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钦  鸿

方修先生是马华新文学史研究的著名专家和前驱者。他以《马华新文学史稿》为代表的一系列史著和史论,不但在新马华文文坛开创和确立了马华新文学史研究这一新的学科,而且以其系统全面的史料整理和深刻精到的理论阐述,为海内外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一课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仅如此,方修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成就。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马华新文学的关系以及对于后者的影响的研究,他对于中国现代作家在马华文坛的活动和业绩的研究,跟他对于马华新文学史的研究一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的研究对于拓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乃至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着独特的卓越贡献。

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他站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高度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从而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性以及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巨大影响。

方修在1962年2月出版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的《绪言》中指出:“马华的新文学,是承接着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波而滥殇起来的。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约在1919年。它在形式上是采用语体文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在内容上是一种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侵略的社会思想的传播。当时,马来亚华人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受了一阵波澜壮阔的新思潮的振撼,也就发出了反响,开始了新文学的创作。”1后来,他曾多次阐述这一观点,强调指出:马华新文学史,“不管我们把它的起点定为1919年还是1920年,其断根总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发难后的一两年;也就是同样宣示着一个事实:马华新文学是渊源于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的。”2方修的这一论述,无疑是从审察马华新文学的角度出发的,它对马华新文学史研究的贡献自不待言。然而,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其重要意义同样是举足轻重的。我以为,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打破了过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是着眼于中国大陆的局限,大大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从而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原本具有的开放性质和丰富内涵。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大体以1951年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为标志。在此以后,中国大陆文坛先后出版了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在各地高等院校的中文系里也纷纷开设了这一课程。但无论是王瑶的开山之作以及嗣后的种种文学史著作,或是大学中文系的课堂教学,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长期以来都只是局限于中国大陆的本土,鲜有涉及本土以外而同样是中国领土的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内容,更不用说是海外了。论到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则无一不是关注后者的被译介、引进以及对于前者的影响,而忽略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和影响。即使到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之初,在由唐弢、严家炎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只是提了一句

香港进步文化界曾“开展了‘马华文学’问题的讨论”3,此外再无具体的论述。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起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或封闭性的文学现象,而是与当时世界各国的文学有着各种联系并且是整个世界文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当然受到苏俄文学、欧美文学等世界各国文学的重要影响,同时它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对世界各国的文学产生或深或浅、或大或小的影响。特别是在东南亚一带,由于中国大陆沿海人民代代相续、绵延不绝的南下谋生的传统,而南下者中不乏记者、作家、青年学生等各种文化人,由此决定了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各国声息相通、血浓于水的密切联系的特征。中国现代文学也正是通过这些南下谋生的文化人,将它的精神和力量辐射到了南洋各地,从而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方修所指出的,“新书刊的接触与人才的交流”,是“马华文学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两大源泉”4。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一开放性质的具现,本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可惜过去一直为中国大陆的研究者所忽视。现在由方修首先加以指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方修不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滥殇所起的作用,而且还进一步深入地探究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马华新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的重要影响。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进步思潮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和传播,主要有三次,除了“五四”文学革命思想之外,还有1927年前后的革命文学思潮和1937年间兴起的抗战文学思潮。他指出:前者是“郭沫若、蒋光慈等人当时在上海所倡导”的,“这个思潮传播到新马一带,就导致了‘南洋新兴文学运动’的兴起,以至于各民族群众的反资反殖的斗争”;而后者,当时“中国文艺界强调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影响到马华文学来,就是‘战时文学运动’、‘反侵略文学运动’等的出现”。他还指出:“此外如大众化的方向,普及与提高的理论的提出等等,都是由中国传来的健康的进步的文学思想的演化。”5与上述观点相对应,他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中都有翔实的史的阐述。尽管他立论和观照的重点在马华新文学运动,但也足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影响了。

这里还可以举出两场重要的文学论争来加以说明。一是关于郁达夫《几个问题》引起的论争6,二是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和“侨民文艺”的论争7。这两场论争所涉及的论题,都与中国现代文学有一定的联系,其参与者除了众多马来亚当地作者外,还有若干来自中国大陆的著名作家,如郁达夫、高扬(孙孺)、张楚琨、沙平(胡愈之)、汪金丁、洪丝丝等人,而且,远在中国大陆的楼适夷、在香港的郭沫若和夏衍等著名作家,也都撰文分别参与了这两场论争。方修以确凿而翔实的史料评述了这两场重要的文学论争,饶有说服力地勾勒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马华文坛的若干活动轨迹。

凡此种种,都是一向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忽略的。由此也就不难看到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贡献。

 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收集和整理了大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在马华文坛的活动和业绩的宝贵资料,使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得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些作家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原貌。

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文学对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离国外出的各种文化人而实现的。自20年代以降,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大批文化人,包括若干业已成名的现代作家,都纷纷南下谋生或工作。他们来到马来亚各地,一方面投身当地的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则仍与国内的文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例如郁达夫1939年春在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晨星》时,就曾约邀并发表了国内的著名作家艾芜、萧红、柯灵、冯雪峰、茅盾、欧阳山、徐悲鸿、老舍等多人的文章。所以很难把这样一批南下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活动,界定在一个比较狭窄或单一性质的概念里。他们当时的文学活动,我们固然肯定是属于马华新文学的一部分,但也无法否认他们与中国现代文学仍然有着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联系。方修在他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中,对这样一批中国著名现代作家在马来亚文坛的活动和业绩情况,作了扎实的资料整理和深入的分析研究,在他自然主要是着眼于马华文学史,但客观上却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史料,而这些正是过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们长期以来从未予以高度重视,也是他们目力所不逮的,其弥足珍贵的价值,也就显而易见了。

总体而言,方修在他的马华文学史研究中所涉及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部分人:

一是如上述的南下之前已经成名的中国作家。除了郁达夫以外,尚有在马来亚创办了马华第二个新文学刊物《叻报·星光》三日刊的文学研究会成员谭云山,1928年在吉隆坡《益群报》担任主笔兼编副刊《枯岛》的许杰,在马华文坛和剧坛均活跃一时的左翼戏剧家吴天和中国诗歌会成员孙流冰,在马华文坛“创作上和理论上的成绩都很可观”的左联作家汪金丁,40年代担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的文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沙平(胡愈之)等等。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对这些作家都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他们在滞留马来亚期间的文学活动和文学业绩,披露了不少为中国大陆研究者所鲜知的史料。其中,他对郁达夫在南洋的文学史料发掘最力,除了在他的文学史著作中详予介绍之外,还对郁氏在南洋的佚文的收集以及郁氏遇害事件的考证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编成《郁达夫抗战论文集》、《郁达夫选集》、《郁达夫佚文集》等书(其中有的与人合作)付梓出版。这些,都为中国大陆文坛的郁达夫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此外,他还编辑出版了《流冰作品选》、《金丁作品选》、《胡愈之作品选》、《叶尼(吴天)作品选》等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二是南洋归侨作家。例如诗人吴进(杜运燮)、米军、丁家瑞,小说家和剧作家杜边,小说家韩萌、殷枝扬,戏剧家王啸平,小说家和散文家萧村、白寒,等等。这些作家大多生长于马来亚,并在马来亚华文文坛有相当的表现,但最后都叶落归根,返回其父辈的故乡中国大陆,并投身于中国的现代文学运动,有的还取得了不凡的成绩。这些归侨作家,无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可忽略的对象,而方修发掘、整理了他们的有关史料,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价值是不难想见的。

三是曾经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南洋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性,不单体现在其精神和力量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也体现把国外的文学人才吸引和包容到自己的宽阔的怀抱里。马华文坛有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就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坛上驰骋过自己的才华。例如林参天1936年在上海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浓烟》,林英强1940年在上海文艺新潮社出版了散文诗集《麦地谣》,温梓川在30年代初就在上海文坛出版了诗集《咖啡店的侍女》、散文集《梓川小品》、译著《南洋恋歌》、《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等多种作品,还有一些作家在中国大陆的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发表了各种体裁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些在中国文坛发表或出版的作品无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之内,而这些马华作家无疑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关注的对象。方修的文学史著作中对这些作家的经历和其他文学活动情况的论述,自然也大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总之,方修在收集、整理和研究马华文学史料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发掘、保存和辑集了中国现代作家大量资料,从而弥补了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某些局限和空白,为恢复中国现代文学原本具有的丰富内涵,为全面认识它的原貌,准确把握它的精神,并推进它的建设和发展,都有其积极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贡献。

应当指出的是,在马华文坛以及以后的新马华文文坛上,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的。他的研究的正确的方向、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都为后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试看新马华文文坛上后起的一些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有所成就的学者,如编纂过多种中国现代文学辞典的吴天才,对“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作过专题研究的林万菁,收集中国现代作家南下活动资料最为丰富周全的马崙等等,莫不受启迪于方修的研究,并都从他的著述中汲取过营养。因此,方修不但是马华新文学研究的前驱者,而且也可以说是马华文坛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之外,方修还对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运动以及许多重要作家、作品,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对鲁迅的研究,成就尤其显著。

方修早年在报社从事新闻、文化工作,50年代后期开始收集、整理史料,致力于马华新文学史的研究,最初出版了《马华文坛往事》,继而完成并出版了《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三卷。在此期间,他于1960年9月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学术随笔集《避席集》,其中除了《马华文化独特性问题》之外,多有论及鲁迅的文章。60年代中期起,他又在大学中文系任课,讲授马华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等课程。由此可见,马华新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方修从事学术研究的两大主攻项目,而这两大项目在他身上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之所以如此,我以为首先是由于马华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马华新文学不可能离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反之亦然。其次,恐怕也与方修本人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浓厚的兴趣爱好相关。因此,他在研究马华新文学史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开放的眼光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并时时把它与马华新文学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休戚相关的联系和互相的影响。同时,他也会以极大的热情孜孜不倦地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有关问题,为马华文坛深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为沟通两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这样看来,方修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所做的工作,应当包括教学和著述两个方面。教学方面,笔者由于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记载不能妄论,这里只能就其已经出版的著作略予评述。不过,他的著作必定也与其课堂教学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著作大致了解他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情况。

综观方修的著作,包括专论文章和间接涉及的有关论述,可以发现他在中国大陆现代文学上,用力最勤、成果最丰的是对于鲁迅的研究。他早期出版的《避席集》(1960年),就显露了他对鲁迅研究的高度重视和相当功力。该书共收十六篇文章,专论鲁迅的便有半数之多,如《鲁迅笔下的林语堂》、《鲁迅的自嘲诗》、《鲁迅和青年》、《关于鲁迅的传记》、《鲁迅为什么被称为圣人》、《鲁迅的思想》、《鲁迅的文艺观》、《鲁迅二三事》等。嗣后出版的许多学术随笔集中,也不时有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出现,例如《略论阿Q》(收《文艺杂论二集》,1967年),《周作人的回忆录》、《鲁迅纪念晚会》(收《长夜集》,1973年),《鲁迅撰写的碑文》、《藤野先生的晚年》、《<自由谈>稿费小考》(收《轻尘集》,1974年),《鲁迅与<红星逸史>》(收《人物篇》,1976年),《鲁迅、长尾景和归雁诗》、《关于鲁迅<答徐懋庸>》、《读<论鲁迅修辞>》(收《夜读杂抄》,1988年),《不应歪曲鲁迅》、《假如鲁迅还活着》、《鲁迅诗的注析问题》(收《方修自选集》,1988年),等等。至于间接论及鲁迅的文字,则常常见于他关于马华文学研究的篇章中。例如在回答某人提出“拿出作品来”的口号时,他以鲁迅为例,说明“编辑刊物、出版丛书、培养后进、提倡木刻,为文艺事业奔走呼号等,广义说来也是一种‘作品’”,从而纠正了“忽视具有同样意义与价值的一般文艺工作”的错误倾向8。又如谈到开展文艺批评时,他随手就举出鲁迅所谓“削烂苹果”之说作为借鉴9。如此等等,在在显示出他对鲁迅研究的用力之深和娴熟程度。

方修在文章中写过的中国现代作家,除了鲁迅以外,还可以举出一长串的名字,如胡风、丁玲、郭沫若、巴金、茅盾、曹禺、秦牧、乔冠华、李何林、黎烈文、司徒乔、吴祖光、萧乾、刘半农、高长虹、林语堂、周作人、张资平、穆时英等等。至于其他专著中涉及到的作家,更是不胜枚举。

作为一个文学史家,方修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与马华新文学研究的紧密结合。他不但指出马华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而且论述了马华新文学在服务对象、作品内容方面,如何“自辟蹊径,走自己的道路”,从而在世界华文文坛上取得了自己独立的地位;不但指出马华新文学的一些文艺运动或文艺思潮论争与中国现代文坛之间的联系和影响,而且也论述了各自的特点和互相间的区别;不但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积极的、健康的影响,而且对某些消极的、不健康的影响,也有所分析和评述。他本人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时,就这样认为:“我们研究马华新文学史,就需要同时了解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情况以及彼此相仿的社会背景。”10看来,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更好地研究马华新文学,这正是他的两项研究如此紧密地互相交叉和互相联系的原因所在。

关注主流倾向、抓住本质问题,可以说是方修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个主要特点。六十年代后期,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学术研究中“一向存在着一个不大健康的倾向,就是窄小烦琐,尽量避开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11。与这种不健康的倾向相反,他在研究中则从来坚持关注主流倾向和本质问题,以提纲挈领,理顺历史发展的脉络。他研究马华新文学是这样,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如此。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事件繁多,头绪纷纭,他却抓住“五四精神”做文章,便洞察了历史演变的轨迹,也明辨了许多问题的曲折是非。中国现代文学几十年间涌现出的作家不可胜数,他却对鲁迅情有独钟,并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战士”加以重点关注;而在鲁迅研究中,他又首先并且着重抓住鲁迅的世界观、文艺观等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以此来烛照鲁迅研究的其他方面。另外,在他的研究中,推崇五四新文学的进步传统,反对落后、倒退和与新文学相对立的种种错误倾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鞭挞自甘堕落、媚敌求荣者的无耻罪行;景仰崇高的长者风度和“战士精神”,鄙弃“无聊与猥琐”的“小丑作风”,等等,都随处可见,贯串始终,显示了他治史的正确方向和进步观点。所以,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说是得其精髓,左右逢源,这便自然使我们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感到异常的亲切。

史料把握的严谨、扎实,是方修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又一个主要特点。塞万提斯说过:“史学家应当谨严,诚实,不存偏见;还应当公正,不凭好恶行事,不背离真理。”方修就是这样的史学家。他治史反对“太过倚重回忆的资料”,提倡注重“当时的文字记录、有关证据”等第一手资料12。他写《马华新文学史稿》就主要立足于研读当年的马华报纸和杂志,光是照片“就拍了整千张”,“副刊编目和作品节录,则抄了百几十本练习簿”13。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他同样遵循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尽量发掘原始资料,并据此评述,绝不凭空想象,或牵强附会。例如,他对巴人沦陷时期在苏门答腊共患难的伴侣雷问予之事

曾一度感到困惑,在没有找到可靠资料佐证时,竟不惜修改自己的回忆录。直至读到郭沫若的文章,坐实了其人其事,他才敢于下笔14。又如,他为了弄清鲁迅当年的稿酬情况,竟对鲁迅日记的相关内容作了“精密的计算”,从而使许多“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不攻而破15。不难看出,这种严谨、扎实、一丝不苟的史料工夫,正是方修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以成就卓著、影响巨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当然,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上或是广度上,都还是有着一定的局限的。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而主要是从研究马华新文学史的角度,来切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但由于他较早地站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高度,以一种开放的观点来审视、观照中国现代文学,这便使他的研究具有了开创性的特点。他的研究,不仅启引和推进了新马华文文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而且打破了中国大陆研究界的封闭性的格局,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方修的名字和他的研究成果,必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1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2年2月版,第2页。

2方修:《马华新文学简说》,收《新马文学史论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年4月香港第一版,第13页。

3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94页。

4方修:《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收《新马文学史论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年4月香港第一版,第43页。

5同上文上书,第40-41页。

6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2年6月版,第310-320页。

7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新加坡T.K.Goh1978年2月版,第29-80页。

8方修:《关于文艺史料的若干问题》,收《新马文学史论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年4月香港第一版,第378页。

9方修:《新春试笔谈批评》,收《两径轩杂文》,新加坡群岛文化社私人有限公司1979年12月版,第62页。

10方修:《马华新文学简说》,收《新马文学史论集》,第19页。

11方修:《东南亚研究》,收《方修自选集》,新加坡新天书局、北京现代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79页。

12方修:《<郁达夫佚文集>序》,收《评论五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87页。

13爱薇:《与方修先生一席谈》,收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年4月香港第一版,第412页。

14方修:《郭沫若佚文<刘岩墓志>》,收《息游集》,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1992年2月版,第87-90页。

15方修:《<自由谈>稿费小考》,收《方修自选集》,新加坡新天书局、北京现代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41-142页。

 

本篇取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

原文刊于:2002年3月《新加坡文艺》第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