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反思——杨匡汉研究员访谈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年第五期   作者:龙扬志

原标题:本土立场与世界视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反思——杨匡汉研究员访谈录

杨匡汉,1940年生,上海宝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诗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著有《艾青传论》、《缪斯的空间》、《诗美的积淀与选择》、《心灵的和鸣》、《时空的共享》、《游子之魂》、《渔阳三叠》、《莼鲈之思》、《矫矫不群》、《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中国新诗学》、《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等二十种学术著作,并先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代诗论》、《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共和国文学60年》、《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90年代文学观察丛书》、《开放文丛》等。

 

龙扬志(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以下简称龙):“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经历了一个渐次生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见证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而今天学术界更倾向于使用“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如果说概念意味着思考的立场,您认为这两个名称是否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杨匡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下简称杨):“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本土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用华文创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流传与外播以后,与世界其他多民族文化相遇、交融而呈现的特殊的汉语文学。它是一种华语或称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化现象,其范围和群体为华人作家的华文作品以及非华人的华文作品,其形态是文明的跨地域、跨文化。总之,“海外华文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本土以外的、却又作为同文同源的文学,既是文化传承与传播意义上的关联,也有“内”与“外”的区别。从创作和研究的实际过程来说,此一概念,此一命名,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出发到旅行的过程,其自身也处于动态式、关联性的知识结构之中。“海外华文文学”所具有的跨国文化及其多元共存的特点,应对着不同地区的华文文学书写,在不同的文化地理时空中,也能成为各自具有独特性格与色彩的不同版块。以各自的生存语境、人文生态、表达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等,构成了世界性的华文文学共同体,让我们感受到,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潜在的力量相当可观。你知道,2007年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有4543万人之众,1980年至今30年,新移民即达1030万。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一方天地,同样,华文文学就像华人移民携带的文化种子,在落脚地播撒、开花、结实,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品必然会源源不断地“流散”出来,形成特别的文学风景线。

我们重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首先是出于文学要有世界性眼光的考虑。这样,我们看待文学自身,就不至于仅仅着眼于中国内地的当代文学。对于同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人来说,需要自觉地超越一时一地的囿限,关注血脉与文脉的命运共同体。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从“世界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比较”——“世界华文文学”的认知过程。如果从我们想象中的“大中华文学版图”由几大版块组成来看其合理性的话,那么整体性的华文文学镜像不妨用如此公式来表示,即:中国大陆文学+台港澳地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我以为,从发展愿景而言,“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种语种文学,是可以与英语文学、德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俄罗斯语文学等等并列的,前提是在必要的语境中加以综合考察,彼此之间平等对话、互动同构,从而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

龙:从世界华文文学指涉范围来看,理当包括中国大陆文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部分被排斥在外,这是否反映出语种与疆域之间的矛盾?还是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自信力不够,因而甘居于“边缘”?或者“中国文学”作为国别文学来认识,更加便利,就像没有一部英语文学史一样,各个国家与地区情况不同,因此无法在一个公共的、具有可行性的平台上来谈论一种华语文学?

杨:在文学界、学术界,人们喜欢谈论东西文化/文明的冲突,谈论语种与疆域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文化/文明的异质性或不可通约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本身没有冲突——你有你的人生方向和文化方式,我有我的人生方向和文化方式。真正冲突和矛盾的,是文化/文明的价值判断。

这些年我们重视跨文化的对话,对话深入下去,就发现,如果彻底瓦解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一味迁就对方的知识结构,我们肯定要犯中国大陆文学乃至海外华文文学“失语症”、“边缘症”;不过,也会同时领悟到,尽管强调交流,后来更强调的不仅仅是识别、理解“他者”的文化/文明,而是更加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文明。多年大道走成河。一些有悟性的移民至海外的华文作家、学者,从最初的“走向西方”,又开始“回到东方”,一些前卫的华文诗人、作家,也开始给李白、柳宗元“打一个电话”。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创作独辟,对每一个海外华文文学人目标至关重要。站到同一条地平线上看,我们需要注意防止追求文学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两种倾向:一是“泡沫性”,即把英语文学世界中的种种价值观念无限放大;二是“仿制性”,即对西方的语言艺术表达方式亦步亦趋。这两种倾向均不可取。

龙:西方学术经过这么长时间发展,可以说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领域制定了相对完整的“立法”与“阐释”体系,差不多掌握了绝对话语权。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恰恰又涉及海外,不可避免使用西方理论方法来分析,您觉得有何办法来治疗理论话语的“失语症”呢?

杨:对此,我想强调的是以一种“本土化策略”去应对当今的世界文学潮流。具体来说,海外华文学研究至少要思考以下方面的内容:

如何发掘中华文化丰富的古典资源,由当代意识激活而自铸新词?如何探悉属于中华文化母题的话语,寻找其从古到今、由内向外的“变奏”的规律?如何研究中华文化与文学中的生命情调与人生境界,由此而理解不同于他民族的思维属性和道义品格?如何对超出本土范围的相关性文学问题也进行独立思考,既鲸吸绝壤殊风,参验外缘文萃,又穿越“西方中心”,促进文化融合?等等。你要达到能站到一个公共的对等的文学平台,你只有临风布意、振采扬芬,那就是举凡用汉语思维、观察、创作的文学,要持续于人文关爱、运作于简洁优雅、玄通于诗性生涯,以鲜明的特色让世界认知与接纳。当然,“本土化策略”完全不是盲目的理论排外主义。

龙:确实如你所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本身是一项赋予了特殊主体性的行动,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不会涉足海外文学,但是不意味着文学研究就不需要更加宏大的认知视野。前些时间展开过能否把移民作家写入中国文学史的讨论,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从国家和政治的因素来看,不写入好像是有道理的,但是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却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无法脱离。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超越国家的文化关系?

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既要有本土立场,同时也要有全球视野。我们面对的当今世界,诉诸的文学想象,已经大大丰富与复杂于以往:知识在迅速流转,记忆在不断重现,族群在批量迁徙,网络在升级激荡,“家园”在来来往往……再也不能固守一方故土,不能继续“坐井观天”了。

作为一种世界性、跨越性等多重色彩交汇一起的华文文学,其研究视野应当是开阔的、开放的。放眼西方的许多阐述,如萨义德思考离散的《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和《对放逐的思考》;如戈慈、杜维明等对“本土知识”中所使用的语词方式;布尔迪厄对于“文化发生现场”意义的强调;以及德里达、霍尔、詹明信、亨廷顿等学者的文化阐释,都是打开了文化视野的学术探讨。在一定意义上,他们都重视超越国家的文化关系的观察与思考。

我同意你的说法,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无法脱离。在文化与文学层面上,全球化浪潮可能造成“同而不和”,而民族化追求才能形成“和而不同”。海外华文文学,或者现时流行的新移民文学,都是中华文化外播于世界各地,与异族文化相撞击或相交融以后的文化行为和文学果实,既有殊相的文学性,又有特异的文化性;既有作家的主体性,又有超越国别疆界的世界性。我们既无法机械地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去看待,却又可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合理延伸,进而纳入“大中华文学”的“史”的范围去考察。从“越界”的意义上,其实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都面对着对于“文化关系”的处理:如何突破“舶来”观念,寻找“自身话语”?探索与创新始终是文学的生命,也是文化的自然要求。就此而言,我的主张是:汲古润今,汲洋润华,深入当代,独辟自立,在文化/文学的创造力上多做文章。

龙:谈一个具体一点的问题吧。我记得王列耀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一个观点,海外华文文学是作家所在国的文学,因此属于外国文学范畴,这个观点并不新奇,既然他很认真地提出来加以强调,无疑具有讨论价值。其中一个现实问题是学科如何定位。如果我们把它当成外国文学的一部分,专业的招生和授课似乎应当放到外国文学系里去才合适,而我们通常将它放在中文系,这样大概是考虑到语言并无不同吧。问题是,这样的处理方式容易让人联想起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支。您如何看待学科设置和国别关系?

杨:海外华文文学具有明显的跨疆越域的结构特点。因之,其学科定位和阐释模式同样具有越界和“跨文化”的性质。或者说,海外华文文学是超越政治空间、意识形态模型的文化艺术想象,是超越自然地理和穿越时空的带有整体性想象的一种建构。因为它是“华文”、“华人”的,便有公约的文化脉络与渊源;因为它是“跨域”的,便会聚集不同国家与地区华人生存的历史与经验,融合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作家的美学诉求和艺术创造。它们之间共同拥有的语言、文化背景和属于各自不同的生命体验、心路历程,成为一个可以比对的差异空间。有差异便可交流,交流使我们能更多地看到共性与殊相,比较也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说得通俗一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创作,既是“他自己”,但也是“我们大家”——这就是我们可指认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海外华文文学”一般指的是在“海外”,在作家的域外所在国、所在地写的作品,因此,王列耀教授的说法是言之成理的。就本土的视点看,是“外国文学”;就海外的视点看,是“所在国的少数族裔文学”。依我之见,大学专业的招生和授课,不必做太硬性的、营垒分明的界定。外语系可以招生,可能侧重于用所在国语言写作而未经翻译的作家作品;中文系可以招生,侧重于教学与研究用中文写作的华文文学作家作品。共同面对“海外华文文学”,外语系与中文系可以互动、互补,大的课题可以联手合作。

回顾一下现当代文化史与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以东南亚为例,早期的华侨文学、受中国“五四”蕙风之影响而生长,从华侨文学到华人华文文学,显示出独特的“南洋色彩”,也反哺和充实了“五四”新文学的内容。再以“新移民文学”、“新海归文学”为例,这些作家把大陆的人生经验、民族命运带到海外,“距离产生美”,以另一种视野与目光审视历史、思考人生,有新的体验与收获,反过来也充实了“中国故事”的叙述。至于近期还有一批“家园来去”的作家,一部分时间在海外,一部分时间在国内,进行“两栖”写作,这就大大促进了海内外华文文学的思想交流与智慧激荡。

龙:前几年国内有不少学者呼吁提升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品质,写了一些表达整体性观念的文章,它们有点类似于方法论,但是我们仍然很少看到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成果出来,这是什么原因?

杨:学术品质的提升,包括作家和批评家双方的问题。缺乏好作家好作品,批评家“空对空”地发射“学术导弹”,无效,也无益;而缺乏学术意识和学理洞见的批评,再好的作家作品得不到“实打实”的诠释,品质也上不去。所以,这是“双桅船”,同时发力,才能整体上提升。

目前的情景,严格地说,是:作品海海漫漫,精品寥若晨星。我们的海外华文文学家们,需要有自我反省意识,对历史、时代有一种愧疚感。似乎应当做一番自我拷问:究竟有多少作家真正以自己独有的艺术良知、艺术个性去触摸历史、拓展记忆?究竟有多少作品以“大地伦理”的书写真正接上了地气,并有灵魂的拷问和沟通?有多少作家作品能坚守并原创地施展了作为汉语言艺术的那种优美、简洁、典雅和抵达心灵的表达?又有多少作家作品在思想的深度、情感的浓度和想象的力度上超越前规、比肩经典?我们还走在路上。我们所寻求的那种富有历史沧桑感、同时既有普适意义又具独特魅力的杰作,至今还鲜见于世界文学之林。

同样,学界也必须反思,也应有愧疚感。我们有一些理论批评文字,或者仅仅就作品谈作品,或者“捡到篮里就是菜”,缺乏甄别和选择,甚至无原则的吹捧,缺少学术所应有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就海外华文文学而言,一些问题露出端倪而有待深入探悉,一些问题浮出水面而有待触及冰山,一些问题看似解决而仍需考辨,更有一些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以及焦点、难点在挑战着批评家的睿智与判断。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资源上不做“文化啃老族”,而是能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的“三会通”;在学术交流与对话中有提出有价值的真话题的敏锐与勇气;在回答海外华文文学所涉及的世界性、人类性的命运时,能保持并展示尽善尽美一面的文化精神,保持并发扬忠信笃敬的学术精神。

我曾经提出治学“十六字”心得,即“本土立场,问题意识,还原历史,打通断裂”。这一知识立场和学术姿态,我想也适用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愿与同行们共勉。

龙:您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将近30年,您的学术经历是从中国诗学扩展到台港澳文学,然后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如果说“重心转移”是海外华文文学学者的普遍经历,不断“越界”对您的研究观念、学术视野具有什么意义?

杨:我没有“越文学之界”,没有“非法逃票”。说我“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近30年”,也不准确。我关注并观察海外华文文学始于90年代,基本上属于“客串”行为。

40年前,我在大学教书是讲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32年前调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业是“中国当代文学”。其间,先后主持过当代室、台港室的工作,所谓“学科带头人”也挂在“当代文学”这一领域。“诗学”有狭义的诗论诗评和广义的艺术哲学之称。关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一是科研工作需要,二是视之为当代文学与诗学之合理延伸。我希望以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介入文学研究,而文学研究的高端是诗和哲学 ,一直心向往之。

上述学术经历,使我深深感到,对于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自己要把握两点:一是为自己设置一个视野融合的学术空间;二是把自己定位于“在路上”,有永远走不完的路。由于“视界融合”而形成的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不再是原有教科书所提供的思想成见,也不是单一学科门类限定的知识内容,而是多重视点的交汇融合、互动互补,这既为人生,也为学术开辟了一些新的可能性。由“在路上”所催动的,是记住已经的作业不过是学术的印痕——更何况自己也有不少文章中有误人的废话、空话、套话,反思起来,自己很愧疚。所以,我主张为人要低调,为文要高蹈—勇于探索那种智性的述说。鲁迅有集离骚之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朱熹有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这些都成为自己的座右铭。作为“人梯者”言:来者已追,已超越自己,可喜可贺;当然,他们需要我时,我会帮上一把。就我自己来说,还有许多书要读,还有许多新的知识要了解,没有多少“老本”可吃。对于一个学人,走在路上,始终要从感恩出发,感恩先行、先贤,感恩历史、时代,从谦卑做起,切忌自恋、自大,“有孚涉大川,鸣谦坐春风”嘛。要说“跨界”有什么心得,这也是感悟到的一点。

龙:是的,必须感恩和谦卑,但是年轻学者介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还会遇到其他的困惑。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虽然在师从吴思敬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下了一点功夫补了一些考证的功课,努力使研究回到历史语境,警惕才子式的或华而不实的批评文字,所以特别喜欢洪子诚教授的那种“犹豫不决”的学术姿态。但是转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处理欧美华文文学作家作品时,实证的方法似乎很难派上用场,因为那些地区的华文文学呈现出真正的少数族裔文学特点,既没有长期定时出版的文学期刊,也没有相对稳定的文学空间,而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则具备您强调的文脉和文缘,这样的话,你就很难找到某种文学谱系和学术脉络。在这种情境之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应当如何展开呢?或者说,如何才能使研究更加有效?

杨:洪子诚先生是我学兄,是我尊重的学者,他对当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有目共睹。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还有其他不少学者的治学经验值得借鉴。实证对于海外华文学研究不仅有效,而且必要。欧美的华文文学有其特殊之处,这就需要从具体情境出发,并非完全依赖于某种自足的文学空间。只要它们的发生有其特定背景和文化场域,就有实证的用武之地。比如某位作家的作品如何产生,不同作品之间的前后关联,不同作家作品的互文性,文学场如何形成,都需要下实证的功夫。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更为密切,华人作家和社团也相应更多,考察他们的文学关联虽然方便,其实也不容易。欧美华文文学受诸多因素影响,平台没有东南亚地区完备,所以更加需要运用实证方法来梳理那些隐匿的关系。沃伦和韦勒克曾经把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在我看来,是选择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并不是问题,关键是能否指向问题本身。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最终要回归到文学本体。我前面说过海外华文文学是华人关注血脉与文脉命运共同体的产物,因此文学研究不能成为一个自足的封闭体,要在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努力建立一种相关性:既是学术精神的,也是人文关怀的。

龙:学术研究必须有人文的关怀,文学创作也应当有同样的抱负。作为从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转移阵地”的学者,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势必建立在中国文学的对照视野基础之上,您如何看待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经典化问题?或者说,海外是否能产生像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这类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家作品?有一个问题我可是与好几位学者交流过,但是至今没有得到能说服我的回应,王德威教授曾说,海外华文文学只能产生二流或三流的作品,您能否认同他的观点?

杨:世界华文文学包括了三大区域——中国两岸四地是“核心区”,东南亚、东北区是“周边区”,其余各洲、各地的华文文学可称为“海外区”。“核心区”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源头,发祥之地,故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必然要建立在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对照视野基础之上。

有一个特殊现象似乎还没有引起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足够的注意,那就是:曾经以留学生文学为主导的海外华文文学,乃是中国“五四”新文学的滥觞。这绝非戏言。因为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并不是很多“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说的《狂人日记》,而是陈衡哲留学美国时写的《一日》。鲁迅早于“五四”所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学论文《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是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博览群书,凝思冥想的成果;胡适倡导“新诗革命”、“诗体解放”,酝酿成就于留美时期,而且得益于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任驻英外交官期间整理编成于1905年)的启蒙,这些,有胡适写的黄遵宪墓志铭、《胡适留美日记》《非留学篇》等可资佐证;冰心在海轮上,在大洋彼岸陆续写出的《寄小读者》,以“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为主旨,成为现代儿童文学和书信体美文的前奏;作为中国现代自由诗奠基之作的《凤凰涅槃》,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仅用两天时间一气呵成的;其他如郁达夫的《沉沦》、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老舍的《二马》,以及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等,都写于异国他乡。如果从写作地点考察,那么,上述作品均属产生于海外的华文文学,因为都是羁旅之力作、飘流之华章,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经典。

至于有当代学者断言“海外华文文学”只能产生二、三流作品,我不知道此话的话语背景和前后叙述,是否你做了“断章取义”?

龙:这个论断是王德威教授在北大中文系做题为“海外汉学的视野——以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的讲座中提出来的,时间是2006年10月。他当时的语境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必须置入广义的“华语”或“华文”领域重新定位。记得他当时特别提到“华文”是一个收编了的词,并且对“华文”二字感到不安。他说:“对于海外作家,‘世界华文作家’是一个专有名词,很不客气地说,通常被收编的是很多的二军或二路的作家,开了很多世界华文作家大会。”在我看来,他指的就是当前被纳入“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作家。

杨:白先勇赴美以后的小说,严歌苓的《扶桑》,高行健的《灵山》,林湄的《天望》,洛夫的《漂木》等等,是二、三流作品吗?不会吧。一般讲,海外华文作家如果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艺术功夫,能做到林语堂所说“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假以时日,相信会对这个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

龙:需要指出的是,您说的三种华文文学区域,也有一点儿不太准确,尤其是“海外区”的提法可能需要再商榷。杜维明教授曾经试图把中国文化划分为三个梯队:中国大陆本土、台港澳、新加坡为第一梯队;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组成第二梯队;喜欢、学习、研究、认同中国文化的非华人血统的群体构成第三梯队。他后来意识到即使中国本土也存在非常复杂的现象,比如中国西部地区部分少数民族使用的日常语言和书面语言并非完全为汉语华文,但他们同样属于“大中华文化圈”。不过我能理解您的意思,其实也是根据距离华文文学发源地远近来加以区分的,套话地说,这也是一种历史存在。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可能还是要针对现实本身和理论层面加以甑别:这种区分是否会陷入中心主义的思维陷阱?从而使这种划分呈现出价值判断的潜在话语?

杨:“海外”在这里指一种更远的地理距离,当然字面上的“海外区”容易产生误解,这个以后再讨论。我的“三大区域”跟杜维明的“三梯队”划分,其实有某种共同之处,即说明一个事实:华文文化圈或文学版图,存在不均衡的情况,是“历史的存在”。不过,承认事实上的华文文学中心,并不同等于认识论的中心主义。中心主义是一种思维立场,而且是一种有缺陷的思维立场。一旦“主义”,可能意味着形成了思考的定势。东南亚华人作家如黄锦树、张锦忠等这批马华新生代学者非常警惕“中国中心”,因为这涉及华人在居留国的身份问题。这本来并不是问题,问题的产生前提是“他者”制约,所以,他们在华文文学研究时不喜欢“海外”这个词。他们对“中国文学中心”提法的警觉,就是为了防止他人陷入中心主义的思维陷阱。

我强调文学研究的历史感,目的也是避免价值预设。虽然这些不同地方的华文文学发生存在时间的前后影响,但区域是平面的,关系是平行的,你看北美地区现在华文新移民作家多么活跃,可以说也是另外一个“中心”,与“中国中心”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但是我们无法简单比较二者之间的价值,多元共生,各美其美吧。

龙:相信这一点您也感同身受,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面临资料的困难,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史料收集和评价机制,停留在一种杂乱、随意、主观层面的研究,不可能获得良好甚至合格的学术效果,对此您有何意见和建议?我们如何写出一篇既立足本土、又有世界视野的学术论文?

杨:史料收集和评价机制确实是很重要也很困难的问题,它们和海外华文文学自身的历史积淀密切相关,随着团队壮大、学科发展和研究推进,也许将来面貌会有改观。总体而言,我感到目前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需要梳理、调整格局,明确思路。我以为,基本思路包括这么四个层次:

首先,研究原则的确认。譬如要修文学史,我觉得宋代醇儒曾巩提出的修史原则仍有参照意义:“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我们也可以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设定一些准则。

其次,史料文献的整理。先要慎密地考评史实,辨明事实之真伪。在此基础上,不能仅仅满足于史料罗列,要善于选择运用,在深处引证,于引证见深度。

再次,学科理念的推进。需要有学科意识。需要有知识命题的厘定与诠释。需要考辩一门学科的关键词。需要梳理复杂的理性与感性脉络。

此外,文本解读的深化。要在别人没有发现的地方有批评家识越前规的发现。要把文本解读当作实现自己审美能力的二度创作。依附于作家作品的“复述性”解读,是懒汉行为,也令人乏味。

世界上有两件事最难:把别人口袋里的珠宝装进自己口袋里;把自己脑袋里的思想、智慧输入别人的脑袋里。我们著书立说,翰墨遄飞,做的无非是后一件事情。

要把论文做好,必须找到最恰当的切入点。例如,想拓展中华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研究时,不妨从新的“四维”入手:一是从历史维度,认识百年中国移民史及其文本;二是从社会结构维度,考虑海外华人社会的多元构成及其文存;三是从文化维度,把握中华文化的价值、传播及其文缘;四是从审美维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母题,处理这些母题的美学架构及其文脉。概括地说,“文本”、“文存”、“文缘”、“文脉”的四重奏,表达出对海外华人历史、族性、文化、心理层面和文学审美层面的全面关注,可以说明海外华文文学既是“语种的华文文学”,同时也是“文化的华文文学”,有着和而不同、自足自立的内在意义与特质。其实恰当的切入点就是问题的所在,分析问题时自觉融会新知,既是对人类已有学术成果的尊重和借鉴,也是推动研究本身走向新境界的必经之途。

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论文,我希望做到大器(有器度、风骨)、凝重(思想厚重)、实证(言之有据)和灵动(见才气、才性)。这么说,并非要求做那种篇幅巨大的文章,长江大河式地倾泻。文章不论长短,关键是要出思想、显智慧、见心性。与其热衷于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不如用朴学功夫进行一番考辩,更能由表及里,去伪存真;那些峨冠博带式的高头论章,有时反倒不及“小处入手”、“以一见十”的篇什,因得真精神、真面容、真灵魂而更有学术价值,所以要“文心雕龙”。

【访谈于“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前后(2011年11月17日—25日)陆续完成,文字稿经杨匡汉先生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