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史和学科史之演进

来源:《语言与文化研究》2018年冬(总第 14辑)

作者:杨匡汉




摘 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它经历了从“前科学”到具有一定学科规模的发展。其“史”的演进,总体上是从生存 /认同→文化转型→观念纠结→互为主体性之“对话”→学术之“互通”的过程。学术史的推演,也证实了“双重传统”与“混血书写”对海外华文文学而言,是属于跨域与越界的新的文化经验的呈现。本文指出, 身处多重边缘而于华文的文字世界里咀嚼人性况味、人生难题和人间悲欢,可以成为对意义空间无限性的探寻之道。本文还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内在理路、学科内涵和学术命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呼吁保持“固本、守正、创新”的学术姿态。

关键词:学科演进多元共生文”“史”互动



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史和学科史相依互动,同样有其见“异”思迁的演进踪迹。

过程哲学告诉我们,核心的理念是有机整体的系统观照,没有恒久不变的实体,只有持续变化的关系。一门学术和学科,在纵向发生、发展的同时,也在横向上共生和扩展。学术史研究的目标,并非仅仅为了哪个单一的国家、地区或文学群落,而是为了一个“有机整体”——世界华文文学的命运共同体,并且探究在这一发展与拓展过程中提出的种种问题。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或称一门学科,总体上经历了“史”的推进过程, 即从生存/认同→文化转型→观念纠结→互为主体性的“对话”→学术的互联互通。

早期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是通过搜集史料和零散的出版物,尽可能寻找华人华文的来龙去脉,以便阐释华人移居他乡和落笔成文的心态,从而触摸那些掩埋了的过去,重温那些华裔的群体之声。从“躯体位移”而引发的“生存焦虑”,很明显地表现在双边国家之间,由较长的时空距离导致强烈的文化差异感;而文化的碰撞和所遭遇的歧见, 决定了华人主体思想如何重塑问题的发生。“生存/认同”由此成为题中之议。

早期赴美的华人移民,在充满敌意的境况中生存维艰。歧视迫使华人不得不为自身的生存权而发出群体的呼声。绝大多数人不谙英语、不通英文,但在一些接受过教育、懂英文的华人的协助和参与下,终于不断地发表英文作品。极富文献价值和文学特色的作品,主要有:《华人移民致加州州长彼格勒阁下之公开信》(1852年)、《阿辛致彼格勒州长阁下之公开信》(1852年)、《旧金山华商关于州长彼得勒之州情咨文的答复》(1855年)、《从华人立场看华人移民问题》(1874年)、《致美利坚合众国格兰特总统阁下:华人在美代表之备忘录》(1876年)、《美国中华会馆致合众国参议院之备忘录》(1877年)、《为什么偏偏要华人离开?》(1878年)、《致旧金山市教育委员会之公开信》(1885年)、《华人必须留下》(1889年)、《美国中华会馆声明》(1894年)、《排华对美国有利还是有害》(1901年)、《我在美国之感受》(1907年),等等。书信属于广义的“文学”范畴。这些公开信的笔调, 于温和中见犀利,于克制中见影射,严谨的逻辑和含蓄的措辞,对州长所称的华人为“苦力”、为“不可同化”的指控,作了有理有节的反驳。“恳求宽容,抗议歧视”,却也是一种坚定自信的流畅表达。如流寓旧金山的华商代表何华和唐茂枝执笔的公开信, 开宗明义就直言不讳:

州长先生:旧金山华人社区很遗憾地获悉您刚刚呈递了一份排华提案。我们虽然来自大洋彼岸,但也曾有人就读于美国学校,因而学会了你们的语言,能够自行获得你们报纸所登载的信息,并将其转告我们的同胞。经过认真考虑,反复磋商,我们决定给您以公开回复,尽我们之能力,向您作出庄严、礼貌的解释,旨在指出阁下在论及华人时所犯下的错误。①

仔细研究此类书信,可以看出其言论、语气、文笔,既不同于中国过去“民”向“官” 请愿的传统章法,也不同于西方政客强词夺理的语言表述,而是温良恭谦却又理直气壮。由美国《排华法案》所开启的歧视华人的恶劣先例,尽管在欧洲、东南亚、东北亚没有取得同步的回应,但一批又一批“不得已离开本土”而流寓异国他乡的华人,无论是“暂时寄居”还是“日久定居”,都会受到居住国当局程度不同的种族歧视,因而“生存/认同”不仅是事实上遭遇的,也是学术史研究中首先绕不过去的问题。

百年来众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透露的信息表明,早期华侨华人到了异国他乡,由于缺乏合法身份和来自祖籍国政治权力的保障,都程度不同地遭到歧视和排斥,因而有“恳求宽容,抗议歧视”的呼声,有希望当地主流社会理解与接纳其“一席之地”的寻求,并用文学的特殊形式,表现自我文化的认同。然而,不管是早期对生存权、发展权的争取,还是后来在开放的多元化社会中可以发出族群的声音,由于华人散居海外各地,每一个地方又有当地的区域性文化,海外华文文学处于双重或多重的夹缝之中:一是远离中原主流文化或文学传统中心,不论在地理空间还是在文化空间,都处于母体文化的边沿;一是在居住国主流文化中,属于外来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只能是如花一般自开自落。这是一种尴尬,一份焦虑,一种局限,一份挣扎。

这种生存的、文学的、也是学术的处境, 往往表现为“双重传统”——中华文化传统和居住国文化传统的纠结。而这种纠结通常都和“移民”、“侨民”、“华人”、“华侨”、 “华裔”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以往的一些研究,比较笼统地把华人华侨的中文书写称之为海外华文文学,但随着研究的步步推演, 就遇到了“何为移民、何谓传统”的问题。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长期执教的著名学者兼教育家王赓武,数十年从事海外华人史研究,认为“移民、难民、侨民,这几个概念要厘清”。他说:“中国人移民是不得已的,都是战争、水灾这些灾难免不了造成的,而且也是不应该的。儒家的思想都是留在家里,‘父母在,不远行’这种概念很强,所以中国人没有移民的概念。从前,他们来南洋都不能算是移民,可以说是一种难民。” 他还指出:“移民是个新观念。最初因为没有移民概念,在海外的华人都当成华侨,其实很多不是华侨,是华人的后裔,跟侨居的概念不同。最早的华侨,长久居留外地,成家立足,好多代以后就不是侨居,根本家就在外国,跟中国没有多大关系,甚至于来自中国什么地方都不清楚,说他侨居是不对的,他们其实是华裔或土生华人,到十九世纪末,在南洋的人数已很多。”②

此一观点可以继续讨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并非移民文学而是华裔文学的作品及其研究,海内外的学者多有所忽略。以美国为例,华裔作家有用英文写作的, 也有用中文握管的,其本身,不仅仅构成历史文献或人类学资料,而且显示了华裔作家“美国化”或“非美国化”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华裔作家甫一诞生,既在血脉里有故国的文化传统,却又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出生于美国、从小就接受西洋教育且不通母语的作家,可以说彻底“美国化”了。不过,深究起来,我们依旧不难发现,他(她)们的作品中仍然存在着中华文化传统和居住国文学传统的纠结与交汇。黄玉雪的小说《华女阿五》,从内容到第三人称的叙述方法,无疑源于中国的文学传统;但也有学者考量其风格后,发现影响《华女阿五》书写的,是亨利·亚当斯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和理查德·赖特的《黑男孩》等一类美国色彩的自传文学传统。洛杉矶西方学院的尹晓煌教授致力于美国华人及亚裔移民的研究,他在对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访谈中特别提到:“汤亭亭曾特意谈及她在《女勇士》一书的创作中,深受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美国性格》之影响,而非一些美国主流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得益于‘外来的’中国文学传统。”③话虽那么说,《女勇士》毕竟取材于作者“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关于花木兰的故事。在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就这样叙述:女勇士做梦随一只飞鸟进了大山,跟从一对老夫妇习武练功整整十五年,成为武林高手后,下山领导了一场农民起义,把暴虐皇帝拉下马, 把乡里的恶霸斩首示众,随后退身回家做起了贤妻良母。不仅如此,书中还有对诸如“岳母剌字”、《胡笳十八拍》的摹拟和改写。这些,不能不说汤亭亭是以根性为血脉,也依想象去穿透故国的往事;既不想受到中国传统中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也不愿承受白人主流文化对华人的歧视,从而解构种族主义话语对中国的历史叙述,借助并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艺术资源,通过向遥远的祖邦的膜拜,为在两种文化传统之间具有独立个性的华裔“女勇士”代言。显然,这构成了一种“混血”文学。这一类作品,尽管属于华人华裔的非汉语写作,但如同一把扇子的两面,一面画着中国水墨画,另一面印上西洋油画,正反摇转,对应互补,也成为华裔发声、自我肯定、对抗强势、重建自身族裔历史的一个场域。

双重传统”与“混血书写”,表明了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从根本上说,是属于一种跨越文化经验的写作。文学的事实是:一方面主流文化意识和权力话语的鞭长莫及,作家们可以逍遥地尽情抒写和表现心中之块垒,从而形成了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主流文化体系的某种大胆开拓、冒险犯难的人文性格,也不必为某种政治造势,更不必戴着面具痴人说梦般写些言不由衷的颂词。另一方面,海外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文化的组成部分,用汉语书写的语言根性和源自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因素使然,其所潜在的慎终追远意识和正统价值观念在深层意识里还是挥之不去,会使得身处异国他乡的华文作家,主观意识上想方设法努力向主流文化和母国文化靠拢,产生了双向“趋同”却又有所抽离的现象,既力求融入当地主流文化,又担心自己的母体文化被搁置一边。

于是,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空间拓展, 也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生长点,“第三文化空间”的观念就顺理成章地被摆到学术层面上来。

第三空间”的概念,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和法国思想家福柯平行地提出的。前者是一位终身漂泊的知识分子, 认为人类存在空间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三元辩证关系,将“他者”引入空间想象和空间建构之中对人类生存方式展开思考,以批判意识把空间从同质性变易为分裂性,把静态的真实转化为流动的真实;后者致力于在谱系学里展开“他者的空间”的思考,以“第三化”对二元论空间意识与空间想象予以批判,从而把人们引向“他者”,建构存有差异和断裂的另型“地志学”④。

两位西方学者的理论建树,对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不无启发。但许多华文作家和研究者并没有机械地模仿照搬,恰恰是在外来的概念和自己所走的道路的交叉口处, 找到自己的理论语言。在此一领域,20世纪各种不同身份的华人作家,或放逐或浪迹或奔波或穿行于异质性、流动性的文化空间,从早期的华侨文学到晚近的新移民文学,由作品所构成的文学谱系,大多或主要是由放逐者、流寓者、离散者、移居者、留学者的著述所成就的。这些作家作品的文化性状,于母国而言,堪称“边缘”;于新邦而言,亦为“边缘”;于中国本土的汉语文学而言,属于“边缘”;于异国主流文学而言,也是“边缘”。“边缘”族群的“边缘” 文字,以“第三世界”视角观之,自然成为活在“第三文化空间”的写作。澳大利亚华侨作家庄伟杰对此作了如下阐释:

一方面,个人虽然希望摆脱固有的文化束缚,投入到一个以西人为主的社会之中,但由于语言、肤色、习俗等因素,使自己不得不依赖自身文化作为自我形象的扎根,于是,个人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常常使人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可能你的外语水平不错,但也枉然。在这种有意或无意的行为和语言上挣扎,使更多的人在双重文化的夹缝中寻求精神上的归宿并派生出另类文化空间,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三文化。既不愿丢弃自身的文化意识或中国形象,又必须想方设法去适应居住国主流文化的现实, 这便是“第三文化”产生的主要根源。更确切地说,如果自身的文化浸润并用母语书写的原在性是“第一文化”,而移植于异质土壤、受西方文化气候熏染的潜化性是第二土壤,那么,在两种文化碰撞交融之中派生营造的文化景观,即为“第三文化”。⑤

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长、对接中敞开的“第三文化空间”,其主要特征,一如上述,正是边缘性。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学科而言,这种“边缘”并非文学与学术终结的地方,恰恰是这一文学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 是外来刺激与原乡经验“面谈”、“会师”的地带。身处第三空间、身处边缘的华文作家与研究者,游离两个中心,侧目旁观潮流, 不啻是一个沉静观察、思考的视角,也可以更有尊严地写作与研究。文学与学术的立足点和超越性,注定了它既是掘地三尺挖口深井,又是离地万里视通天涯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边缘”还是海内和海外的华文文学一个“接头信号”。

作为一种学科意识,“边缘”之说其实是预设了一个“中心”(或“主流”)与“边缘”之间的二元对立。“边缘”意识形态很可能导致对“主流内部的‘边缘’”和“中心以外的‘边缘’”的价值的忽略与轻视。事实证明,海外华文作家身处多重边缘,但不等于不能于边缘有所作为。“边缘化”甚至可以看作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大思维空间。在边缘站立,能转化为许多正面的东西,如可以用良知“冷眼向洋看世界”,可以越现世功利活动之位而对商业主流和流行俗流作出抗争,可以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敢云大隐藏入海,且耐清寂读我书”,可以独处于文字世界里咀嚼更多的人生况味、人世难题和人间悲欢。“边缘”也因此而成为对意义空间无限性的探寻之道。中外文学史上那些杰出的精品大家,难道不也是站在“边缘” 发出知性的声音的吗?难道不也是在“边缘”的沉浸状态之中和先哲的伟大灵魂相逢吗?

作为存活、生长于“第三文化空间”的一门新兴学科,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自然大体与有其学术自身的内在理路,有其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这种标志,主要体现在:

(一)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是以华侨文学、华人文学与华裔文学为主体,以多种姿态与方式考察“原乡”与“新土”的内在关联,考察“血统”和“文脉”的不变与流变, 进而将“跨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人诗学”作为特殊且独立的研究方向。

(二)有一批学者以此为专门的学术事业或主攻的学术目标,并且产生了确立学科地位的代表性学术人物,建立起相应的、形成代际结构的学术团队。除塈南大学已设有实力较强的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基地外,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广东社会科学院等也都先后设立了研究实体,招收了此一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

(三)有关于此一领域的系统性、且得到社会公认的理论著作面世,有一批重大或重点研究项目与成果,其关注的,主要有海外华文文学史、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区域之间的文学比较、双语写作以及三大媒体(纸质、网络、影视) 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互动关系。

(四)有专业性的公共园地,包括“平台”、“论坛”、“期刊”。《台港文学选刊》(含海外华文文学,福建)已逾而立,先后出版的《四海》(北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南京)、《华文文学》(汕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绍兴)、《华文文学评论》(四川) 等,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五)有在主流大学的专业课程设置占据了一定的学术地位。海外华文文学或华裔文学,已被中国内地 8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为文科课程。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它自然经历了从“前科学”到相对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发展。此一学科研究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脉络及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关联;

其二,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资源与诗学取向;

其三,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任务与方法;

其四,海外华文文学的不同类型与特征;

其五,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范畴,包括“离散”、“放逐”、“文化认同”、“精神家园”、 “族群想象”等等关键词和学科术语的知识考辩护;

其六,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精神史和心灵史;

其七,海外华文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与比较;

其八,海外华文文学的衍变以及前沿性学术命题。

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史的考量,实际上可能也已经给我们中国新文学研究以学术观念与方法论的启示,起码可以说,它在新文学的格局和体系的建构上,起到了历史逻辑修正和文学视点调整的积极作用。

这种作用,首先在于文学研究既有文学的本质属性,也有历史的属性,所以应当把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不同的问题。如东南亚就有从华侨文学到华文文学的变化,而欧美地区则有从华文文学到华人文学的转换。“文”、” 史”的结合,使人们的关注点自然会从旧问题转移到新问题上。从留学到移民,文学和学术的发展也是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题。不同历史阶段与不同地区学术自有其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这种作用,又在于开拓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版图。大陆对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初,是从“台港文学”这一“引桥”生发而来,并逐步拓展了台港文学→台港澳文学→台港澳塈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华人文学的学术路线, 进而又含纳“打通海外华人母语文学与非母语文学研究”的方略。这就把“文学地理” 与“学术地图”紧密联系了起来。一般来说, 对“文学地理”的考察,往往有列柱式、拼贴化的流弊。“学术地图”则体现华文文学历史轮廓、总体特征和异质变貌的整体性综合研判。这样,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历史与现状的理论批评,研究者们逐渐明确到需要体现学术本身的要素:问题意识,材料铁证, 独立思考,知性快乐;需要体现学术的基本价值:历史的、文化的和美学的价值;更需要维系学术通统和知识增殖,进而寻找学术语境中“中国元素”与“人类经验”的链接点。这种“研究版图”的拓展,事实上也是由传统的“诗文评”学术范型向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转换的历史,是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相对封闭到向全人类智慧开放的一种合理选择。

这种作用,还在于从方法论上建立学术信念。多年以来,无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都存在着忽略原型信念、模型信念与认知信念的问题。原型信念所强调的审美感性,这一点常常被“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向度所遮蔽,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理论成为流行的学术理论与研究策略,成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的“百宝箱”,而文学研究的审美意义和创作个性等核心因素,往往被稀释了, 退化了,甚至被消解了;模型信念涉及研究范式的选择,如果偏离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对象的契合性和有效性原则,把复杂的外国文学或文化研究模式视为圭臬,把趋于实用与功利的工具模型的实践视作学术研究本身,把“唯新是从”视为对丰富的海外华文文学现象进行理论命名的依据,结果适得其反,“模型信念”的相对稳定性和“变中之不变”的特点也被稀释了、退场了,就会出现新的标准化、模式化问题;而认知信念, 关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认知方式,特别是在世界多元多变的情势下,需要重返自身的文化源头,重新审视文学史实,重启文学经典解读,并找到新的出发点。此时,应有一个新的“他者”作为反观“自我”的参照, 摆脱封闭,通过“互为主观”而达到理解与沟通。这种认知和信念,不会牺牲双方各自的特色,也不会导致“他者”与“自我”的趋同,而是可以勾画出基于平等对话、“相看两不厌”的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阅读史和审美史。

由“原型信念”、“模型信念”和“认知信念”交集互构的学术信念,自然促使文化与学术多元共生的动态关系的形成。这里, 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作为新兴学科来说,其体系与价值,其跨界色彩与文化元素,其承变规律与当代发展,都有深究之必要。“跨界” 易取得成效;但在此一文学体系中,缺乏底线的“跨界”,离开“固本”的花样翻新,对文学与学术的质量有损无益。应当强调“固本”,即旁收博取中传承与强化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任何“跨界”都要建立在不丢失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要有“文心”,有深厚的文化意蕴,有美学的生命精神。

学人们在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时,正是更需要以“固本、守正、创新”的学术姿态, 通过不断融合各种文学诉求(包括对立面的意见)来发展自身。有了这些,我们曾经历过的孤独、脆弱、无助和奋取,终将成就学术上坚实的高地。

                                  20183月末修订于北京


注释:

何华、唐茂枝:《华人移民致加州州长彼格勒阁下之公开信》(1852年),见 1852430日《阿尔塔日报》。

李怀宁、王赓武对话:《处海外之远心存故国》, 201522日《北京青年报》。


参见尹晓煌 199037日在哈佛大学对汤亭亭的采访;又见汤亭亭的《美国书评人的文化误读》,摘自《亚裔和西方作家之间的对话》,麦克米兰出版社 1982年版。

参见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750页。

庄伟杰:《边缘族群与“第三文化空间”—— 以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澳州华文文学为参照》,《华文文学》2003年第 5期。


(杨匡汉,男,籍贯上海,当代著名学者、诗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诗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