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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日之花别样红——日华女性散文创作论

    作者:许爱珠

    [论文摘要]日中文化貌似而实不同,这为日华文学创作带来全新的内容及域外视野。日华五位女性散文作家,从不同的创作背景出发,呈现了不同的题材、风格以及写作态势,成为当代日华文学靓丽的风景线。

    [关键词]日华文学女性散文跨文化

    CommentO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Female Prose in Japan

    [Abstract] Japa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look like same seemingly,but they are different, which brings the new content and view of Rihua literature. Japanese five female prose writers, starting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different themes, writing style and trend, become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Rihua beautiful scenery.

    [Keyword] Rihua literature female prose cross-cultural literature


    作者简介:许爱珠(1969-),许爱珠,1969年生,女,江西宜黄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委员,2015年国家公派留学日本访问学者,日本东洋文库客员研究员,抚州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高校媒介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高校纪录片研究委员会理事,江西省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西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南昌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戏剧、影视,文学研究。曾获得江西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江西高校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江西十佳科普读物奖,全国优秀科普读物奖,江西省优秀论文指导教师。出版专著《20世纪中国作家对明清性灵文学的接受》,《性灵与启蒙——贾平凹评传》,《影视文学》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完成省级项目多项。公开发表CSSCI论文多篇。



    自新时期以来,日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格局当中,一直都处于低调和神秘的状态。至少,这个区域的作家作品远远没有进入更多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远远不能和东北美华文文学、欧华文学相提并论,甚至还不如东南亚华文文学有影响。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它与中国的关系之复杂,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采取的全面移植的政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日本的民族文化,所谓的华夷中心秩序,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然而,到近现代历史阶段,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随着自身日益强大,将日益腐朽没落的大清帝国和危危可及的中华民国作为饕餮的对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和痛苦。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也是经历很多的坎坷。有友好合作,也不乏防范甚至敌意。在这样复杂交错的跨文化环境下,日华作家大多数选择了沉默和低调的写作姿态,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低调并不意味着低水平。新时期以来,东渡日本留学的华人,构成了所谓的日本新华侨阶层。随着中国改革开港的不断深入,中日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全面改善和提升。由于当时中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宣传日本作为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的繁荣和美好,数万学子纷纷东渡扶桑,开启了新时期的东洋留学时代,俨然与20世纪前后中国学子留学东洋的情形遥相呼应。九十年代以来,日华文学创作渐成气候,逐渐涌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比如,李长声、杨逸、姜建强、亦夫、万景路,华纯、林祁、陈永和、祁放、杜海玲等等。和所有的海外华人作家一样,这些作家或以小说,或以诗歌,或以散文的艺术方式,共同书写着华人在所在国的生活故事,情感体验,都不约而同在进行着跨文化差异或碰撞中的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而日本作为中国最近的邻邦,与中国在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文化中,因为历史的原因,日本使用的文字中,很大一部分是汉字,佛教也是从中国隋唐时期传入的,让有些人便以为中本文化很相似。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日中文化貌似而实不同。这一切,都为日华文学创作带来全新的域外视野。

    具体到日华女作家,尤其是散文家,在创作上还有天然的优势:日本文化的物哀之美,艺术对于人的自我成长、解放和行为变化的潜能,女性和艺术都具有鼓励自由的非限性特质。女性的感知气质认同,是女性艺术家的生命基因中,充满生命活力的灵光。日华女性作家的创作,犹如映日的娇花,成为日华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本文谨以华纯、林祁、陈永和、杜海玲、李雨谭五位女作家的散文为例,尝试讨论日华女性散文写作的共性与个性之美。

    1.日华女性散文的共性之美

     这五位女作家当中,华纯、林祁、陈永和三位是五零后出生的作家,青年时期在国内都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体验过下乡当知青的生活。这种年龄和阅历给他们带来的岁月沉淀,让她们共同拥有大气、智慧的双眼,能透视世间的真相。而六零后的杜海玲和八零后的李雨谭,则以超越自己年龄的悟性与睿智,洞察人生,从容呈现于自己的笔下。更有意思的是,这五位作家都有多年的日本生活经历。对日本文化有深刻认知和体验,是十足的知日派。她们对中日文化的内在差异性,对日本历史或社会的深刻洞察,聚焦于人性,历史,文化,艺术,或现实社会,阐明自己的主张与思考。难能可贵的是,这几位作家都对日本的物哀或静寂的艺术美学有独特的体认,既有女性的细腻,感性,又能超越性别,站在文化批判或反思的立场,透视人间真相或被遮蔽被模糊的历史。文字里面流淌的温暖,随处可见。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幽默笔调,使文章都极具可读性。她们笔下的日本,是各自独特的文化体验,但明显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比如,同样狗,华纯笔下的狗,被当做家庭成员,和作家一样,也必然经历中日文化的差异带来的有趣和无奈。而陈永和笔下的狗,则成为作家观察社会众生相和日本文化的极好标本,由日本狗及日本人,神情毕肖,在不动声色中完成对人物的揶揄和批判。再比如有关两性欲望的问题,她们都受到开放的日本性文化的影响,直面裸男欲女,以文化示之。

    这五位女作家的创作,似乎都有意识屏蔽了政治,道德的观念影响,在两种文化甚至多种文化的碰撞中,倾向于对文化、社会、生活、艺术、宗教的思考,想象理想社会,勾画精神高度,完成了从女性到知性的蜕变,以文化观察者的眼光扫视着眼前所见,表达个性化的文化立场,奉献独特的人生智慧,使母语写作的快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2.娴雅大气的华纯散文

    华纯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费留学日本,现定居东京。一九九八年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沙漠风云》,该小说入围全国首届环境文学优秀小说奖,一举奠定该作家日华文学的文坛地位。其散文和游记多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2008年,华纯公开出版了其散文创作的阶段性集成——《丝的诱惑》。

    华纯的散文应该归入到文化大散文的类型。在日华文坛,乃至于汉语文坛,很少有女性作家能像华纯这样,行万里路,边走边写,移步换形,对日本大量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作专题寻访,立足现实,烛照历史,寻根探脉,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历史的厚度,还有大量的民俗记录。如果可能,她还会将描写对象置于中日文化比较之中深入考察与表达。比如《森茉莉的咖啡馆》,是作家对日本已故女作家“魔利”(日语与“茉莉”谐音)的勾勒与想象,文章充满了日本怀旧文化的元素,呈现了当代日本人追随时代潮流,顺应时代需要,以及把事业和情感追求神圣化的民族性格。《奥多摩叫你忘记东京》则展示了中日之间的诗酒佛缘。奥多摩离东京市中心不远,乃日本的世外桃源,其最有名的是泽乃井酒。这酒是用小泽酒坊150年的古井涌泉酝造,芳香醇厚,名传天下。华纯来这里追寻,却在对岸山巅上,发现一座寒山寺,寺边的石碑上雕刻着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的诗歌。日本文豪吉川英治,生前则在附近蚕农家的屋檐下写出了家喻户晓的历史长卷《三国志》,借中国历史的故事,出了“万物流转”、“盛者必衰”等哲理,暗中向日本帝国思想敲响了警钟。作家借写景写酒,意味深长地揭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以及中国文化对日本人精神层面上的深远影响。

    《我与庭园的不解之缘》则从日本最具民族特色的庭园文化入手,以东福寺等为例,以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体验为依托,详尽描绘了日本独有的枯山水庭园文化,并着重介绍了创作者,枯山水庭园设计的代表艺术家重森三玲,是如何呈现枯山水庭园的艺术审美和宗教文化价值。但文章更让人称奇和感慨的地方,却是作者叙述自己童年时代的住所,在上海的日本庭园历史变迁。文章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在中日地理空间之间切换,让时光仿佛倒流,让我们惊叹华纯作家与日本文化的不解之缘。

    在散文的写作视野上,华纯还承袭了她在小说创作中倡导的环保意识和环保题材。她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中曾说过:至于文革题材,我已经考虑得比较成熟……我完全可以在内容和写作上超越”,但是,“与个人和家庭命运比较,地球和全人类的命运更为重要。对于欲望这种东西的膨胀,人类很不自觉……我反复思考,无论如何,文学还是得给人以力量,以思考。环境题材的写作作为文学的特殊形式,它的热点是地球人意识和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性破坏’正是造成环境问题深刻化的主要原因。我知道二十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留学生文学失落了很多东西,最成问题的莫过于失去了浩然之气的文学精神和历史使命感。”带着这种深切的认识,华纯的散文创作自然随物赋形。比如《菜虫化蝶为何舞》《人类食物链上的一场革命》《外星狗》,作家分别从昆虫、植物、动物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人类在地球生存的破坏力,危机感,并深深赞美了日本环保人士以及作家本人超越国界、族别,全力保护地球的使命感与行动力。这种担当与道义,有着强烈的人文情怀。

    华纯的散文,除了可称之为文化大散文,也可以称为艺术散文。这是因为,她的散文著作,除了文字之外,还打破常规,给文章配以时尚摄影,使艺术与文学得以相谐,使读者在美文美图的互为欣赏中,得到很高的审美满足。更重要的是她在艺术构思上的独具匠心和大气周到,一扫一般女性散文的妖娆和妩媚,大开大合,深沉深刻。同样写女人,《女人的“花鸟风月”》,完全打破了我们对日本女性的常规认识,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徐志摩笔下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而是现代日本社会的新女性。女主人公惠子的坚韧、聪慧、勤劳,不仅为日本赢得了世界声誉,也为自己赢得精彩的人生。

    《丝绸与日本人的情感》写日本的现代“织姬”振兴丝绸文化的努力,其代表人物是东京农工大学退休讲师小此木。她开办制丝教室,教授日本妇女学习蚕桑和制丝技能,宣扬丝娟文化,重振丝绸业,大有拯救丝绸文化,舍我其谁的巾帼之气。联系到华纯散文集的名字《丝的诱惑》,我们可以推想,一粒轻轻的蚕茧,竟然能抽出一千米的生丝,这是否是作者要以此寓意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的诱惑?从中国到日本,是一条源远流长的丝路,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也是人类的日常生活与文化,还是现代人所需要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信仰。

    另外,在文章的体例安排上,我们也能体会到作家的慧心。全书是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为结构,将四季的人事、景观统摄于一体,让读者在时间和空间的参照系中,对每一个描写对象都有了深切而感性的认识。

    有评论家曾说:“日本作家华纯,表情里虽然浸染了东瀛女子的清婉,但心底里依旧是黄河落日的豪放胸怀。她的文字长于钻探,在风土文化的美学宝藏里总有惊人的发现。此言中肯。

    3.率性真挚的林祁散文

    林祁首先是一位颇有才情的诗人,留学日本之前,已经在国内小有名气,而且出版了多部作品。写诗之余,林祁还创作不少散文,还有小说等,称得上文坛的多面手。同时,她还是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撰写了不少研究论著,拥有作家中不多见的学者身份。

    作为散文家的林祁,笔者认为,大致以她的创作在时间上可以分为早期和后期散文集《心灵的回声》、《归来的陌生人》;后期的散文主要收集在近著《莫名“祁”妙林祁诗文集》。

    依笔者陋见,林祁的散文创作完全称得上是诗余,是诗人林祁在诗歌创作之余的补充。就创作学而言,诗歌和散文同样是情感艺术,是语言艺术,本质上都要求写作者要做到言为心声,但相比较而言,诗歌的语言张力更强,意境更精炼浓缩,而散文是作者写自己经历见闻中的真情实感的体裁。真情实感是散文的核心特征和生命所在。散文的语言首要的是以口语为基础,其次是要清新自然,优美洗练。但其实,散文还是要讲究一些语言技法,如句式长短相间,随物赋形,讲究音调、节奏、旋律的音乐美等。

    林祁的诗歌创作成绩斐然,尤其是爱情诗写得热辣多情而有灵思。孙绍振曾评价道:“林祁的诗,并不完全象她的人。她的人是喧哗的、热闹的,然而她的诗中,最好的爱情却是沉默的。她善于在无意之中、无言之中,深深发掘于隽永的意味深长的心灵交流。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缄默蕴藉的丰富’。(《四月》)她学会一种本领,那就是在无声的动作、眼神、表情中表现某种默契……热辣多情的诗人林祁,在进行散文写作时,很自然地,将诗歌的特质带进散文当中来。这表现在她早期的散文创作在文体上倾向于散文诗,风格上接近于抒情哲理诗。比如《边缘人》,这篇散文不仅篇幅短小,而且主要侧重于抒情和思索,主要内容是表达一个游走在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之间的旅日华人的漂泊与焦虑。作家没有具体描写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内容,二是概括了内心的情感和体会。《归来的陌生人——回到这张书桌前》也很相似,侧重于抒发作者去国,回国的感慨和心绪,对生存状态的反思。但基本上没有真实生活的写照。散文创作讲求写人记事,从这一点上说,林祁早期的散文更像是散文诗。

    近年来,林祁的创作尝试着所谓的“衰年变法”,在散文方面也是如此。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大变化是,林祁的散文开始有了丰富的生活内容,不再沉浸于抒情(除了情书散文)。这一时期的散文文体更接近于杂文,风格上追求辛辣幽默,散文开始有了鲜明的画面感。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莫名“祁”妙林祁诗文集》第一辑《狗话连篇》。文章从日本生活中常见的养狗现象出发,结合自己早年留学打工生活的艰辛,对人活得不如狗和狗活得比人好这两种人生景象,给予辛辣的批判。这种含泪的微笑的艺术手法,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文章的延展想象总是同精细的观察、细微的描述相结合。充分呈现了作家的真知、真见、真性、真情。

    作为一位敏感多情的诗人,林祁的散文创作承袭了她在诗歌创作中对生命、灵魂的永远激情。最重要的是,林祁对于中国文化的自觉性认同和强烈的情感皈依特别明显,她从不掩饰自己作为中国人继承文化之根的必要性,甚至有意去凸显这种文化归属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能感受到她透视日本文化的本质所具有的独特视角,对于物哀之说、樱花、温泉文化、富士山精神等等,林祁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另外,林祁对于日本一部分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也让人印象深刻,大雅大俗的日本社会及其文化特点,都在她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  

    4.深沉细腻的陈永和散文

    陈永和首先是一位长篇小说家。2015年,她在《收获》上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九七九年纪事》记述了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年代,但是视角却是理想主义破灭后的二十一世纪,小说极其丰富的象征性和娴熟的艺术手法,让文坛为之震动。作为一名已经定居在日本的华人作家,将创作目光锁定国内,并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上有着独特而成功的探索。这也许是海外华人作家的一种超越和优势。陈永和对于人物的驾驭能力极其强大,这明显影响了她的散文创作。她的散文已经公开发表的数量不多,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而且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写人记事。比如《东京风情》《妈妈》《外婆》《女子不俗》《女子在杭州》等等。令人印象最深的是陈永和的母亲形象。但即使是火车上的惊鸿一瞥,作者也能用刻刀般的笔力,在读者眼前呈现一个动人的旅人形象。

    陈永和的散文,大多是对人生的冷静透视,或者是有温暖的凝视。叙事方式,多半选择故事讲述的语感来展开。读者阅读的过程,仿若是在和智者交谈,总有收获智慧的喜悦和满足感。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强大的内心世界,那里深藏着一种大爱,那是超越现世,超越苦难后的平静,是对人事的宽容。而这一切,作者又能运用智慧的语言加以呈现。比如《妈妈》一文中:

    生命到底是什么?

    像橄榄核?中间大,两头尖。从小走到大,再从大走到小。从无我到有我,再从有我回 到无我。

    那个世纪,整整一百年,中国像海,漂在上面的每一个人脚踏不到地,所有人随波逐流,浮上浮下。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或许根本就看不到明天。生活,变成一件千辛万苦,不知所措的事。

    作家往往从写人出发,继而写到社会历史的演变;写情,继而写到人生的意义。她能超越普通的人间欲望的涌动,纯粹的情感体验和历史性想象。这种高度的概括和洞察力,也是非一般女作家所能拥有的。也许,这就是学历史出身的陈永和的秉性使然。

    最值得称道的是陈永和散文的细腻笔力。细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物的观察和描写极其到位,让人读来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比如《东京风情------男人和女人之一》,作者描写在火车上遇见的一对日本忘年恋人。作者从少女穿木屐的脚趾头写起,从中年男人的鼻子写起,写尽这一对热恋中的人沐浴爱河的满足和对作者的情感激发。二是对人物所在情境的感知和描摹,让人身临其境,并带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比如还是那篇《东京风情——男人和女人之一》,以动写静,对比参差,表现作者的情感态度。文章结尾用豆腐里的盐和小葱,来比喻看润物无声的纯爱,与色彩鲜艳的世俗之爱的兼容性,进一步彰显了作者对人间事的包容心态。世事洞明皆文章的睿智。

    在她的笔下,情爱,亲爱,性爱,都写得醇厚感人,她能将极其深刻的思想或感悟,通过形象贴切的比喻来表达出来,或直直指本质,让人印象深刻。这样的语言功力,绝非普通作家能够拥有。其整体的文字表达,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大河,深沉有力,无声而有情。

    5.杜海玲和李雨谭的散文

    这两位才女型的作家,都有创作快捷、作品快销的特点。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她们在跨文化的文学市场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为日华女性散文创作提供另一些可能。

    被称为东京滩上第一女写手的杜海玲,供职于日本一家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是著名的专栏作家。2005年公开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女人的东京》收录已发表的作品100多篇。另有若干作品即将结集出版。

    杜海玲的散文,准确地说,应该是随笔,又有点类似于当年周氏兄弟和林语堂的小品文。在写作题材上,杜海玲可谓无一事不可入文,凡人间万象种种,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文化书籍,艺术电影等等,都被她一网打尽。而文章的篇幅往往都不长,一般都是千字文。究其因,就是因为杜海玲的写作是每日一报,有时效性,有篇幅限制。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华文报刊增如雨后春筝,与之相应的副刊型专栏作者也应运而生。在花开花落般自然消长的报章体写作者中,杜海玲是持久而有影响的一位。有评论者说:“杜海玲的专栏文章,能够给读者提供恰到好处的回味的愉快,既不滞不粘,又不弃不离,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杜海玲众多的散文创作中,内容上大致有两个系列:一是回忆和反思过往的生活,一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思考。在时间取向上,以过去时和现在时为重,没有太多指向未来的想象成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杜海玲的创作比较具有现实意义。散文贵在真情流露,这与小说的虚构和诗歌的想象有着本质区别。杜海玲的之所以大受欢迎,最主要是她都是与生活面对面,遵从自己的内心,叙述永远都是具体的、生动的、素朴的、温暖的,从来不说空话,不说套话。她是温暖睿智的,看透人生真相,阅尽社会百态,将智慧奉献给读者,启发读者去积极面对人生,并适时上升到文化或哲学层面加以总结、提炼。

    杜海玲本身并不是一个强势的女性主义者,但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的散文天然选择了女性视角。她总是以女人的眼光来看待周边的一切事物和现象,总是更多地描写女性人物。或者以一位异文化的观察者身份,对日本的社会和生活给予深刻的思考或反思。这使得她的作品天然带有叙事的温度,母性的宽容。能言他人所不能言,给读者提供一个更为有思考价值的视角。比如她写《日本女人的定与乱》,通过具体的事例,让读者深刻认识到日本女性的伟大之处,日本文化的独特性。

    比如:

    伊拉克遇害的日本记者的家属,桥田女士和小川女士,开了记者招待会,然后奔赴科威特。——我不是评述战乱政局。电视上两位女士的谈话与举手投足,让我再次见识了日本女人的处惊不乱。桥田女士先道歉:惊扰大家了,对不起。她淡定而坚决,甚至在唇边做了微笑……

    这种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仿佛于无声处听惊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相比之下,李雨谭这位八零后出身的年轻老作家,在出国前已经是多个网络签约作家,定居日本十余年后,她不仅撰写书评、影评等评论文章,更涉足于日本文字——和词的研究和解读,并诉诸文字,成为新的创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心理学专业出身的李雨谭,是一位敏感灵性的作家,她善于捕捉自己在研读日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社会人生时刹那迸发的灵感,她在日中文化之间穿梭,有较强的文化比较意识,由此悟解日本文化的特性及其价值。比如《乳母日伞》这篇小文,作家先写自己喜欢日本的遮阳伞,因为日式遮阳伞不仅颜色、款式漂亮,而且个性十足,充满设计感。然后,作者开始解释乳母日伞的中文含义,说的是孩子在乳幼儿时期,每每被母亲抱出,总是会小心翼翼撑上一柄遮阳伞,防止太阳的伤害。引申出来是指母亲每时每刻如何含辛茹苦,无微不至地照料小孩,每一日每一天,事无巨细,生怕孩子受到任何伤害。在接下来,作者又宕开一笔,描写日本的母亲的贤惠,转而带出乳母日伞,在母亲手里变着花样充当着形形色色的“保护伞”。公园里,广场上,常常可看见年轻的母亲,化了精致的妆,穿了好看的衣裳,目不转睛,盯着孩子在地上玩耍滚爬。摔了,跌了,伤了也不管,只在一旁呵呵笑着,柔声鼓励,让他/她自己爬起来。冬天很冷的时候,小朋友光着肉滚滚的两条腿,从小开始适应冬季的严寒,也没见谁得个感冒伤风头痛脑热的。很多时候,作为旁观者,我都能体会到日本乳母那份“残忍”和“严格”。

    文章最后,作者写道:

    在我小时候,头上也停留过一柄日伞。那时母亲,每天中午总会背我步行半小时去单位上班。

    母亲在背着我上班的时候,总会用严严实实的布绳把我固定在背上,手上拎着皮包和给父亲带的泡饭,那伞便只有由我拿着,举在母亲和自己头上。

    那是出落在1981年中国西南地区四川境内的一把伞,有着油菜花黄的颜色,上面画了很多飞舞的蝴蝶和小蜜蜂,布很厚,是纯棉,伞面极大,姜黄的竹子做的竿,对于小小的我来说,是很重很重的负担。因此,那伞总是被压得很低,有一部分,似乎已经压在了母亲的头顶,可以帮我省却一大部分力气,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很影响母亲视线的。

    我不知道母亲在这样的“压迫”之下如何看见了前方的路。

    由此,我们看到,即使年轻如八零后的李雨谭,在充分了解甚至融入日本文化之后,她仍然有着强烈的母国文化寻根意识,虽然,她没有乡愁,但母语写作带来的快感及其文化归属意识,是任何后来的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否则,作者就不会如此自然而深情地回忆起童年的美好。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点上,这五位作家的态度是趋于一致的。

    总之,这五位在日的华人女作家,华纯,林祁,陈永和,杜海玲,李雨谭,在散文创作领域,她们以鲜明的性别意识或性别优势,在中日文化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她们的高起点的创作水准,为华文文学百花园开出了独属于她们的风姿,无可替代。


    (该文发表于《华文文学》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