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问题

古远清

20多年前,当以台港文学为龙头的华文文学在祖国大陆登陆时,人们才惊觉到在大陆的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复杂而丰富多彩的文学空间。这种与大陆文学不同的书写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海外的窗口,它的审美范式为广大读者从世界的角度来认识与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目前,华文文学研究在大陆已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里,召开过十二次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出版过众多专题研究著作和文学史、类文学史以及工具书,经历了华文文学的命名及其空间的界定,华文文学学科的性质、特征及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探索等重要问题的讨论,进而转入《世界华文文学概论》等教材的编写。进入21世纪后,华文文学这位“千面女郎”的风姿,曾令研究者几度尴尬,遭遇到数种不同命名所带来的牴牾及引起的一系列学术难点,这都是有待厘清和探讨的前沿学术问题。

是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

这是20世纪华文文学研究未解决的问题,最近又被加拿大一位学者重新提了出来。[1]

华文文学的称谓最早在东南亚地区出现。它和华人文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有的研究者在使用时将其混淆,这不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从最开始命名的原由看,华文文学的“华文”即中文,更确切的说法是汉语。全球不论何种国籍的作家,只要用汉语创作的表现华族或其他民族生活的作品,就是华文文学。这是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相并列的语种文学,主要从语言、文字方面进行规范,其内涵比中国文学丰富得多,即中国文学除用藏文、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外,它仅指祖国大陆及台港澳作家用汉文创作的文学,而华文文学另包括中国文学之外的海外华文文学。

中国文学当然是由中国作家创作,而华文文学作者却不一定要加入中国国籍,也不一定是华人或华裔,因而华文文学并非像有的学者所定义的“华人作者为华人读者创作有关华人世界的华文作品”[2]。华文文学也有非华人作者,这主要是汉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如:美国的葛浩文、德国的马汉茂、韩国的许世旭,还有越南的胡志明和黄文欢,日本的山本哲也、苏联的费德林,等等。尽管这些人写的文章反映的不一定是华人的生活而是居住国的社会面貌、人文自然景观和特有的生活习俗,但由于它以华文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符号,故其作品虽不是中国文学但却是华文文学。也就是说,只要用汉语作为表达媒介,那怕其内容并无中华民族意识及其乡土情结,当然也更谈不上海外华人的归属感,仍应将其视为华文文学。有人不这样理解,将华文文学的“华文”诠释为中华文化,这就缩小了华文文学的版图,势必把上述许世旭等人用华文书写的作品剔除出去。

华人文学又是另一种概念,其“华人”在种族上泛指炎黄子孙的后代,在文化上则是指享有共同的思想文化资源及其历史记忆、文化风俗的族群,它以创作者的国籍及族别作为界定的标准:不仅包括华侨、华裔、华人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写出来的篇章。即是说,是从作为创作主体的华族血统的身份出发,其种族血缘关系是认同的唯一依据。和华文文学比较,华人文化是总概念,华文文学是属概念,或者说华文文学是华人文学的一个分支。

具体来说,华人文学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二是指海外华人用英文、法文、荷兰文、西班牙文、马来文、印尼文、日文……书写的文本。这类作品说远一点有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京华烟云》、《唐人街》,说近一点有美国汤亭亭的《女战士》、谭恩美的《喜福会》、哈金的《等待》,加拿大李群英的《残月楼》、郑霭龄的《妾的儿女》,英国张戎的《鸿》,荷兰王露露的《莲花剧院》,法国戴小捷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等等。这些作者大多数不是第一代移民和受过系统华文教育的华侨后代,而是有相当一大部分是掌握了移民国语言的土生华裔人士。据美国华人学者王灵智的介绍,华人文学还有许多处女地有待开垦,如中国、秘鲁混血作家佩特罗·S·朱伦的诗歌,菲律宾的知识分子作家们的“革命书写”,还有欧亚混血作家“水仙花”(伊迪丝·伊顿)用轻快的笔触书写19世纪华美移民满含血泪的故事。[3]

由于华文文学或华人文学是一个开发不久的领域,故对它的命名世界各地出现的情况不一样,如华人文学,在美国称为“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的将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译为“华裔美国人文学”、“华裔美国文学”和“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等。较为科学的说法应该是“美国华裔文学”,因为在这一概念中它首先强调的是美国文学,然后才加以限定,即华裔文学是整个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另方面,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应该是涵盖面大的在前,首先强调的内容在前,因而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的中文译名应是“美国华裔文学”,这和广泛流行的译名“美国犹太文学”、“美国黑人文学”相一致,各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文学的组成部分。

在美国,最近还有“是华裔文学,还是美国文学”的“赵、汤之争”。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在上世纪70年代发表的小说塑造了花木兰的形象。她笔下的花木兰已不尽是母国流传已久的花木兰,而是被汤氏按异国情调加以改造,因而被赵健秀责之为这个花木兰已成了“一个白人优越论创造出的中国式的女人,被禁锢在丑陋的中国文化中并成为其牺牲品。”这种写法,表明汤亭亭是“伪华人”、“伪作家”。[5]

汤、赵两人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华人作品应如何承载中华民族文化信息。其实,两人均没有互相指责的必要。因为无论是汤还是赵,都是炎黄子孙,都热爱中华文化,只是在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方式上各人的着眼点不同。汤亭亭既然是美国华裔而非中国本土作家,她写的花木兰当然不可能原汁原味,难免会打上西方文化的烙印。如果要求汤氏照搬中国本土作家的花木兰形象,或像其父辈那样用传统的眼光去看待东方文化,那华裔作家也就不成为其华裔作家了。新一代的华裔作家,用全球化的眼光去超越传统文化认同的固有主题,仍应视为华人文学或华裔文学,而不应动辄给人戴上“伪华人”的吓人帽子。

为了扩大华文文学的文化研究内涵,内地学者应自觉地把华人文学研究纳入视野。漠视它的存在,或用一刀切的二分法,那就忽视了这些华裔文学的成长土壤仍是离不开中华文化,也忽略海外华人的种族认同,漠视了他们的创作成绩。这在客观上会挫伤海外华人创作的积极性。[6]另一些学者不把华人文学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除思维定势在作祟外,还因为自己外语水平较差,或懂英语而不懂法语、德语、日语……有关。现在已出现了一些懂数种外语而非出身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队伍的年轻学者。相信他们在研究华文文学的同时,一定会把华人文学当作增长学术生长点的一个重要对象。最近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7],便体现了一批外语系出身的学者对美华文学的重视,以及如何使华裔文学从被忽略到被重视,从边缘逐步向主流进军的过程。

是海外华文文学,还是世界华文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在中国内地始于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汹涌澎湃,随着对外交流的窗口越开越大,内地学者不满足于“香港文学”、“台湾文学”的命名和研究,提出要扩大研究范围,关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华侨、华人、外籍人士用汉语为表达工具,反映华人在其居住国生活或以母国生活作背景的作品。于是中国内地从1986年召开的第三届研讨会开始,将“台湾香港文学研讨会”更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这不仅表明了研究范围在空间上的扩大,而且表明研究者已开始注意到了台港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差异性。

顾名思义,海外华文文学的“海外”是指中国本土之外的地域,“华文”指汉语,“文学”则是反映生活的一种样式。但具体使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时,有时会发生歧义。一般认为,中国大陆及台港澳文学属“海内”,而中国以外的文学属“海外”,因而海外华文文学属于外国文学。但也有个别人认为,“海外”系相对“大陆”而言,因而海外华文文学实质上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在内。这个看法值得质疑。因按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地理常识,中国四面环海,故中国境内称为“四海之内”,简称为“海内”;国外称之为“四海之外”,简称为“海外”。千百年来,人们均习惯把中国以外的东南亚、美洲、欧洲、澳洲、非洲等地区称之为“海外”,因而把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香港、澳门称之为“海外”,显然不恰当,由此把台港澳文学算作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部分,更会引起极大的混乱。为了更精确地区分“海内”和“海外”,从80年代开始有关部门新创了“境外”一词,故与其把台港澳文学称为海外华文文学,不如称作“境外华文文学”来得更精确一些。[8]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创作是非常寂寞的。他们得不到居住国政府、政党的支持,出版社对他们也不感兴趣,娱乐机构对这些华人作家更是嗤之以鼻,故他们的作品只好出口转内销,返回中国大陆或台港澳地区发表和出版。即使这样,仍应将其和中国文学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它们是作者居住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系相对“海内”而言的外国文学。不久前,北京有关部门制作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指南,均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围,这是不科学的。海外华文文学虽然与中国文学有交叉之处(如白先勇的小说,既是海外华文文学,又是台湾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也深受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包括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的影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那些“化外之民”已加入侨居国国籍,不再是中国公民。他们由“叶落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身份的转换。他们与中国的联系不再像过去那样紧密,中国文学对他们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他们逐步摆脱了中国文学的创作轨迹,写的作品本土色彩在增强,因而这时的海外华文文学已不是侨民文学,其创作的作品也就不能看作是中国文学的留洋和外放,而应视为所在国文学的一部分。

海外华文作家与中国作家不同之处在于,具有“他者”的双重身份。相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海外华人文化的载体,而非母国文化在海外的简单移植。这种与中国文学的异质性或曰差异性,对母国文学而言,无疑是“他者”。而相对于居住国的主流文学而言,作家用异民族的文字即中文写作,这种外在的、另类的“客体”,同样属“他者”。[9]如美国华文作家,大多数人均自觉意识到自己美国华人或华裔的双重文化身份和民族属性及“他者”地位,用这种身份和地位去描述华人移民美国的艰难创业过程,并表现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侨、华裔所经历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碰撞,这便使他们写出不同于台港澳文学的具有异国特色的混淆性文本。

不可否认,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是从中国视角或曰从中国本位出发的。把华文文学分成“内”与“外”,不少海外华文作家对此不理解或反感这一称谓。在他们看来,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预设了中心/边陲、内/外的二元对立。这不仅是地理因素造成的,也有价值观念在内。在这种对华文作家见“外”的称呼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是理所当然的华文文学中心,而“海外”则永远无法改变边陲的命运。[10]作为海外的“他者”,永远是绿叶,是中国文学这朵大红花的陪衬。为了改变中国文学是主力军,海外华文文学是同盟军这种状况,有的东南亚学者提出“多元文化中心论”,认为中国大陆文学固然是华文文学中心,东南亚也有自己的华文文学中心,如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心、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11]这种看法纠正了把新华文学、马华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一支流的偏见。

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另一负作用还表现在它常常与不同性质的台港澳文学协商地共存,如汕头大学主办的刊物有很长一段时间叫《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内地许多研究机构也叫“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这不是名字过长、不便于记忆的问题,主要在于它把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不一样的文学混淆在一起,这容易产生误会。因而从1993年起,中国大陆学者在庐山会议上便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改称为“世界华文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命名并不是中国学者首创。还在1986年7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刘绍铭和德国鲁尔大学马汉茂在德国莱圣斯堡举办了一个“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mmonwealth of Chinese Literature),这里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意指“华人共和国联邦的文学”,亦即“世界华文文学”[12]。世界华文文学主要由两大板块组成: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前者指中国大陆暨台港澳文学,后者指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欧、美、澳、纽等地的华文文学。有人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想象的社群,“其实并无世界华文文学这回事,它是想象的、建构的结果”[13]。这个说法不完全对,在新加坡80年代就曾不止一次举办过国际文艺营,广邀全球华人作家、学者参加。在台湾,1992年还成立了一个来自全球七大洲总计57个国家参加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遗憾的是,这个协会政治大于艺术。这从成立时“总统”颁奖、“行政院长”参与闭幕可看出这一点。更致命的是这个号称“世界”的作协,并无祖国大陆团体或个人参加,使这个协会失去了最起码的代表性,成了“一个封闭的意识形态共同体”[14]。内地虽然没有成立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但在2002年成立有“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这个学会的成立,标志着华文文学已由过去的课题性研究转变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这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弘扬中华文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也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名称的简化,因为这种命名提升了过去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品位:“它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置诸于全球多极和多元的文化语境之中,使‘台港澳’暨‘海外’的华文文学,不再只是地域的圈定,而同时是一种文化的圈定,作为全球多元文化之一维,纳入在世界华文文学一体的共同结构之中,使这一命名同时包含了文化的迁移、扩散、冲突、融合、新变、同构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发展的可能性。以这样更为开阔的立场和视野,重新审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便更适于发现和把握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置身复杂的文化冲突前沿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体现了鲜明的学科意识,和对这一学科本质特征的认识。”[15]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既有全球性,又有本土性;既有延续性,又有交融性。但它的命名也有尴尬之处,即它没有把华文文学作家最多和作品最为丰富、读者市场又最宏大的中国大陆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有的论者认为,中国已有一支庞大的研究大陆文学的队伍,用不着华文文学研究者去插足。另一方面,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性质不同,也不方便放在一起研究。事实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已默认了这一观点。它主办的刊物和研讨会,均没有把中国大陆文学列入研究对象,最多是在两岸三地文学比较时聊备一格罢了。如此一来,丢弃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便变得名实不符。不过,这个顾虑随着时间的流失,将会逐步消失。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说“世界”(如“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没有包括中国。北京还有一个老牌杂志《世界文学》,就不刊登中国作家的作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所设定的“世界文学专业”,其研究方向也不包括中国文学。故为了使其名实相称,当务之急不是要找到一个比世界华文文学更科学的名称,而是要把中国文学以外的研究做大、做好,使人们承认世界华文文学是一门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新兴学科。

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还是文化的华文文学?

“一门学科如同人一样,有自然死亡,有他杀,有自杀”[16]。 “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如前所说其历史只有二十多年,远未达到自然淘汰消失死亡的阶段,但确有“自杀”的可能。

这可能表现在:世界各地的华社在日趋复杂化,新的华文文学创作现象层出不穷,而这支研究队伍却在老化,知识也明显滞后,不少华文文学研究文章内容陈旧,颠来复去就那么几个关键词,很难找到新的生长点,以致成为圈内人自娱的游戏。

有识之士呼吁:应对过去的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不宜再满足于文学现象的描述、区域文学史的编纂,外加作家作品评论,而应有人花大力气去探讨这门学科的基本观念、研究方法和存在的理论基础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汕头大学一群青年学者写了《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17],感到他们有开阔的理论视野,有批判的实践精神,这充分说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理论意识在增强。所谓这门学科会“自杀”云云,不过是危言耸听而已。

但读了“我们”一文后,笔者感到他们拥有灵活的分析方法的同时,也附属有一种以文化作介入的权宜策略——至少“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个新铸造的术语值得争议,其学科的规范性质让人质疑。首先是学科名称是叫“世界华文文学”,还是去掉“世界”二字,变成“华文文学”?“我们”一文的作者及其所服务单位,正像他们办的刊物一样,一直在凸现“华文文学”。不使用“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称,这自然是一家之言。因为“世界华文文学”必然包括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而“华文文学”却是指“大陆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这里没有加“海外”二字,大概是为了力求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与各区域的华文文学作家对话,而不以中国大陆为世界华文文学中心自居。这种用意无疑值得肯定。问题在于此文具体论述时,却把开宗明义讲的“华文文学”所包括的台港澳文学排斥在外,大谈特谈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生命、文化、生存,以及文化学领域内的喜怒哀乐。这样一来,概念前后就不甚周延了。如“我们”一文认为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自足体”,其创作不是他属的。可依笔者之见,华文文学既然包括台港澳文学在内,这台港澳文学就不可能是“他属的”,其存在的理由就更不可能“不被归于辉煌伟大的中国文化”。就是部分海外华文文学,如旅美的作家白先勇、於梨华、欧阳子等人,其“创作尊严”无疑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得自遥远的母国文化的恩赐”。白先勇的《台北人》,就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故笼统地谈“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存在自足体”,未免过于宽泛。这宽泛还表现在“我们”一文论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东南亚华文文学时,谈个性远多于共性。其实,共性是一种强大的存在,是回避不了的。以台港澳文学来说,“文化不确定性”的现象虽然有,但台港澳文学再怎么不同,仍与中国大陆文学同种同文。既然如此,还不如把华文文学定义为海外华文文学更名副其实。要是把台港澳文学都算进去,那作者们对“族群主义”的批判便落了空。

应充分肯定,“文化的华文文学”观念的提出有一定的理论前瞻性。它对改变“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的一统天下,尤其是改变目前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停留在浅层次上,只满足与对华文文学的外部情况作判断和乱贴标签(如把华文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乡愁、寻根现象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处宣扬、鼓吹),以致使华文文学研究水准难以提升,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文章作者在质疑“语种的华文文学”这一观念时,也留下了不少盲点。比如华文文学的存在与华族、华人生存状况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作者们认为:华文文学的出现、存在、发展乃至最终在某一区域内消亡,“其根据完全在文学本身”,即文学本身存在的危机造成的。这里用“完全”一词,过于绝对化,未免有把“内部”与“外部”原因割裂之嫌。其实,“内部”危机往往离不开“外部”原因,如社会的或族群存在的问题。试问,如果在某地区华人锐减,新移民又不断返回中国,这华文文学还存在得下去吗?反过来说,是华人作家在异国他乡艰苦创业,融化于当地社会以至脱掉侨民的帽子成为该国公民的历程,决定着华文文学的独立价值取向和生命、生存与文化的原生状态的发展前景。这样思考问题,不是文化民族主义膨胀,而是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华文作家不努力融入当地社会,总以漂泊者、过客、局外人自居或华族本身都不存在了,那这个地区的华文文学肯定会消亡。故单纯从内部规律作解释,就难以说清华文文学与海外华人作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互动关系。

应该承认,我们对世界各地文化上有着千差外别的华文文学的内在本质研究得太少,有的甚至还没入门。但不能由此反过来,为了研究内在的本质特征,就把外在的种族问题完全抛开。华文文学或曰世界华文文学,决定其存亡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外部原因。如印尼华文文学几十年来陷入困境,比新马泰华文文学发展严重滞后,不是印华作家不努力,或印华作家未按文学规律从事创作,而主要来自种族歧视,来自印尼当局长期压制华人,扼杀华文文化。这样说,绝非把“民族主义的文化因素和时代情绪”不恰当地强化和情绪化,而是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少数民族族群文学,华文文学的发展不能不受大环境的制约。新加坡华文文学算是例外,它不属于少数民族族群文学,但它近年来的创作远不如过去活跃,以至作为新加坡公民与作家的方修研讨会要到马来西亚去召开,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新加坡当局不重视乃至压制华文教育有一定的关系。用内部规律去揭示这种现象,就难以服人。

从中国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看,90年代比80年代取得了更丰硕的成果,在整体水平上呈直线上升。尤其是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诸君的努力,如他们编辑出版的高质量的《华文文学》杂志及其共同编写的卷帙浩繁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其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这门学科在整个学术界、思想界乃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极有限,与我们的期望仍有很大的差距,有不少人甚至不承认世界华文文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或把它仍附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名下。这里有不少理论问题值得探讨。我们也的确不应陶醉原有的成绩,应有汕头大学青年学者那样的学科建设的紧迫感与危机感。但探讨时最好让不同的学科观念展开竞赛,而不要搞“东风压倒西风”。以“我们”一文来说,作者们在质疑“语种的华文文学”时,认为这种“观念充其量只是一种常识化的观念”。其实,依笔者看来,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文化的华文文学”是从人们过去十分熟悉的文艺社会学(即从社会文化历史的背景中来审视和考察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中衍生或改造过来的一种观念,并不比“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高深多少。作者们主张“文化的华文文学”其初衷是把华文文学放在文化的大视野中去审视,可这种从近年流行的文化思想史走的研究思路,并未对这种观念存在的现实基础及其特性,以及发展变化轨迹作进一步深入的论述。尤其使笔者不满足的是,它未充分突出华文文学的根本特征,因英语文学或别的语种文学,无不是该民族“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方式”。“我们”一文只说到了共性,未涉及或很少涉及到个性,而要从个性上区分,只有从表现工具这一最明显的特征入手。当然,正如“我们”一文所说:光“入手”不够,还应进一步探索其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但切入点必然是外部,这也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这一观念为什么会流行、为大家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一文的作者为了摆脱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困境,提高这门学科的研究水平,更重要的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严密,还把“文化的华文文学”与文化批评区别开来。这是必要的,因后者是具体操作方法,前者却是一个全新的观念,但有观念必然有相应的批评方法,而“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一观念正来源于文化批评方法。故实际运用起来,两者恐怕是同多于异。何况文学自身的基本问题,文化研究固然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的版图和疆界,但它却无法取代文本的研究。

“我们”一文不用学术论文通常采用的注解方式,其批评的论点一个出处也没有,这固然体现了他们不想伤人的谦谦君子态度,不过,依笔者之见,挑战权威,对世界华文文学界的主流观念提出质疑,就应有对手,至少在行文末尾注明出处,这才方便读者阅读。学术争鸣本不应该过分讲究客气的。另一方面,作者们还一再表示自己不存在有“褊狭心态”,可行文中却企图以自己提出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去取代“语种的华文文学”,即文中所说的要大家“放弃‘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走向‘文化的华文文学’”,这未免过于性急了些。还是先不要“放弃”、取代,至少让两种观念共存互补,互相竞争吧。


[1]梁丽芳:《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

[2]杜国清:《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试论》,载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世纪之交的世界华文文学》,《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增刊,1996年版。

[3]蒲若茜译:《“开花结果在海外——海外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综述》,《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

[4]王理行、郭英剑:《论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的中文译名及其界定》,《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

[5]罗四鸰:《是华裔文学还是美国文学?——国内学者介入“赵、汤之争”》,《文学报》2004年4月22日。

[6]梁丽芳:《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

[7]程爱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陈贤茂:《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一词的使用规范》,《世界华文文学》2000年第6期。

[9]刘俊:《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

[10]黄锦树:《在世界之内的华文与世界之外的华人》,台北,《文讯》1993年1月号。

[11]黄润华:《从亚洲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载《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1994年版。

[12]黄润华:《从亚洲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载《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1994年版。

[13]李有成:《世界华文文学:一个想象的社群》,台北,《文讯》1993年1月号。

[14]黄锦树:《在世界之内的华文与世界之外的华人》,台北,《文讯》1993年1月号。

[15]刘登翰:《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载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视野新开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这是王富仁的一段话。出处待查。

[17]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文艺报》2002年2月26日。

本篇取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

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