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地表的“文化的华文文学”

——关于《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的回应

萧  成

长期以来,如何进一步为华文文学研究开创新的批评空间一直是许多专家、学者萦绕于心的事。今年2月26日的《文艺报》刊发了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四位青年学者执笔的长文——《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终于使“文化华文文学”浮出了地表。与此同时,《华文文学》杂志也在今年第一期对此进行了全文转载。该文可谓是近年来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难得的使人眼睛一亮的、充满了“问题意识”的稀罕之文。确如“编者按”所言:“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20年的路程。20年间,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确实取得了有目共睹而且是值得骄傲的成绩;但毋庸讳言,与此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不足和遗憾。至少,就目前而言,它就面临着后劲不济难以突破发展瓶颈的尴尬境地”。令人欣慰的是,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该文确实引发了许多同仁的思考和讨论。

当我对《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再三阅读、领悟,并开始深入思考后,我感觉到了一种极大的“震撼”,是“shock”;而不是“触动”。因为“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浮出,涉及的并非一个简单的方法论转换问题,而是一个学科“打破囚禁”与“重塑”的重大问题,即打破“语种的华文文学”的牢笼,重塑“文化的华文文学”形象的根本性问题。“文化的华文文学”施行的策略,是打碎、摧毁传统的“语种的华文文学”殿堂,在它的废墟上建造起一个全新的宫殿。换言之,《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中所要的“文化的华文文学”,不是“戊戌变法”式的维新改良,而是“五四”式的摧枯拉朽的新文化建设。那种华文文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转换,对“文化的华文文学”而言,不过是修修补补式的小打小闹,与“文化的华文文学”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关于这点,在《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已有了认真细致的甄别,“‘文化的华文文学’与对华文文学进行文化批评之间的区别。文化批评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很受欢迎的批评模式,同时也是一种颇具理论深度的批评模式,但它跟‘文化的华文文学’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也就是说“语种的华文文学”是属于学科内部方法论转换的范畴,“文化的华文文学”则属于“文化研究”中某种新学科建立的范畴。由于在《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四位青年学者已对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梳理得很清楚,针砭得很透彻了,而且提出重塑了华文文学学科新形象的倡议,因此,留给我的任务就是进一步从理论上为“文化的华文文学”争取学科地位上的“合法性”和实践中的“法权”,因为只有争取到、并获得了这些东西,“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理念才能真正“长驱直入”研究者思想之中,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攻城掠地,令闻者望风披靡,从而使“语种的华文文学”的统治殿堂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研究者自觉在思想观念上实行脱胎换骨,并共同在“语种的华文文学”的废墟上建造起一座新城——“文化的华文文学”。故而我首先从“文化研究”定义入手,尝试从理论上确立“文化的华文文学”学科地位上的合法性,然后就其可实践性确立其学术“法权”,并且从唯物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人道主义、反还原主义等方面,对“文化的华文文学”可能遭遇的某些理论质疑,进行一些可能的辩护,目的就是将“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理论阵脚扎得更严密一些。这虽然是我对四位青年学者提出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命题所做的一点粗浅回应,但其间自然也有一点为提倡者“呐喊”的意思。当然,我所用的“华文文学“概念,同上述四位学者一样,也仍然“专指中国大陆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

当今世界,文化研究正在迅速地进入人们的思想和学术生活的主流。一方面,各民族和各种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急剧扩大,任何民族和文化都被全球性的关系所笼罩;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地区性的经济─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各民族文化对特性的寻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文化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位置都越来越重要了。虽然人们关注的问题有着各种差别,但整个学术研究领域中的“趋同性”,却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诚然,理论在运用的过程中会产生复杂的变异,但不同区域、种族和语言的人们都在用一套术语来进行探索本身就是引人注目的事实。由此也使得华文文学的研究可以超出区域、意识形态和语言等方面的限制,获得更多“对话”和“双向选择”的机会。“文化的华文文学”乘着这股东风适时出现了,它至少使华文文学研究实现了两个方面的转变:1、挣脱了“语种华文文学研究”中人为因素所建立起来的“族群主义”的“语种”牢笼的囚禁。因为“事实上,多年来在我们这一行中常常出现的,为不少海外华文作家所诟病而又渐渐为我们有些研究者所意识到的批评过程中的‘误读’,其根源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与这种‘语种的’‘元归属’意识息息相关。”2、重塑了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形象,而非简单的方法论转换,确立了“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方式”这一全新的理念。阐明“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要义即:“我们不必再为华文文学寻找家园,它的家园就是它自己。让我们的华文文学研究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还原到对居住或居留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们的生命、生存和文化的原生状态的关注上。”这样的转变不仅凸现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研究”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的确立,而且使华文文学研究终于获得了真正意义上与世界的接轨。在文化的大旗下,不仅可以颠覆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语种的华文文学”极端依赖“语言”进行“族群主义”思维的研究模式,而且打破了单纯的“语种的华文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表象繁荣”的局限,即《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的“华文文学研究所获得的繁荣景象只是一种量的积累,而在具有普适性学术理念的营造上并无重要意义。这便意味着,止于目前的华文文学研究的收成,并不能够为下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推动,华文文学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文化的华文文学”既已浮出了地表,对此如何认识与应用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先在它与“语种的华文文学”的对比当中,勾勒出它的一些基本倾向,当然这种勾勒只是现象的描述,而非完整的理论概括。这些倾向是:1、与“语种的华文文学”研究注重“语言表象”不同,“文化的华文文学”注重研究文学中历史文化的积淀;2、与“语种的华文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的华文文学”同样注重被精英,或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经验,以便于整合人类的文学经验;3、与“语种的华文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的华文文学”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文化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4、“文化的华文文学”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因为作为多元文化共生一体的华文文学的特殊性质,特别是它那种对多元文化混沌一体的交叉反映,都为“文化的华文文学”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和理论支持。以上描述十分粗糙,但即令通过这样一种极其简略的描述和比较,亦可见“文化的华文文学”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研究全然不同的学术视野。为了进一步阐释“文化的华文文学”之于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我就首先从其起源——“文化研究”的定义入手,来考察和确认“文化的华文文学”定义的合法性及可实践性。

若由文化研究的起源来看,狭义的文化研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逐步兴起,尔后扩展到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尽管它并无一个“绝对的开端”。但是在追溯其根源的时候,大多数学者都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出现的几部著作,如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等看作是它的奠基作。在思想来源方面,对早期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应属雷蒙·威廉斯,他明确地与那种传统的、超越功利的,仅仅局囿于精英文化范围的文化定义告别,追溯了从工业革命直至当代“文化”一词内涵所发生的变化。他承认传统的最精致部分体现在语言和文学中,却不同意全部文化遗产均由语言和文学承载的观点,因为夸大了文学的作用。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忽略其它的知识形式、制度、风俗、习惯等,因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必须不断扩展它的意义,直至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成为同义的。”[1]他说:“我们习惯了用政治和经济的术语来描绘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但作为一个经验的问题,人和社会并不局限于权利、财产和生产。他们对经验的描绘、学习、说服和交换的关系同样是基本的。”[2]基于此,雷蒙·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第一种是理想的文化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若这个定义能被接受,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的构成一种永恒的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其次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思想和经验。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习得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该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它涉及的范围还包括“理想的”重点,即发现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或至少是最高级,或低级的意义和价值,以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为主要目的的“文献式的”重点,它研究特殊意义和价值、目的不在于对它们进行比较以确立一种标准,而是通过研究它们的变化方式,去发现从总体上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一般发展的某些一般“规律”,或“趋向”。正是这最后一种定义,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文化的“社会”定义既涵盖了前两种定义,又包括了被前两种定义排斥的,在很长时间里根本就不被承认是文化的众多内容,它们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等等”。[3]雷蒙·威廉斯要求我们把文化过程看作一个整体,因此对思想和艺术作品的文本分析应当和对它们所从出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4]而且“把论辩的全部基础从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意义,并把后者界定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义和惯例都是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变化的,文学和艺术仅只是一种,尽管是受到特殊重视的社会传播形式。”[5]如果我们能够接受雷蒙·威廉斯这种关于文化的定义,那么,四位青年学者关于“文化的华文文学”定义的界定应该也就获得了某种学术上的合法化,那么,接下去我们所要谈的就是“文化的华文文学”是否具有可实践性的问题。我认为它是具有可实践性的。因为这取决于其自身的三重力量和魅力:

其一“文化的华文文学”拒绝把自身建构为可以穿行于历史和政治语境中的一种完成了的和惟一的理论主张。“文化的华文文学”可以被读解为在变化着的历史过程和思想资源中不断地重建自身的努力,这意味着“文化的华文文学”是无疆界的,每一种文化理论,甚至每一种政治理论,在“文化的华文文学”中都有其可行性。而就它的同一性而言,其同一性总是处于纷争之中的、总是多样的、变化的;它阐发的乃“差异中的同一”。

其二“文化的华文文学”拒绝以学院派的,或狭隘认识论的术语来说明自身的理论精确性。“文化的华文文学”是根据华文文学自身在当代世界的特定实践、结构和斗争的关系,以及促进和介入的情况来衡量的。其动力是:它期望从华文文学自身的历史环境中建构种种直接的,或想象的可能性。它不妄称总体性,或普遍性,只祈求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在什么地方,以便到达某个别的地方,以便我们对华文文学已经在制造的历史中进行更多的控制。这并不是说它放弃了认识论问题,而是说它把这样的问题历史化和政治化了。本雅明所说的理论“切入现实”的能力是由理论在回应它面对的具体权力语境时所能表现的政治立场和方向来衡量的。正如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一样,“文化的华文文学”开始利用手头的资源和经验抓住并分析困难局面;它借助并扩展理论,使之能够以新的方式闯入海外华人的经验。由此,“文化的华文文学”并非一系列认识论的断裂,或范型转换(那是理想主义者的幻想),而是正在进行着的对旧理论予以度量的努力,它看到了新的理论阐述、新的文化事件、新的社会生活的机理和节奏的变化、新的社会关系结构,以及新的主体性。因此,“文化的华文文学”拒绝受纯理论考虑的驱使,它的议程总是由首先处于自己的理论议程外面的事件和资源来构成的。这一历史锚地使它能够对付华文文学自身历史语境的无限复杂性。在这个历史语境里,华文文学向研究者们要求比他们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而且,在这个历史语境里,一切都是证据,且证据的变化之快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载录的程度。

其三“文化的华文文学”跨学科的形式特点所依据的是,认为理解文化实践和各种关系所需要的东西正是文化。因为文化存在于和社会构成中的其他实践形式的复杂关系之中,这些关系决定、促进,并约束着文化实践的可能性。“文化的华文文学”并不打算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一切,它同“文化批评”有着质的不同;相反,它试图利用一切必要而可用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来解释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的制度化形式和地点所决定的。总之,它是一项集体的活动,虽然它往往表现为单个华文文学研究者的产物。可见它的集体性也是有诸多差别的,绝不能在任何特定历史和制度的语境之外预先限定。

若以上所言能够成立,“文化的华文文学”即便没有固定不变的定义,那么至少也可以辨识它的运作平台:其主要描述必然会介入“文本”和“话语”(即文化实践)在人类(当然也包括海外华人)日常生活和社会构成之内产生、插入和运作的方式,以及复制、抗争乃至改造现存的权力结构。就是说,如果人们创造了华文文学的历史,那么“文化的华文文学”就要探究这一过程在文化实践内并通过文化实践而进行的方式,以及这些实践在特定历史构成之内的位置,因为它可能还暗示着其中的种种差异可以再现为连续的对华文文学某种原初问题框架的重新表述。否则,就会把“文化的华文文学”简化为一种关于文化与社会,或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个别理论。而为了给“文化的华文文学”争取可实践的“法权”,我相信我们需要从比较麻烦的事情做起,首先就是承认华文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那些核心问题,或问题框架是不断地被重塑,或重新整合的。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文化的华文文学”都要牵涉到对华文文学的“定位”,还要观照华文文学中无处不在的文化冲突关系,并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反映这种关系的历史地建构的形式、结构和效果,而这关系本身正是界定“文化的华文文学”介入学术场地的历史平台。换言之,“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要旨在于揭示文化与社会,或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总是历史地构成的这一问题。因此也可以说“文化的华文文学”并非建立在文化特定性理论之上(通常用表意、意识形态、主体性,或群体等术语来限定),相反,它审视特定实践如何置于华文文学中、以及华文文学的生产性如何决定于社会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现实体验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当前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的华文文学”获得了一致性;这并不是要把它当作一种政治和理论主张,而是要求人们注意它对华文文学中蕴涵的文化和历史生活性质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华文文学”就是在“语种的华文文学”曾经占领过的地方不断进行新的研究工作。

既然华文文学作为一种活动,同生产、贸易、政治、养家糊口一样,就在那里存在着。那么,为了充分地了解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必须积极地去研究它们,把华文文学中展示的所有的华人活动当作人类活动来同等看待。这不仅是把文学与社会联系起来的问题,而且是在承认我们选择抽象出来的任何一种活动具有优先性的情况下,研究各种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因此确立“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理念极为重要,因为它能产生它从中得以表现的整个组织的特殊根据,而且许多华文文学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假定基础上书写的,即社会的基础,它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分类构成了核心事实。但在华文文学学科的建构历史中,“语种的华文文学”将这个过程利落地颠倒过来了,当华文文学被描述成按其自身规律发展的事物时,一种被称为“背景”的东西也被概述出来了,虽然在概述讲解时选择某些活动加以强调是必要的,在暂时的分类中去追寻发展的独特线索也是完全合理的,华文文学史也是从这类独特工作中慢慢积累而形成的。但当积极的关系被重新建立起来,所有的活动都受到平等对待时,“文化的华文文学”就浮出了历史地表,因为它所特别关注的乃是华文文学这些特定历史之间的关系和整个组织的特定形式。故而,我愿意把“文化的华文文学”定义为是对海外华人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文化的华文文学”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在这个语境之下分析华文文学的特定作品,或体制,就是去分析其组织的基本种类,分析作品,或制度作为总体组织各个部分而加以体现的关系。当然,“文化的华文文学”分析中的一个关键词仍然是模式:任何有用的文化分析均始自于发现一个独特种类的模式,而总体的文化分析所关注的却是这些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模式有时揭示出迄今分别加以考虑的活动中出乎意料的同一性和对应,有时又揭示出出乎意料的非连续性。虽然只有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地点,我们才能够期望本质地认识一般组织,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华文文学的文本了解有关其他地点和时代的华人的大量生活,我们可以将构成华文文学的每一种因素当作一种文化积淀来认识。但是也不能忘记,在这个时代的活生生的经验中,每一个因素都在稀释,都是一个复杂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在研究华文文学时最难以掌握的事情就是那种感觉到的对海外华人所处的特殊地点和特殊时代生活性质的感知——把特殊活动结合成一种思考和生活方式的感知。若解决了这点,我们或许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海外华人某种特殊的生活组织的概貌,甚至能复原弗洛姆所说的“社会特征”,或本尼迪克所说的“文化模式”。这可能非常重要。我认为,如果考虑到对海外华人自身共有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类似分析,我们就能最深刻理解“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在此发现了对生活的一种感知,几乎不需要表现的一种特殊的体验群体,通过它,外部的分析家所描述的海外华人的生活方式的特征都以某种方式传递下去,而且还给予了它们一种特殊和独特的外表,因此,当我们注意到不同地区以“同一语言”交谈的海外华人之间的对比时,或当我们读到族群之外的人对华人生活的描述时,或当我们在异域成长的华人身上观察到言语,或行为风格的各种差异时,我们通常会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尽管它在华文文学中很可能被转向琐碎的叙述,然而具有这种特点的事实既不是琐碎的,也不是边缘的,它令人感觉到非常关键。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因为它绝对不是全部文学作品而是一种持续的选择和阐释。在一个整体社会中,在它的全部活动中,文化传统可被看做对先人的持续选择和重新选择。特殊的发展线路将被勾画出来,虽然时间可能会相当长,然后,在发展过程当中,由于某一新阶段的突然出现,这些路线将被取消或削弱,从而勾画出新的路线。因此,在华文文学的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通过自身的经验来看待大多数华文文学作品,而且还要努力从它们起源的角度来看待它们。而“文化的华文文学”所能做到的并不是简单地使一部作品复归到它所在的时期,而是通过显示历史的替代选择,使阐释变得有意识;将阐释与华文文学所依赖的特定当代价值联系起来。我们将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使各个阶段的华文文学作品存活是因为它真正对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样,我们也发现在其他情况下,我们正出于自身的目的以一种特殊方式在使用华文文学作品。所有的华文文学作品要么能够与它从中被表现的某个组织联系起来,要么与它从中被利用的当代意义联系起来,联系得越主动,我们越能清楚地看出它的真正价值。这样一来,无论是在一种经历过的文化中,过去的一段时期,还是在自身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选择性传统中,都必须选择“文化的华文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华文文学分析的每一种因素都将是能动的。在许多不同层次上,每一个因素都将体现一些真实关系。在描述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真正的文化过程将显现出来。因此,把“文化的华文文学”付诸实践并非简单地采用传统中的不同个体,或集团提出的主张,那样的占有未能认识到种种复杂的尝试方式是由他们置身的特定情境和历史决定的,当然也不要抹掉中华文化传统的特定构成、弹道以及历史。那种在“语种的华文文学”影响下形成的“族群主义”的“本土拜物教”与“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目标是矛盾的,因为“文化的华文文学”研究是旨在探索的是华文文学在地方语境与更大矢量(也许是全球)之间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关系。既然华文文学是一门非常富有学术研究活力的新学科,其中有无数的学术生长点等待我们去发掘、探讨,而且由于它所具有的独特性,它所处的文化边缘、过渡和结合部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可能涉及到的种族、身份、性别、阶级等一系列问题,的确导致了它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某种关系。但也不应忽视,我们的华文文学研究中概念滥用情况也是十分明显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即在“语种的华文文学”的操纵下的种种流行性概念的滥用。诸如“寻根”、“乡愁”、“漂泊”、“落叶归根”、“落地生根”、“家国”、“民族”、“中华情结”、“源流论”(即中国文化、文学是源,海外华文文化、文学是流)、“枝干论”(即中国文化、文学是干,海外华文文化、文学是枝)等等概念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可说是喧嚣尘盛,就像四位学者在《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几乎泛滥成灾,已经成了华文文学研究的一大‘品牌’”。这些概念并非不能用,而是说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常常将其当成“万金油”,到处涂抹,似乎是包治百病的灵药,反正华文文学中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些这样的因素在内,而当人们看这样的评论文章时,虽然常常会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但也无法过分诟病这种所谓的研究模式,因为它总能够不痛不痒地沾上一点边。事实上,像这样的情况绝非罕见,如果任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而不加警觉的话,很可能会在我们所进行的研究中导致一些更糟糕的情况出现。

此外,“文化的华文文学”还涉及重新阐发文化的问题。目前的任务即在已占领过的地方重新工作,根据华文文学所处的特定语境重新阐发它,并在此过程中重塑华文文学研究形象。但这似乎需要理解相关联的地方,并探测我们准备占领的地方以及占领的方式。我建议不妨把文化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即各种形式的“差异中的同一”读解为不断努力阐发一套既与其他理论主张相异,又能给它力图介入的政治空间以力量的信念。我并非主张这些信念只能为文化研究所独有,也不是说其源起就在文化研究内。事实上,为了把“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理论阵脚扎得更严实些,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只论其好而不考虑如下可能出现的问题,譬如唯物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人文主义、反还原主义可能提出的某些质疑,那是不行的。因此有必要为“文化的华文文学”学术“法权”的争取做一些可能的辩护。众所周知,唯物主义用物质实践描述人类现实:人们做什么、如何改造世界。然而,这与其说是一个意图问题,不如说是效果问题。对于“文化的华文文学”而言,它则更多地是起源问题,而不是分布问题(即属于什么人的什么实践,进行了哪些实践)。尽管唯物主义确实认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的生物之躯,但是“文化的华文文学”也并不是把世界简化成躯体的集合。它的对象仍是社会、文化、政治、技术,以及经济关系之中的人们的世界;谈论的仍是人们的观念、欲望、快乐和情感,如果要说明这一切,就离不开可以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观念是现实的,因为它们改造现实,也制造差异。但这往往并非观念的内容问题,而是观念被建构、改造,并置入世界的实践之事,所以“文化的华文文学”其实与唯物主义并非是敌对的。

至于反本质主义描述的则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一切都无法预先保证,没有任何关系(对应)是必然的,没有任何特性是内在固有的。那些“本质”可以是历史地真实的,但并非必然的。其实“文化的华文文学”所涉及到的某些历史的确与反本质主义具有某种同一性。以致我们能当然地认定任何一个故事的开头总是另一个要讲的故事的结尾。历史在不断地锻造联系和发布实践,把这个文本与那个意义、这段经验与那一政治立场联结起来,产生特定效果,并以此建构社会和历史生活的结构。反本质主义所强调的“阐发”就是对由一组关系建构另一组关系的描述,而“再阐发”总是会造成一些误阐发。这是一种不间断的奋斗,力图把实践重新置于变动不居的“力场”(field of forces)之内,建构事物的仿佛正当其位和摆脱了差异的结构。我无意暗示这个“力场”总是完全开放的,可以异想天开地重造历史。事实上,我们总是受到我们未曾创造过的历史的约束,我们所能进行的实践是分配好的,多种阐发的历史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力量,虽然有时会留下一些“没有清单的踪迹”,紧紧地贴在那里,这似乎是不可避免之事,但界定更大历史空间时的那些阐发所依据的逻辑却是多样且矛盾的。因此创造历史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无名的,因我们从来不能控制自身奋斗的结果。可这一过程却是由真正的个体,或集团的实践来进行的,这些实践或者是自觉的,或者是无意识的,或者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或者是胜利的、或者是失败的。而“文化的华文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能被说成是反人文主义的。其实,“文化的华文文学”并不否定任何现实的人,只不过是把他们置于同样现实的和多重决定的历史现实之中。所以我们的实践产生出我们的同一性和人性,海外华人也一样。事实上,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体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产生不同社会立场的过程,在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社会的主体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因此,不论是生活在本土,还是海外的华人,其个体们都必须纳入这些立场,或者受到它们的质问,或者说他们只能以特定方式采纳这些立场,然后,这些立场才能互相阐发,就像其他的意义和实践一样,似乎是某种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认同把主体拉进特定的政治立场。而由于反人文主义并不否定个性、主体性、经验,或能动性,它只是将它们及其建构和关系予以历史化和政治化。从这点看,反人文主义是无权质疑“文化的华文文学”所持的立场的。因为本质的人性是没有的,但我们总是奋力制造它的“疆界人”,譬如“华人”、“海外华人”等,以构成一种有效的,因此也是现实的人性;不过,这是随社会构成的不同而不同的人性。换言之,人性总是现实的,但绝不是普遍的、惟一的和固定不变的。它既是限制性的,也是生产性的;它生产差异,形塑关系,制造同一性和等级结构,但是也促成实践,给社会主体以力量。因此,“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每一阐发毕竟为其他可能的阐发,包括“语种的华文文学”的阐发提供了条件,即使在它划定“力场”的界限和结构的时候,也是如此。当然,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它还牵涉到历史的“经济”生产——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费——和不同价值形式的生产,如资本、金钱、意义、信息、表征、身份、欲望、情感、快乐,等等。

反还原主义也是不能忽视的,它认为人和实践总是以矛盾的方式隐含在权力的等级结构之中的。这就使我们的故事既避免了一个过于简单的开头,也避免了一个过于直接的结尾。历史绝不是把一切都绾结成一个等待解开的疙瘩。没有单一的结构能把全部历史都缝缀得齐齐整整,把结构的型式永远不变地织入历史的纤维。因此,反还原主义不但不可能质疑“文化的华文文学”的合法性,反而为“文化的华文文学”的可实践性争取学术“法权”提供了哲学依据。它告知我们只能从华文文学内部来对待特定的语境,因为只有这里才有效地存在着同一性关系。“文化的华文文学”只有在特定语境里才是现实的和有效的,它始终应该是在特殊的抽象层面上被界定的。当我们移到其他层面以建构“具体性”时,它的效果就可能被不断推迟、延宕、绕过和杂交。所以“文化的华文文学”并非仅只是承认语境、阐释文本并注重文本的事情,它还牵涉文化研究从阐释的,或交互的观点向“更加历史的和结构的观点”的运动。只有在这个杂乱的平台上,我们才能开始辨识人们是如何处于并通过文化实践来认识和改造自己和世界的。因此我们需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特定形式本身如何被争夺,以便阐发更大历史的特定政治目标,这样的形式可能产生各种观感,可能以各种方式给人们以力量。如果“文化的华文文学”不登上海外华人自身的生活平台,为他们提供新的可能性,确定通过他们自己的文化实践来建构自身的方式,那么我们对于华文文学研究的介入可能永远也不会成功,因而只有进入海外华人的文化场——语言、逻辑、感情、经验、道德、欲望和意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华文文学”的意义。正是这种作为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的特性,使我们得以切入华文文学所展现的海外华人生活体验的那个复杂的权力场,这当然也方便了“文化的华文文学”找到一个自身能够据以奋力重构华文文学研究的更大的历史生活空间的地方。

应当说明的是,我认为“文化的华文文学”现在和过去从来不可能被界定为一个特定的民族传统,或是植根于一个特殊制度场所的思想流派。这种界定无助于我们理解现在被置于“文化的华文文学”标题下的一系列争论。这个术语现在不得不被确认为主要用来暂时标识一整套华文文学研究方法的标签,尽管这些研究方法可能在其他方面存在分歧,然而它们却有一个共同倾向,即可以从它们与文化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及它们所处的文化权力关系中这个角度来检验华文文学的文化实践。相应地,这也可以解释为将“文化的华文文学”所关注的内容与审美化的、道德化的,或形式主义的文化分析内容区分开来的更深一层的属性。就这个角度而言,与其说构成“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是一个特定的理论,或政治传统,或学科,不如说是一个引力场,许多知性传统都能从中找到一个临时汇合点。它指定了一个争论的领域,以使对话更能集中地进行。惟其如此,这些争论中惟一亟待解决的实质性内容仍涉及到发展将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理论化的方式,而“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浮出历史地表,将有助于这些关系在华文文学研究内部进行实际论战。

鲁迅早就说过:“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热风·随感录》)。对于华文文学的研究者们来说,“文化的华文文学”这种新的理论目标的自觉选择必能重塑华文文学研究的新形象,解放人们的理论视野。最后,我想借用米歇尔·福柯的一段话来再次说明四位青年学者执笔的《我们对华文文学的一点思考》这篇文章之于华文文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他们“努力在时代的惯性和约束网中探查并指明弱点、出路和关键联系。”

 

 



[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2]同上书,第10页。

[3]同上书,第125页、第126页。

[4]同上书,第125页、第126页。

[5]同上书,第19页。

 

 

 

 

本篇取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

原文刊于《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