《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