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再思考

袁勇麟

  一

回顾中国大陆二十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历程,虽然取得了一批阶段性的学术成果,但在整个学科的建设中,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却显得尤为薄弱。从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开始,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香港作家梅子当年就说过:“首届讨论会突出表明,目前的资料搜集空白太多。”他认为“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研究会”的台湾香港文学研究会,应该“千方百计设立资料中心”,“及时向会员提供最新的研究资料是刻不容缓的”[①]。此后,尽管不少有识之士不停地呼吁和努力,如1993年6月香港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与暨南大学中文系联合在广州召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共有大陆17个研究机构的25位代表和台港3个学术机构的4位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世界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新机遇与新气象,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更有厚度、深度的成果还不多,“今后应加强联系、互相沟通研究信息,还要重视资料的收集和积累”[②]。但是,史料学的建设仍不尽如人意。直到最近一次2000年于汕头大学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仍有人提出,应该“加强有关资料(如华文作家、评论家小传、作品、评论集等)的收集、整理及交流交换,逐步建立共同的资料库”[③]

如果我们不是把文学史料学仅仅当成是拾遗补缺、剪刀加浆糊之类的简单劳动,而承认它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甚至当代文学研究相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还存在许多空白和不足。就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自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这一庞大工程以来,全国共有七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名专家参加编选了“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30卷)、“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近150卷)以及《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大型工具书。此外,还出版了大量有组织有计划的“史料汇编”、“文艺丛书”、“文学大系”和“作家全集”,如《1923——1983年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上海“孤岛”时期文学资料丛书》、《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史料丛书》,《抗战文艺丛书》、《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延安文艺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新文艺大系》、《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等等[④]。正是这些文学史料系统地搜集、整理,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而且更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而且,在他们那里,“史料与史识,文学资料与文学理解,相辅相成”[⑤]。众所周知,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是依赖于华文报刊而存在的。由于搜集不易,长期以来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一批战前的报纸合订本给新加坡大学图书馆的机会,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抄了百几十本练习簿,拍了整千张照片。后来,他利用这些资料,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⑥],使原本默默无闻的马华文学,一下子受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又如被柳苏誉为“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的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香港文学史料一天不较全面公开及整理,香港文学研究就极易犯以讹传讹的毛病,距离事实真相愈远。因此,整理原始资料,是急不容缓的步骤。”[⑦]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其实,大陆学人和研究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汕头大学《华文文学》杂志自1988年第1期不定期开辟“文学史料”专栏以来,先后刊出了新加坡林文锦的《南洋为何没有伟大作品产生——回忆战前新马文坛的一次文艺论争》、陈春路和陈小民的《泰国华文文学史料》、泰国李少儒的《“五四”爆开的火花——泰华新诗发展简史》、陈贤茂的《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概况》、晓刚的《台湾新诗研究资料索引》、菲律宾王礼溥的《菲华文艺六十年》、马来西亚孟沙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开展文运十八年始末记》等文章。而且,大陆学者从事这项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卢玮銮教授就曾说过:“我能看到的只限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所藏的有限书刊。据所知,内地各大图书馆同样藏有这些书刊,甚至比香港两家大学更完备,例如国内就有《循环日报》、《珠江日报》。假如国内研究者能在这方面用力,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必然比我丰富。”[⑧]厦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一贯擅长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曾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姚一苇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对于史料搜集工作,朱双一研究员深有体会地说:[⑨]

在这类史料探寻过程中,与被陈映真誉为“暗夜中的掌灯者”的已故姚一苇先生及其夫人李应强女士的交往,令我印象深刻,终生难忘。1997年初,我应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邀请,赴台短期学术研究。当时我有个萦绕心头已久的疑问:姚一苇先生读的是银行系,后来在文学上却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在早年必定已有所积累和试炼。尽管我查找了几年,还未见一丝线索,但这几乎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信念。与他联系后,我开门见山地询问这个问题,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姚先生并将他早年的笔名(姚宇、袁三愆等)和发表作品的报刊(永安《改进》杂志、浙江《东南日报》、桂林《救亡日报》等)以及与施蛰存先生密切的师生关系等,告诉了我。回到厦门,我在1943年的《改进》上找到了署名姚宇的小说,随即寄给姚先生。很快地,姚先生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收到那篇小说,勾起了旧日的种种回忆,于是翻箱倒柜,竟然找出了当年的一些作品,复印了寄来;年轻时的作品不少,其实可以出一本很大的书,只是到了台湾后,极少向人提起当年的事。这些创作也就到了几乎无人知晓的地步。

差不多就在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一件令人震愕和悲伤的事发生了:姚先生因心脏病发作,于4月11日与世长辞。痛惜之际,看看那封信,写于3月22日,仅在20天前。这使我有一种从时间的虎口中夺出一些无价之宝的感觉。6月号《联合文学》的纪念姚先生专辑,重刊了姚先生4篇早年小说及散文作品等。试想如再迟一步,这些作品或许就将永远湮没无闻,那么是多么的可惜!

从朱双一研究员发掘史料的工作中,可以看出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这项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研究员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甑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活力”[⑩]

 二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就曾指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殊,使得大陆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11]

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工作。王瑶先生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就特别强调应当重视“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他说,有关一些文艺运动以及文学社团或文艺期刊等方面的文字记载,常常互有出入;特别是一些当事人后来写的回忆性质的东西,由于年代久远或其它原因,彼此间常有互相抵牾的地方,“这就需要经过一番考证审核的功夫,而不能贸然地加以采用”[12]。他的这一番话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也有借鉴意义。

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13]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的结论。汪毅夫的研究生导师、现代文学史家俞元桂教授十分赞赏他在学界越来越多大而无当的骄躁空疏之论的情况下,愿意下功夫进行精细扎实的研究。俞元桂先生在为汪毅夫的《台湾近代文学丛稿》一书做序时指出:“从事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人,无不重视史料的搜集和考订,因为这是构筑文学史殿堂的基石。不留意翔实的史料而热心于凭主观见解编排未经审核的史实,其法实不足取。毅夫深知这一道理,所以他对台湾近代文学的研究还是一仍其旧。首先在作家、作品、社团及文化背景方面进行史实考订与整理,在这基础上再尝试作史的编述。鲁迅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里说:‘……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鲁迅翁的话十分透彻地道出了‘细看一雕阑一画础’的意义,毅夫所做的正是这一类切实的工作。”[14]

我在撰写《20世纪中国杂文史》(当代部分)时,为了扩大学术视野,有意把台港杂文也纳入当代中国杂文研究的整体格局中。在检索国内台港杂文研究资料时,我特意查阅了这一学科较权威的一本学术研究指南。但是,在少得可怜的有关杂文的信息中,我还是发现了编著者对史料未能进行“严格地鉴别”,导致了以讹传讹。如书中介绍到台湾杂文家柏杨时,用了一段富有诗情画意的文字来解释“柏杨”这一笔名的由来:

据介绍,河南多柏树,亦多杨树。柏树冰雪长青,可于世千年;白杨挺立深山幽谷,风中哗哗作响,颇动人心魄。这是他名字的由来,更是他性格的写照。[15]

这段文字美则美矣,但却离事实太远。我们只要看看柏杨有关的自述文字,就知道该笔名到来自于20世纪50年代他横贯台湾中部公路之旅所经过的一个原住民村落——古柏杨。那么上述望文生义的文字从何而来呢?原来,它的始作俑者是河南旅美记者李成,他在一篇介绍柏杨的文章中曾这么写道:

河南多柏树,也多杨树。柏树有鳞鳞的叶子,龟裂深褐的皮色,冰雪长青,树龄可达千年。柏挺立在深山幽谷之中,风来时哗哗作响,动人心魄。这是柏杨的性格,也是他名字的由来。[16]

如果说上面这个例子对学术研究无大碍,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新近我在翻阅两本大陆学者所著的当代散文研究专著时所发现的错误,则是不能原谅的。一本专著在《隔岸之花—–台港女性散文透视》这一节里,有以下一段论述:

台港当代文学在发展历程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女性文学的奋起和勃兴,出现一批很有影响的女性作家,她们作品的量和质都令人刮目相看,为之震惊。如台湾的苏伟贞、阮秀莉、季季、凌拂、李昂、龙应台、胡台丽、廖玉蕙、琼瑶、张秀亚、席慕蓉、三毛、简媜等,香港的施叔青、陶然、张凤仪、小思、亦舒等,才情勃发,感情丰富,成就斐然。[17]

我们姑且不论文中所列举的作家是否都具有代表性(如香港似乎就不应该遗漏西西),“张凤仪”恐为“粱凤仪”之笔误,仅从把陶然先生强行纳入巾帼之列,确实让人啼笑皆非。而另一本专著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形成的女作家群体显示了强大的阵容和创作实绩后,紧接着写道:“而台湾作家张晓风、梁凤仪、龙应台、三毛等作品又使女性文学增加了更丰富的内容。”[18]这下子更干脆了,索性把梁凤仪划归到台湾作家之列。我孤陋寡闻,充栋宇、汗牛马的书刊委实看不过来,只好弱水三千,取饮一瓢。可就在这少数过眼的图书中,竟然发现如此浅层次的错误。不知这两本书所犯的错误是否具有代表性,它们出版于九十年代中期,出现这样的纰漏实属不该。这已经不是早期资料匮乏带来的问题,相信只要稍稍关心一下台港文学的人,或者查阅一下目前并不难找到的有关文学史著作或作家辞典,就不至于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由此可以看出,搜集资料只是史料工作的第一步,随后还有众多繁重的任务,比如史料的考证,比如版本的鉴别,比如笔名的辨认,等等。就以笔名的辨认为例,它本身其实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香港学者杨国雄在整理香港早期的文学资料时,从1936年8月18日、25日和9月15日的香港《工商日报》“文艺周刊”上,发现一篇署名“贝茜”的文章《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这篇文章虽然不完整,但对于了解香港早期新文艺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贝茜”是谁,却一时无法知道。因此,杨国雄感叹道:“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往往发现路途崎岖,辨别笔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其他如作家们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或某一件史事的商榷,都是要花很大力量来解决。大多数研究现代文学史都不是当时的个中人,做起研究功夫来,常有产生‘隔’的感觉,而当时身历其境的作家,又因岁月悠久,缺乏文字资料的支持,所忆述的事情亦可能有遗误。”[19]卢玮銮教授在整理选编国共内战时期(1945-1949年)香港的文学资料时,也碰到许多类似的困难,“作者的笔名众多”,她说,“这时候可能因为政治关系,也可能因为一个人写很多文章,不方便用同一个名字发表,所以一版之内的不同名字,可能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有些甚至连作者自己也忘记了,例如:端木蕻良曾用过很多笔名,他在晚年忽然想起,才告诉我们”[20]

现代文学史家黄修已教授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21]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22],更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如福建社科院张默芸女士在谈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酸甜苦辣和心得体会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首先是找资料难。我没有台港及海外朋友,要弄到台港暨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比登天还难。我出差北京,原想从北京图书馆复印些资料,可他们没有。……几年后一北京好友来信,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台港室有许多资料,且用这些资料的也是武(汉)大(学)学子。我想从老同学处借书十拿九稳,于是又一次北上。我找到了他,他说他忙,要我自己查卡片借书。我查了近一上午卡片,好不容易找到十多本我可复印的书,资料员说这些书早被我那同学借走,我忙奔台港室,同室的人说我同学已回家吃饭了,我问了地址,赶往他家,他竟然说没那些书。我惊呆了。老天!他连老同学都不肯借书!他后来用他霸占的书出不少成果。但我不羡慕他。”[23]因此,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24]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成员包括中文系邓仕梁教授、杨钟基教授、何杏枫教授,人文学科研究所王宏志教授,中文大学图书馆马辉洪先生等。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娳、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其中,林庆彰先生更是具体提出了“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四个功能:(一)搜集现代文学图书和期刊。广义的文学资料,除作家的作品外,也应包括作家传记、手稿、日记等书面资料和后人的批评论著。甚至影响作家成长、塑造作家风格的相关著作,皆应包括在内。这些资料,就大陆方面来说,有三十年代的资料,也有当代大陆作家的作品;就台湾来说,有日据时代的资料,也有当代台湾作家的作品,资料搜集的方法和困难度不一,但绝不可自限格局,有所偏枯。(二)搜集与现代文学相关的文物资料。这一部分包括文学活动的照片,作家个人的照片,作家使用过的文具、笔墨、印章和作家平时嗜好搜集的文物资料。这一类的资料,不但反映作家生活的部分风貌,也可以说是活的文学历史的反映。(三)整理、编辑现代文学资料。除把现代文学资料馆规划为一典藏图书、文物,供人参观利用的机构外,也应有整理、编辑文学资料的部门,这部门可整理出版作家的全集、选集,也可藉所搜集的资料编辑各种工具书,如作家年谱、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索引、文学辞典等。(四)规划文学活动的场所。为推广现代文学活动,此一文学资料馆也应设有召开文学学术会议、演讲的场所,甚至还应有可开班授课的教室,使这一文学资料馆,不但是静态的典藏资料的场所,也是兼有编辑、出版、开会、演讲、上课等多功能的现代文学活动中心。[26]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是:(一)现代文学资料馆将担负收集、整理、典藏、展览文学史料及作品的功能;(二)建立本土化现代作家档案;(三)提供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相关资讯;(四)规划推动有关现代文学的翻译、编辑及出版工作;(五)结合文学团体及研究机关教学出版;(六)建立文学资讯,增进国际交流合作。[27]另外,刘以鬯先生在1999年7月8日第三届香港文学节研讨会的演讲中,也敦促香港艺展局应该资助以下几项工作:(一)编印《香港文学大系》或《香港新文学大系》;(二)编印《香港文学丛书》,重印已绝版的重要作品;(三)建立“香港现代文学馆”;(四)成立“香港文学翻译中心”,将香港的优秀文学作品译成外文;(五)编纂香港文学年度选集;等等。[25]

1998年,台湾世新大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路;第二子计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28]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锜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芃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①] 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载《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年版,第265页。

[②] 黄耀华:《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视角和方法》,《华文文学》1994年第2期。

[③] 朱婵清:《同心协力,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建功立业》,载《期望超越》,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8页。

[④]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载《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224页。

[⑤]黄继持:《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载《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⑥]杜丽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华文文学》1990年第2期。

[⑦]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

[⑧]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⑩]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载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版,第29~31页。

[11]刘俊:《从研究白先勇开始……》,载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版,第297页。

[12]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载《王瑶文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9页。

[13]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载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版,第19页。

[14]俞元桂:《序》,见《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5]王剑丛等编著:《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

[16]李成:《十年铁窗三部书——台湾作家柏杨印象记》,《华文文学》1985年试刊号。

[17]李华珍:《中国新时期女性散文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8]李晓虹:《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19]杨国雄:《一点说明》,《香港文学》1986年1月号。

[20]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国共内战时期(1945-1949)香港文学资料三人谈》,载《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页。

[21]黄修己:《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载《艺文述林2·现代文学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22]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23]张默芸:《我爱世界华文文学》,载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版,第47~48页。

[24]梅子:《建起一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载《香港文学识小》,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27页。

[25]刘以鬯:《香港文学的市场空间》,载《第三届香港文学节研讨会讲稿汇编》,香港临时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9年版,第105页。

[26]林庆彰:《期盼早日设立多功能的文学资料馆》,《文讯》1992年9月革新第44期。

[27]陈信元主编:《台湾地区文坛大事纪要(民国81年~84年)》,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99年版,第155~156页。

[28]吴颖文:《台湾筹建“世界华文文学典藏中心”》,《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3期。

 

 

本篇取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

原文刊于:《香港文学》2002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