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反思与拓展——与饶芃子教授对谈

饶芃子 李亚萍

 来源:《学术研究》2003年第8期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反思跨文化母语

〔作者简介〕饶芃子,女,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李亚萍,女,暨南大学中文系2001级文艺学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0

李亚萍:2002年5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暨南大学挂牌成立,标志着该领域的研究进了一个新阶段。同年10月第12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不仅对海外华文文学20多年的研究进行反思,而且提出了诸多新议题,如华文文学的世界性、差异性问题;新老移民文学的联系、区别问题;大陆研究者与海外华文作家的沟通问题等。面对这些新、老问题,您是怎样看的?

饶芃子:除了上面提及的,还有华文文学资料的建设、文学史观、个案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关系、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化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提出,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正在作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研究是一个动态过程,新的作品、新的文学现象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所以每届研讨会都有新的问题提出,这是必然的,也是这一领域得以不断前进的因素。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提出来,说明该领域的理论阐释还存在很大空间,彰显出打造该领域理论基座的必要性。

李亚萍:在20多年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如何命名”确实是一个讨论过多次的老问题了。您和费勇教授在《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一文中曾谈到“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命名是以“区域”与“语言”为最基本界定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作家个体或群体有不同的时空背景,因而它必须谨慎地被协商性地、有限度地使用。而“世界华文文学”的提出,虽体现了学界整合研究汉语文学的良苦用心,但在具体研究中仍然存在名不副实的尴尬。有研究者提出,用“世界华文文学”作为学科命名,也可能带来与其他学科的混杂,您对此是如何看的?

饶芃子:在该领域的发展之初,并没有多少研究者对命名进行考究。由于早期的研究者是对台港文学的研究起步的,所以称它为“台港文学”。后来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才改称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命名以“区域”(本土以外)和“语言”(用汉语写作)为基本界定,是多数人的主张,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在1991年香港作联等单位主办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当时任香港作联会长的刘以鬯先生就提出应把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动。他认为华文文学不仅包括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也应包括他们用非母语创作的反映中华文化的文学。由于当时尚未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所以未能引起讨论。1993年在江西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研讨会上,这个问题又被提起,我曾接着刘以鬯先生的观点作了阐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解释。狭义的解释是华人在海外用汉语创作的文学;广义的解释即海外华人创作的文学,包括用非母语创作的文学。狭义的华文文学的“华文”指汉语文学,广义的华文文学的“华文”则指华族文化。听说当时在小组讨论中有人表示不同意我这一看法,但大会上没人提出,因而也没有展开讨论。1996年我和费勇共同署名发表的论文《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着重从理论上展示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文学空间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及其文化、美学意义,并未就如何命名的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探讨。现在我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认为可用“海外华人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区分。“海外华文文学”指本土以外的华人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海外华人文学”则包括海外华文文学和海外华人用非母语创作的文学。如果要成立一个新兴的学科,在国内的专业目录里如何命名,还有待研究。但作为一个学科,它就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既不依附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不依附于外国文学,它是独特的文学学科,我的论文之所以一直都使用“海外华文文学”或“海外华人文学”,正是出于这种思考。

与上述命名相关的是历次研讨会的名称。从1982年到1991年,这一领域的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名称也随着研究对象的衍变和扩展而不断变化:“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第l、2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3、4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5届)。1993年在江西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有感于世界的“华文热”正在加温,华文文学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它跟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文学一样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体系,经代表们充分讨论,研讨会的名称改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在会上还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经过8年的努力,去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正式批准成立。“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学会的成立,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在大陆学界出现,即: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在华文文学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应该加强这一“世界”内部的凝聚力,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和推动。这就要求我们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学的基点和总体背景上来考察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无论在从事本土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都应具有世界视野,建立一种更为博大、开放的世界性文学观念。

李亚萍:我注意到,您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始便关注海外华人的非母语创作,并在论文中倡导对海外华人文学进行整体研究,能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思考?

饶芃子:90年代初,我提出对海外华文文学可作广义和狭义的解释,就是希望将海外华人的非母语文学纳人我们的研究视阈,因为那时海外华人英语文学开始受到国内的英美文学学者的关注。在1993年张家界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第四届学术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家湘教授的论文《沟通、分离还是融入》,以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和赵健秀的《唐老鸭》为例,分析他们面对双重文化的两难处境。从中可以看到,海外华人非母语文学中反映的文化冲突、融合与海外华文文学是相通的,它们同处边缘地带,有一个对不同文化的认同问题。之后,我开始关注海外华人的非母语文学,并跟踪这方面的资料。根据我拥有的资料,从1994年到现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和一些大学学报等大型刊物都有相关论文发表,共40多篇。这几年我指导的博士生也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我们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正在拓展的“跨文化与海外华人文学”方向就包括了海外华文文学和用非母语创作的海外华人文学,以努力建立对海外华族文学进行整体观照的学术观念。

李亚萍:根据国际上学科史的经验,从一门学科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来看,海外华文文学差不多都齐全了:有了专门的组织、研究机构,也拥有了专门刊物,而且已经成为不少大学的常设课程。但基础理论的建设还不够完备,许多研究者对此提出过各种建设性的意见,譬如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构建独特的方法论体系等。您也在不同场合强调该领域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撰写论文倡导从诗学层面进行研究,您认为目前该领域的基础理论建设还应做些什么?

饶芃子:20多年来,国内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果。我在学会成立时曾概括其成果说:“它形成了一支包括老中青几代学者的跨世纪研究队伍;出版了一批学术成果,不仅包括作家作品的研究专辑,还有国别史、地区史和辞书等;积聚了一些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基础性资料,有了这一领域的学术刊物和其他相关出版物;建立了这一领域初步的学术规划。”这些学术成果已为学科地位的确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要把这一领域作为“学科”来建设,还有必要加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就目前的基础理论建设而言,我认为应着手做三方面的事情:首先要拓展海外华文诗学层面的研究,其研究对象既是海外华文文学自身,也包括对这一领域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研究,它主要探索该领域自身的理论问题,尤其是那些有特色、带根本性的问题;其次要搞清楚该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有机联系,探讨该领域和其他文学领域的异同,寻找独特的理论话语,这就要求有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运用不同的方法切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出区别于其他文学形态的诗学理论;最后,针对目前的教研状况,撰写该领域的基本理论教材,这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李亚萍:您一向都倡导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如您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探讨《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和接受;用形象学分析海外华人作家笔下的异族形象;运用“身份理论”思考海外女作家的主体性问题等。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看法?

饶芃子:因为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本身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它的方法论系统也应该是开放的、立体的、多层次的。至于在研究时具体运用什么方法,这就要看研究者的旨趣及其研究课题的指向,但我认为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十分适用于这个领域的。有关文化研究方法如何适用于该领域的研究,我已在《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2003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中详细阐释过。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我也曾在多篇论文中提到,我一直认为该领域的比较研究可以多向度展开。例如:可将中国本土文学同其他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较,以见出各国各地如何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可将其他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较,以见出华文文学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美学氛围中发生衍变;而不同国家、地区华人文学的不同群体(如女作家群体)、文学流派之间的比较,则可见出这些群体、流派在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心态及其文学表现;将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时期的华文文学进行比较(如新老移民文学的比较)以见出不同时期的华文文学在题材、形式及反映的审美情趣、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变化。随着海外华文文学新领域的开拓,也可以将海外华文文学与海外华人非母语文学相比较,以见出这两个领域在文学主题与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异同,而在诗学层面的比较,如对不同国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比较,则可为探寻普遍的汉语诗学提供依据。总之,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既可在空间关系域作横向比较,也可在时间关系域作纵向比较,也可作时空纵横的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通过多维比较,从总体上更深、更广地认识、把握这一文学形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把根植于海外生活经验的文学转化为域外汉语诗学,促进其未来的发展。

李亚萍:您所倡导的在文化视野下,对海外华文文学进行跨文化、跨国别和跨地区的研究已经成为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近年来您又将视野拓展到海外华人文学,并指导博士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斐然,如钱超英博士的《“诗人”之“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和卫景宜博士的《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前者运用身份理论探讨1988到1998年向澳洲新华人文学(汉语和英语文学)发展的特征,后者则以汤亭亭为个案,探讨其作品中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您作为暨南大学这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对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有哪些设想和展望?

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从1978年进人大陆研究者的视野,期间经历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衍变、文学空间的界定、海外华文文学历史状况和区域特色的探索、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撰写等阶段的发展,进而转人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并从文化、美学上思考各种理论问题进而建立海外华文诗学,这一发展过程表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已进人拓展深化期,同时,海外华人的非母语创作尤其是英语创作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90年代最先关注和研究这一领域的是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学者,张子清、吴冰等是较早的开拓者,于是从事海外华文文学和海外华人非母语文学研究的学者就成为两队人马分别进人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领域。我在暨南大学领衔的学术群体在这方面正在做两个事情:1.促进这两支研究队伍汇合,互动共进,在中文系和外文系并行推进海外华文文学和海外华人非母语文学的研究;2.继续拓展海外华文文学诗学层面的研究,这在我的《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一文已有阐述。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我校“211工程”项目子项目的论证,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文艺学与海外华人文学”。上述两点也是我们暨南大学海外华人文学研究要发展的方向,我很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