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作家用文学治愈历史创伤——杨匡汉研究员访谈

 来源:羊城晚报  2012年9月2日

杨匡汉  学者,文学批评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1 痛苦感弱化

羊城晚报:您与庄伟杰合著的新书《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辨》中提到“新移民作家”,请问怎么界定这个作家群体?代表人物有哪些?

杨匡汉: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有一批人陆续到海外去,现在在北美有几十万人。其中有些文化人,到那里一边工作一边写作。这批人和过去4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去的人不太一样。在北美地区形成的这批新移民作家,文化素养普遍比过去高,而且对融入北美的期待没有那么迫切。五六十年代出国的人,要经历打工、拼搏的苦难历程,像电影《北京人在纽约》中所说的,纽约“又是天堂又是地狱”。新移民作家的痛苦感弱化,很多人出去不愁钱,可以进入比较高层的领域工作,这和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有关系。但同时,与生俱来的边缘化的感觉、“他者”的感觉同样存在,他们很难融入北美的社会。这些年涌现的一批新移民作家,像部队出来的严歌苓、复旦大学的张翎、北大的查建英、山东大学哲学系的哈金、还有陈瑞琳等等,带着大陆的生活经验来到异国他乡,对这种经验进行反视和反思。这是他们与五六十年代赴美的台湾留学生、与大陆作家写大陆生活最突出的不同。

羊城晚报:过去旅美的留学生是怎样的?现在又是怎样的?

杨匡汉:过去的留学生文学,比如白先勇的《纽约客》,写中国人到了美国以后怎么受苦,怎么奋斗,最后破灭,都是这样悲剧性的故事。现在新移民作家写移民后的生活少了,反过来从北美的角度回望内地的历史。80年代新移民作家出现以前,海外华文文学对内地的反视和反思没有这么突出。另一个特点是,有些新移民作家的叙述框架把内地和北美两个地域联系起来。比如,张翎《交错的彼岸》和《望月》,就是中国内地和北美两条线索并列展开的叙述结构。《望月》副标题是“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交错的彼岸》的副题是“一个发生在大洋两岸的故事”,两条线索交错进行,来写中国人的故事。

羊城晚报:这样的叙述框架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

杨匡汉: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两段历史的交汇。写中国人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穿梭游走,他们的遭遇、困惑、经验,跨越两种文化。

2 医治心理创伤有“仁术”

羊城晚报:是什么因素促成新移民作家写作上的变化?

杨匡汉:这和全球化背景有关系,全球化带来跨文化、跨地域、甚至是跨语言的时代背景。一个作家应该站在比一般人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新移民文学可以说是一种“混血的文学”。

羊城晚报:与国内本土作家相比较是否有优势?

杨匡汉:一旦出现“混血的文学”,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会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大陆过去有“伤痕文学”,写“文革”的伤痕,推及到历史政治运动对人们所带来的伤害。一部分新移民作家有另外一种写法,比如施玮,写了《斜阳下的河流》,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跨度也是解放战争、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一直到80年代初,有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上所经历的创伤经验。她也写人们的创伤,特别是一对年轻男女主人公所受到的创伤,但是她看问题的角度在于,既然有创伤,就要有医治。怎么医治?用爱、信仰、信心,用“仁”。这不像过去很多伤痕小说,在表面上叙述、发泄很多苦难。它用信、盼望、仁爱等更高的精神层面来考虑,如何医治经历了这种历史性灾难的中国人民的心理创伤。新移民作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和文化立场,大陆许多作家不是这样处理的。

3 不求共性,凸显个性

羊城晚报:很多在内地消失的文化传统,在海外保留的记忆似乎更加完整,作品中对传统的坚守会更加明显。

杨匡汉:可以这么讲。但有些作品已经超越了内地的经验,融合了西方观念。文学是“人学”,好的作品要看它能不能提到文学中根本的问题,即“人”的问题。有些作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比如严歌苓。她几岁时就面对严凤英自杀,看着红卫兵打人,从小经历的恐怖使她记忆深刻,她觉得暴力是对人性的摧残。所以到美国以后,在文化认同的危机当中,她比别人更加能跳出来,关注到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身份的人身上共通的人性。她对异乡生活的介入,常常是人生的介入。比如被拍成电影的中短篇小说《少女小渔》里,小渔最后对意大利假丈夫是同情的,这是人和人之间普遍的同情,传达一种超越语言、文化、种族的意念。后来的《小姨多鹤》,写一个日本女孩、战争遗孤,获得中国妈妈的关爱,这是超越战争来表达人性。她已经超越了特殊年代悲惨的生活现状,对人性普遍的特性进行艺术的表现和叙事,比如孤独、爱、同情、渴望。

羊城晚报:新移民作家群体有共性吗?

杨匡汉:新移民作家的写作不要讲太多共性,每个作家有每个人的个性。他们大致有些共通的东西,比如边缘感、他者感、身在异乡心系内地之感等等,但是每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创作个性,独特的生命体验,才有生命力。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这些作家不断在写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比如文革、知青等题材,以题材偏巧迎合西方读者,是在挖“中国历史的祖坟”,您怎么看?

杨匡汉:要具体分析。我们有些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透明,当然,有些档案不可能透明,但那些可以透明的档案,包括历史政治运动的档案,随着中国内地的开放,应该逐渐地公布。这是中国文明进步的表现。在海外的作家,比较敏感地接触到一些问题,能够更冷静地、理性地思考这些问题。  

4 别把太多传统文人中不好的东西带到国外去

羊城晚报:您刚才说过,新移民作家的思乡之愁、痛苦感、悲苦感,与以往已经不同了,他们怎么保有新移民文学的特色?

杨匡汉:应该回到文学本身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现在写作产量太多、太滥,大陆是这样,海外的新移民作家圈子里,也是作品太多了。有些人甚至是急功近利的,把写作和中国内地的市场、和商业炒作结合在一起。民间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别走得太快了,等一等。不要说十年磨一剑,哪怕三年磨一剑、五年磨一剑也行,不要急于写作,有些问题要沉静下来思考才行。第二,他们在价值观念上要做些调整。海外作家把中国传统文人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带到国外去了,互相猜忌、互相贬低,文人相轻,在观念上总是以更新代谢、线性进化的概念来代替文学应有的价值要求。我希望还是用“价值”来代替“进化”观念,文人之间提倡“文人相重”、互相鼓励。

羊城晚报:他们是不是应该跳脱出某种文化,以一种“世界公民”的眼光来写作?

杨匡汉:不要用“世界公民”的说法,我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能够以世界性的人的身份,以人类高尚精神价值追求者的身份,摆脱相对褊狭的文化观念,追求人和艺术的根本性问题,下功夫、下力气,写一些真正能够反映海外华人命运的、历史的、文化的作品,写出能够和其他民族的顶尖文学对话的作品。

5双语写作越多越好

羊城晚报:有些新移民作家开始用双语写作,这对于华文文学的发展是否有好处?

杨匡汉:英语写作跟中文写作的语感不一样。李彦的长篇小说《红浮萍》一开始就是用英文写的,后来改成中文写。她说用英文写和用中文写的感觉不一样。以后用双语写作的越多越好,感觉不一样,可以互相比较,为中文写作增加新的元素,视角的调整、叙事的变化、人物性格切换的角度,等等。能够用双语写作,对作家有促进作用。

羊城晚报:双语写作是否有利于满足不同国家读者的需要?

杨匡汉:《红浮萍》英语版在加拿大出版以后得到好评,哈金的《等待》也是英文写的。外国人看了觉得蛮有意思,还颁个奖表示认可。如果一开始用中文写作,很难打入美国市场,只面对华人圈里很小的一部分读者。因为大陆市场很大,很多新移民作家用中文写作,在大陆出版。用英语写还是中文写,就像该出左手还是右手的问题,那是作家自己的考虑了。

 ( 记者 梁爽  实习生 梁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