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黄万华

 一

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指中国本土之外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文学(包括双语写作的华人作家用非汉语写作又被翻译成汉语的作品)。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则指上世纪初以来至今发生在海外各国的汉语文学,目前主要分布于世界70多个国家,大致可分为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不同“板块”。

近30年来,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而百年中国文学除在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在内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丰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响,一是中国作家旅居海外的创作;二是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东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创作形成的居住国华文文学,这种华文文学属于居住国文学,但其第一代移民和华侨身份创作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香港、台湾的公民身份政策和欧美等国的移民政策,使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与中国也仍有密切关系;三是各国汉学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但数量很少),这虽不是华侨、华人所写,但反映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世界性影响,也构成对民族新文学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写作的内容。这三种形态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在世界的传播,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内容,也与百年中国文学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等重大问题上的实践及其经验已产生世界性影响,并使得汉语文学成为世界性语种文学,推动着世界各语种文学多元共生的秩序形成。而其本身已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鉴。也是世界文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海外华文文学在近百年中生存强韧、发展强劲,而1980年代以来遍及的国家更多,创作更丰富,提出的课题更多样,而其分布广,个人性的文学活动多,似乎显得散零、边缘的文学现象中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面对这样的文学存在,展开整体性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即在20世纪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背景上,打通不同板块、国别的华文文学,探寻其内在联系,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课题研究上取得突破

有文学创作就会有相应的文学研究,但有较自觉的学术意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则大致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的方修对马华文学史的研究及相关文学史著述的出版,台湾旅美学者对美国华文文学的研究及相关研究著作的问世,可以看作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四十年过去,海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依旧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翼。尽管其研究大多出于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生存的需要,注重本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也不断提出整体性的问题。一是会从本国华文文学的现实境遇中产生出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这些话题往往事关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例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提出的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等问题,新加坡华文文学界提出的“双重传统”等问题,其实都涉及了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二是在海外现代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影响下,会产生出一些文学的前沿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深化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例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学者所作的“越界”研究,北美华文文学学者侧重的“离散”研究等,都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特色,深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价值等层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起了推动作用。

台湾、香港与海外华人华侨的关系在上世纪50年代后显得格外密切,从华侨华人史研究中逐步独立出来华文文学研究,其重点除了香港、台湾移居海外的作家研究外,更多的是中华文化传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播传等,香港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年代扮演了在海外延续、传播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角色,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也以“文化中国”的正统代表来聚集人心。这种情况使得台湾、香港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较多地从传统在“离散”中的延续和丰富的角度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命运。

中国大陆的研究是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港文学研究扩展到八九十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框架中进行。它的提出,与“大中国文学观”、“文化中国”等观念的倡导有密切关联,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密切也就不言而喻;由于其“跨文化性”和“世界性”,也被比较文学学科关注,同时它本身包含的“离散性”、“本土异质性”、“中心与边缘” 、“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身份”批评等课题等也为文艺学所关注。这种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如果得到深入沟通,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也会得到深化。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就其成果而言,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海外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的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史尤其较早得到研究,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史研究则显得薄弱。例如陈贤茂主编的4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1999年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占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之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华文文学史也得以出版,《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也都分国别展开华文文学史的叙述;这些国别华文文学史在国别华文文学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尚未有历史的整合,有的在历史的叙述上有较多缺漏,或缺乏史料的提炼,在作家、作品的“入史”上较粗疏,缺乏“经典化”。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华文文学史研究空白较多。倒是其中一些取专门的研究视角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较为深入。目前地区、国别的华文文学研究处于深入中,去年和今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东南亚华文诗歌研究”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文报纸文学副刊研究”,虽关注的仍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但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上都有深入。

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专题研究,这些专题一般都关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并展开了相关理论的探讨,如2004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身份理论与世界华人华文文学”、2000年的国家基金课题“作为世界性语种文学的华文文学之研究”,2003年的“从华人文学到华人族裔文学的当代转型”等,海外华文文学的“语种性”、“双重传统”、“越界视野”、“多重身份”、“离散写作”等问题得到探讨。形象学的探讨有深入,“异”的形象尤为受到关注,但也受视野所囿,问题的探讨与文学史结合不够。

三是从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或是将海外华文文学置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格局中予以考察的研究,这些研究沟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双向内在联系,不过,这方面的探讨还较为表层。近年来,《中国与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2004年)、《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2007)、《汉语新文学通史》(2010)等著作相继出版,则反映了学界在中华民族文学的背景上对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关注,并从“汉语文学”这一角度作了开掘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刚刚开始,无论是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开掘和提炼,还是相关文学史观的调整和深化,或是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把握等等,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关系的研究有深入。文化母题在异域环境中的嬗变尤为受到关注,杨匡汉的《中华文化母题和海外华文文学》对此作了很好的研究。

四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方面的研究,其中20世纪八十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尤为受到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得到相应研究,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但还是显得较为零散。

五是关于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近年也有拓展,以往较被忽略的国家的汉学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由于对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产生的“冲击”而被关注,对其研究也随之展开。这些研究大半正在进行中,也还不足以覆盖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重要内容,尤其是两者的“连接”点,如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汉学的影响等尚未受到充分关注。海外华文诗学研究,即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建立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研究的诗学范畴和方法,虽已提出多年,但尚缺乏深入。

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理解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和具有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是重要的。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人类社会最终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终实现解放,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总体趋势有着辩证的联系和互动,总体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极其丰富的差异性,甚至以差异性作为前提,从而呈现开放性的格局。“五四”开启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表现出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学的历史总体趋势。现代中华民族的种种现象都是这一文学总体历史进程中不同(特定)阶段的表现,都会在“人的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扬弃,直至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而同时,文学的现实阶段和众多领域,在其复杂多样的存在中,克服着理论与实践、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努力突围出文学的异化、物化,使文学最终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正是这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文学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在呼应。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则是如16世纪末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所言:“没有谁是个独立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土,整体的一部分。大海如把一个土块冲走,欧洲就小了一块,就像海峡缺了一块,就像你朋友或你自己的田庄缺了一块一样。每个人的死都等于减去我的一部分。因为我是包括在人类之中。因此不必派人打听丧钟为谁而敲,它是为你敲的。”不同板块、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的汉语文学尤其有着密不可分性,缺了任何一点点,民族新文学的血肉就少了一块;对任何一种文学的伤害,都是对自己文学生命的致命伤害。而将各地区的汉语文学视为一个生命整体,就把握到了不同时期民族新文学的血脉走向,自然也能更好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

具体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可以从百年历史、经典“筛选”、文学传统、母语写作、汉学和文论等重要方面,纵横展开,全面开掘海外华文文学资源。

对包括东南亚、东亚、欧洲、北美、大洋洲等地区各国在内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展开整体研究,打通“国界、洲别”, 避免现有“海外华文文学史”罗列各国华文文学历史,缺乏整体把握和有机联系的情况。为此,除了文学史料要翔实,有很好的学术梳理和提炼,尤其对目前还被忽视的一些海外华文文学重要资源进行深入开掘,既避免重要遗漏,又防止庞杂琐碎外,要在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别海外文学的相异和不平衡性的基础上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一体性、文学整体性和丰富差异性,探讨切合海外华文文学状况的文学史框架。文学史体例上既要体现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观,揭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20世纪人类进程和世界格局背景下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线索、形态(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战后冷战意识形态阵营的形成和瓦解、世界多元格局的出现,这些大致构成百年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历史发展及其分期的总体背景和重要主线),又要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度(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华政策不同影响下形成的华文文学丰富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及其独特价值;既要展示各国华文文学在诸如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乡土”文学、女性文学、新生代创作、都市文学等方面的互相呼应,又要揭示各国,尤其是东西方不同国度的华文文学在“离散”中不同的跨文化寻求(要有东西方华文文学的比较意识和视野),关注各国华人华侨与不同国度其他民族相处中产生的文学独异性。

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已近百年,其研究也有数十年历史,“经典化”是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 ,而各种现实因素使其经典性被遮蔽,需要展开其“典律构建”;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处于动态的建构中,其研究要以“当代性”为日后的经典化提供坚实基础。要改变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某些“泛而无当”、“入史”粗疏的情况。也需要加强“经典化”研究。经典化主要是作家作品的沉淀,要放到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大的背景下去呈现。格外关注中外文化如何渗透和交融的问题,以及中国本土文学不多见的文学现象。要从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的生成、发展及其机制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的价值生成、价值体系建构及其相关理论问题,从海外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重要思潮、流派的文学价值尺度等与文学经典形成的关系,揭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所体现的人类性、世界性意识及其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丰富和发展。充分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产生的跨文化语境,研究不同文化相遇、对话中文学想象的展开和文学形象的产生。既要坚持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对统一的经典性价值尺度,严格经典性的标准,又要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包括不同地区、国家华文文学的相异性;既要充分利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的文学性经验有效解释汉语文学经典的独创性,又要重视海外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既要继续深入开展对已为人们熟知的著名作家,如白先勇、严歌苓等的作品的解读,也要充分关注至今尚未得到重视的重要作家,如程抱一、王鼎钧等的作品的研究。要在文学的经典性阅读中深化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研究中的“双重跨文化”阅读,注重经典解码的多种方法,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的比较研究,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的健康发展。

“没有本土,何来海外?”海外作家对自身创作的溯源,往往使得其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一个本土的延伸”,将“本土和海外”视为“一个延伸和互动的关系”,由此来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特性和传统”[1]。但另外一种似乎不同的声音也产生于海外华文作家切身的创作体验中,那就是或在居住国外部压力下无奈“戒”“三皇五帝”、“二十四史”之“奶”[2],或以“断奶”之举疗救自身而决绝地“再见,中国”[3]。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态度固然反映出东西方华文文学不同的处境和命运,这我早已讨论过[4];它其实更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传统的复杂,恰恰需要打通东西方华文文学来审视。

现在一些论文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较多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单向单一影响,其实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海外“离散”中不仅会在所在国各种因素“激活”下,彰显原先在中国本土被遮蔽、中断的流脉(这种影响非常有意义,但又非单向单一影响考察能辨别的),而且会“带着自己的种子”在流徙中“落地生根”而生发出新的流脉,这些新的流脉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文学属性、文学的生命形式认识、文学的审美范型等重要方面有着互补、对接、内在相通等。要突破以往研究泛泛考察影响、传承关系,深入展开百年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对话。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有其独立性,也与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现代中华民族文学复杂的“圈”“层”图谱,海外华文文学的三种形态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包括“五四”文学传统)在世界的传播,也与百年中国文学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离散”等)。打通东西方华文文学来审视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重要的是抓住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根本性问题。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等重大问题是百年中华民族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其经验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资源。考察海外华文文学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实践及其与百年中国文学的相关实践、经验的相通相异,突破以往只着眼于某一地区研究上述问题的局限,不仅能使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化,而且会充分揭示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从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文化研究等方面展开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比较,考察在文学母题的变化、艺术形式的演进、文化内涵的丰富等方面,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异同及其双向交流、影响;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在“漂泊”、“寻根”中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延续,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影响、离散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这些内容都具有研究的前沿性,都会以各国、各地区华文文学的本土经验丰富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传统。

语言研究是整体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内容。海外华文文学发生在各地区、各国家,有其差异性,但都以母语汉语作为载体,这也使得汉语文学成为一种世界性语种文学,其意义重大。汉语既是华人华侨在居住国写作的精神原乡,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获得了丰富发展。在20世纪语言哲学的背景上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中丰富的语言现象,考察汉语在中华文化海外播传过程中的变化及其原因;从语言心灵视野的角度深入考察各国华文文学的创作,揭示作家在语言“双栖”状态(通过母语生活在民族传统中,依靠居住国语言获得现实生存)中的诗性寻求,探讨他们在“灵魂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之间的沟通考察;考察海外华文文学如何汲取两千年文言传统和“五四”后现代白话演变中的营养,融入居住国多元文化的现实影响,表现出民族历史文化的“积藏”和“延续”,探讨地方性汉语等因素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作用,揭示语言在民族生存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海外华文文学的海外生存,使其十分关注对各种媒介(包括语言)的利用,需要考察其与华文报刊、其它纸质媒介、网络、影视等媒介的互动关系,深入研究华文文学的海外生存状态。只有这种海外生存状态得到全面揭示,我们才会真正进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命领域。

海外华文文论和汉学研究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对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中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的建树展开研究,考察不同国度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其理论学术建构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关系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其理论范式、诗学范畴、批评话语的变化及其西方文论之间关系的变化,尤其关注其在海外研究中对中华民族文学提出的一些新的理论命题,包括中国传统文论、五四现代文论基本范畴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演化及其方式,并由此深化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二是展开对于海外汉学家关于百年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考察,尤其关注不同国度、地区,不同社会、时期汉学家对百年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异同及其与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关系的整体研究,探讨跨文化视野中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及其对中国本土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影响。这两部分的连接点,即中国旅外学者对各国汉学的影响应该得到充分研究。同时,这两部分都关注海外语境中针对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理论和批评,由此可以探讨不同文化冲撞中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深化,并为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建设拓展新的空间。

如果说,历史的整体性是以包含丰富的差异性为前提,呈现开放性的话,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也恰恰在尊重差异、不连续性、相对自律和不平衡发展性中将各地区、各国别华文文学联系起来考察,既坚持隐含在总体性中的方法论,又关注对于种种“裂缝”、“异质”等分析,而当这两者并无很大的不一致时,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就会得以深入了。



[1] 梁华旭整理《诗情·眼识·理据——张错访谈录》,《香港文学》318期(2011年6月)。

[2] 何乃健《戒奶》,紫藤编辑工作室《动地吟》,马来西亚紫藤有限公司1989年版,73、74页。

[3] 林建国《马华文学“断奶”的理由》,张永修等主编《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马来西亚2002年版。

[4] 黄万华《从美华文学看东西方华文文学的差异》,《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4期。

(选自王列耀主编:《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