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谈中国作家与文学现象如数家珍

作者:李辉  来源: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哀悼】据瑞典媒体报道,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于当地时间1017日去世,享年95岁。马悦然去世的消息,澎湃新闻记者向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那里得到证实。

1992年看望马悦然。

写在前面:

初识马悦然先生是在一九八五年左右。再次见他,是一九九二年我第一次访问瑞典时。一次,由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汉学家罗德弼先生陪同,前去他家中拜访,一起到一家中国餐馆小聚。过了几天,我在东亚系做关于沈从文的一个演讲,意外发现他和妻子宁祖也特地前来,并在我演讲结束后予以点评,颇令我十分感动。

1993年秋天,与刘心武一起在云南陪同马悦然。

第二年秋天,他们夫妇于从香港前往云南旅行,我和刘心武前去陪同,我们又有机会在云南和北京相见。来到北京,我陪同他们夫妇到艾青家中做客。马悦然先生曾翻译过艾青的作品,后来因为艾青批评朦胧诗派,产生分歧,一度关系冷淡。不过,多年之后两人再度相遇,毕竟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只是当时艾青已经半身不遂,无法交谈,也无法留下他们的合影。

1998年看望马悦然。

一九九八年,我再度访问瑞典。斯德哥尔摩逗留期间,一个重要活动安排就是看望马悦然先生。几年过去,他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宁祖因病两年前去世,如今他一个人从城里搬到了郊区的老年公寓居住。再也听不见宁祖浓厚四川乡音的爽朗笑声了。不过,让人仍感安慰的是,马悦然依然精神抖擞,乐观愉快。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寄寓在阅读和翻译之中,他仍在沟通中西文化上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那是一个悠闲、轻松的下午。我和妻子,还有陪同我们的汉学家朋友、原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倪尔思,与年过古稀的老人漫谈。这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如数家珍般讲述着他阅读和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印象,以及多年来与中国作家的个人交往。重要的不在于归纳和概括,而是他这样一个有着出色艺术鉴赏力的汉学家,坦率地表达出他对中国作家作品的喜好。他对郭沫若诗的方言感觉,对巴金小说中的对话与叙述方式的差别的分析,对杨吉甫的偏爱,对当代小说家的评价等等,言简意赅,颇具新意。关于中国文学与诺贝尔奖的关系,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因此,这样一次无拘无束的关于诗歌、小说各门类作品的漫谈,反倒正合我意。回国后,我将他的漫谈整理出来,又请他再做修订。


我们当年漫谈诺贝尔奖时,还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谁能想到,很快,就有高行健和莫言相继获奖。


今年一月,应北方文艺出版社之请,我编选一本对话集《新世纪谁还忧伤》,将这篇对话收录。时隔近二十年,再读马悦然的谈话,依旧觉得新鲜。


                                                                                                                      四月初补记于北京


诗与诗人


中国现代诗我认为从郭沫若开始。他之前胡适的《尝试集》,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头一个用白话,但说不上是诗。郭沫若的诗过二三百年,那时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还会注意。他的《女神》和《瓶》都不错。其余的政治性的诗没有什么价值。我很不喜欢郭沫若的人品,不像鲁迅,他喜欢看风使舵。尽管如此,我觉得《女神》非常重要。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郭沫若是乐山人,讲乐山话,完全是乐山方言,这种方言是非常特殊的。官话,也就是普通话,有四声,但乐山话的入声很特别,不能有重音。我觉得他的诗非用乐山话念不可。翻译一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我研究过乐山方言,后来注意到了他的语言的这种特点。


你上次送我的俞平伯的《忆》我很喜欢那个版本的样子。他早期的诗我很喜欢。冰心的《繁星》中的短诗,具有精致的气味,过二三百年还会有人读。宗白华的诗也写得很好。  


二十年代最大的诗人我认为是闻一多。他的《红烛》和《死水》,是二十年代最好的,他是诗的建筑家。《死水》的结构非常美。他也能写自由诗,像《飞毛腿》,用大白话,用拉板车车夫的话,从艺术上讲,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很好。


我还喜欢刘大白的《卖布谣》。徐志摩的诗也不错。我认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诗的专家,他说他最喜欢的诗人是徐志摩。他认为闻一多的诗不够悲哀。


我想提到杨吉甫。他二十年代初到北京,和何其芳一起办刊物。后发现得了肺病,感到寿命不长了,便离开北京,在万县日报编星期天副刊,发表他的小诗。因为身体有病,杨吉甫常常躺在医院的床上,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心情。隔着玻璃看见鸟唱,而不是听见。他写这种感觉。他死后,遗孀托何其芳帮忙编一本诗集,油印了五十本。


我第一次见到冯至是在一九七九年。他来过瑞典,三十年代冯至的《北欧及其他》,我最喜欢四十年代的十四行诗。


一九八四年李辉采访艾青。

三十年代我最喜欢的是艾青的作品,以后他的创作走下坡路。《雪落在中国的土地》、《北方》、《乞丐》。八十年代艾青批评朦胧诗,骂他们,我知道后,给他去过一封信,说对他三十年代的作品怎么欣赏。他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写过一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我说很佩服你那时敢于讲话。我提到了代沟问题,我说没有代沟,就没有进步,应该互相respect(尊重)。后来去拜访艾青,他说:“你给我的信,字写得非常好。”我说:“字不是我写的,但信是我写的。”但他没有再说别的。好多年里我们没有再联系,一直到前几年到北京,还是你陪我们去看了他。但那时他已经不能交流了,我非常遗憾。

一九八五年,孙绍振(中)谢冕与艾青合影,朦胧诗争论如过眼云烟。

臧克家与艾青有关系,他的《罪恶的黑手》最好。还有《生命的零度》。


戴望舒的《望舒草》我也很喜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诗人路易士,即纪弦,他的《醒过之生命》很好。卞之琳的诗改了又改,翻成英文就成了另一首。他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好,对诗律最在行。


田间被称为“鼓点诗人”,像《他也要杀人》。我去拜访他,送给我他的书法。他的诗那么重,书法却很雅,有女性色彩,带有徽宗字的味道。


四十年代的《九叶集》诗人,像陈敬容、王辛笛等,都有一些不错的作品。


一九五八郭沫若、周杨编的《红旗歌谣》很有一些好东西。有人问你们改了没有,像是有点金术。有的肯定是天才的农民写的。


五十年代有两个性格突出的诗人。闻捷的诗非常好。还有流沙河的作品我非常喜欢。后来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他介绍了不少台湾诗人的诗。


朦胧诗中的北岛、顾城、舒婷、多多等。一九八三年我在上海,清除精神污染开始,作协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有些人反对年轻人,有一个人叫王辛笛的替年轻人讲话,敢于出来保护他们。后期的朦胧诗我没有看过。

2015年李辉与北岛在一起。

我把北岛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他不是一个政治诗人,虽然他也写了一些政治诗。他的异化感觉没有政治背景。顾城早期的诗我非常喜欢,可能是他们中间中最有天才的一个。以后写的作品表现出精神分裂。《水银》根本不通。我念了四十次,每天晚上念,还是不懂。以后我给顾城在新西兰的文学系主任、我的一位朋友说:非常可惜,顾城不写诗了。他转告了顾城,顾城写给我一封长信,他有一种不能用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恐惧。他不能与人交流。最后写人家“nonsence”(胡说)《男》一首短诗:苹果//食。北岛现在在美国。


杨炼回到中国文化最早的时代,对易经很感兴趣。严力我非常佩服,在美国组织文化活动。编辑《一行》杂志,发表大陆、台湾的诗。


中国文学也包括台湾,彼此的交流越来越多。台湾有很多好诗人。我最近在翻译一本台湾诗集。像洛夫、痖弦、余光中、商禽、杨牧都不错。和大陆的诗相比区别非常明显。大陆的诗歌有段时期断路,而台湾可以继续创作,很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还有五四以来的传统的背景。年轻的大陆诗人,不知道五四以来的诗人。因此,台湾的诗人传统性很强,像余光中的《乡愁》。八十年代初,我认识一些大陆年轻诗人,让他们读二三十年代的诗人的作品,从书架上拿给他卞之琳和冯至的诗给他们。第二天,我问北岛他对卞之琳的印象,他说不感兴趣。我气得要命。不过后来他慢慢对这个时代的作品开始喜欢了。


关于小说


鲁迅的《呐喊》《彷徨》中,我觉得最好的是《故乡》和《药》。《野草》可能是中国诗最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受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写作中的老舍。

老舍非常会讲故事。《老张的哲学》中的讽刺很好。还有《二马》,他自己觉得不怎么样,他在五十年代对我这么说过。我在五十年代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间见过他,和我们非常好。我那时愿意与年轻作家交流,先请老舍来我家,有一天他真的病了。我记得有一天,英国作家格林到我家,请老舍、叶君健到我家。晚上,老舍用完全流利的美国英语与格林谈话。那天我们喝了三种不同的酒,除老舍和叶君健外所有人都醉了。

李辉九十年代采访巴金。

巴金的《家》《春》《秋》中,我觉得《秋》写得最好。我懂四川方言,中国读者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作品中有两种风格,叙述是用三十年代的国语,对话是用四川方言,动词结构是方言的。可以比较一下。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部用两种不同风格写的作品。《寒夜》写得最好,非常像一位获诺贝尔奖的埃及作家。把他的作品改成中国的城市、人名,就像巴金的作品。相反,巴金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可能。

李辉1984年拍摄张兆和为病中的沈从文洗手。

沈从文的作品我印象最深的是《边城》。这是一首长诗。他的《长河》,是没有完成的长诗。《从文自传》,很多短篇小说,包括《中国古代服饰》,都应该译成英文。我已推荐一个朋友来译,我觉得《从文自传》像一部长篇小说。


还有李劼人《死水微澜》。他是中国的莫泊桑,文学价值非常高,写得最为成功。


还应该提到钱锺书的《人兽鬼》、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孙犁和浩然有相同的地方,会讲故事,知道怎么开始,怎么结束。浩然他是“四人帮”的产物,但他会写小说,值得研究。我们大学用过很多他的东西。


当代小说家中我很喜欢阿城,他是一个全面的作家。还有冯骥才,他像老舍一样也非常会讲故事,是当代老舍。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是我所看到的英文翻译得最好的。莫言有的作品好,有的念不下去。《红高粱》《天堂蒜苔之歌》,好!


李锐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后两部有写的“文革”背景,故事风格也完全不同。《万里无云》不好念。他有人道主义,敢讲一般作家不赶讲的话。大同的警察曹乃谦,他有的短篇小说好。只有1000多字,写了一个人一辈子的生命,写乱伦问题。他的语言非常粗,念了好几次才能发现其中的味道。李锐写得越来越好。文体不同。


我还喜欢残雪的作品。我看她是中国的女卡夫卡。写得很短,虽然有人批评她。


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使馆工作,一九五六年一看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马上觉得应该译成瑞典文,值得注意。便翻译出来寄回外交部。我很喜欢他的短篇。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型》没念完。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由我的妻子和罗德弼的妻子一起翻译成瑞文。我也译过他的一些作品。他很会写,最动人、最重要的我看是《朋友,你早》,提的问题很重要。


高行健的《灵山》是一部很伟大的小说,会讲故事,故事中套故事,还有心理学的分析。他的短篇也很好。李锐的《旧址》、高行健的《灵山》我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小说。

右起:老舍、郭沫若、陈垣五十年代在一起。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鲁迅的《呐喊》和《彷徨》是非常出色的。要是在三十年代有人推荐鲁迅,或者推荐闻一多的诗,我相信评委会会考虑提名,但不一定会当选。有一个谣言,是斯文赫定问鲁迅:愿不愿意接受诺贝尔奖,鲁迅不同意接受。其实诺贝尔评奖不可能存在这种事先征求意见的情况。


当代中国文学现在完全和世界文学结合起来了。我觉得有一些当代中国的作家是有资格的。但奖不是一个人决定的。我们一共十八位评委,是要选一个很好的作家,不能说是选一个世界冠军。我们希望每年选一个重要的作家。我当然会尽我的力量。


至于说老舍在一九六六年因为自杀而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没有这个事。


沈从文可惜死得太早了。我觉得老舍比不上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