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的学者 早慧的歌者

——简述杨匡汉先生的“三维中华诗学谱系”与手抄本诗集                                              

王红旗


20多年前,我有幸成为杨先生的“大龄”硕士研究生,师恩似海,教诲积山。回顾杨先生的学术生涯,我更有一种别样的心情。

“第一次”在“当代室”聆听先生教诲,如沐春风。先生仁厚豁达、平易谦和的学人气象,理性澄明、不疾不徐的生命状态,燃起我心里一片明亮。先生不仅是我文学研究的导师,而且是我精神意义上的导师。先生融汇古今中西的思想智慧,博雅深邃的诗性思维,攀援求索的问题意识,发人之未见的治学精神,一直深深影响着我。尤其对我们已经走向社会的学生,予以默默的关注与关怀,更让我理解了什么是“正派与正气”,什么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先生从事文学研究四十多年,一贯倡导“打通现当代、打通海内外”的“大中华文学”整体观,把世界性的“大中华文学版图”归纳为:中国(本土)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并提出共享文学时空的学理思想,强调文学研究者要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的审美跨越性与延伸性,创构了百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三维中华诗学谱系”。

第一维,以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新诗年鉴》与《诗探索》杂志,以《战士与诗人》《艾青传论》《我和诗》《中国现代诗论》《西方现代诗论》《中国新诗萃》《诗美的奥秘》《缪斯的空间》《心灵的和鸣》《诗学心裁》《中国新诗学》《长亭听云》等十多部诗歌评论专著,建构起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的批评体系;

第二维,以主持重大科研项目、主编多套当代文学研究丛书,如《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共和国文学50》《共和国文学60年》《六十年和六十部》,《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等等,建构起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诗学经验体系;

第三维,以《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海峡两岸文学比较》《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玉树临风》《中国当代文学路径辩正》和《古典的回响》等十多部专著,以“不断扩大研究视野和延伸个人学术领域”的孜孜探掘,并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核心组,建构起全球化语境下既有“中华性”又富“人类性”的海外华文文学诗学流变体系。

以此构成三维一体的中华诗学谱系。

可能很少人知道,先生还是一位早慧的诗人、歌者。因而,他把学术研究视为生命的情与理、诗与思的完美结合,强调“汉语语言,它是一种文化诗学、悟性诗学、灵性诗学、感性诗学”的审美诗学理念,相信“灵感不仅对于文学创作,而且对于理论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灵感属于偶然性的东西,在某种范围与场合,理性的真知往往是偶然灵感的几率表现。”读先生的学术文章,灵动诗意的语言“耀现”理性的精神,能够洞视作家与文本的“生命、血泪、思维、情感和个性”,总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主体审美判断和审美创造。

为庆祝先生80岁生日,在《名作欣赏》杂志社为先生出版“画传”时,先生意外地发掘出一件“文物”,竟是先生躲开“文革”抄家,保存了60多年的手抄本诗集《告别扬子江》。翻开微微泛黄、有屑末脱落的薄轻纸页,《我的上海》《扬子江边有间小屋》《心中的故乡》《朝向光辉的彼岸》……,未曾蒙世的49首诗歌,如一团团生命的火焰,穿越时空,扑面而来。一位中学生满怀激情的家国想象,纯真年少、崇高美好的人生理想,和先生建立时间,刻痕记忆,穿越黑暗,追逐梦想的学术生涯,相互映照,对先生的笔墨诗文、融会贯通的艺术极境,理性浪漫、移情动魄的诗化哲学,我有了更透彻一些的理解。

这本诗集,是先生1957年赴北京大学读书前,誊写的自己1955年夏至1957年春之间创作的诗歌。17岁就以这样的独特方式,纪念中学生活,向母亲、家乡,向养育自己的保姆——扬子江告别,向母校、师长告别。进而表达自己渴望去北京深造,美梦成真,欣喜若狂的心情。先生的诗似有神谕,中学时代生命理想的青春之歌,烛照着先生从年少至耄耋,阅尽千帆,永不言弃,并一次次化梦想为真实,其中之奥秘与人生之大智,令我高山仰止。

1956年,先生16岁创作的一首抒情诗《心中的故乡》,“故乡”的意象,竟然是北京。当年这首诗不仅被评为全校文学创作一等奖,而且“怂恿”先生在填写高考志愿时,一连填写了七个“北京大学”。诗歌真如命运之预言,1957年先生从名校上海中学就考入了北京大学。在大学期间,先生还业余创作了二十多首歌词,其中由那时也在读大学的施光南先生为歌词谱曲,被列入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材,正式出版。先生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又辗转内蒙日报,内蒙古大学,1970年代末,再次回到心中的故乡”——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学研究至今。

先生把诗集命名为《告别扬子江》,又仿佛有一种神思遥视。诗中比喻为母亲的“扬子江”早已内化为先生精神的“故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结题出版时,先生定名为《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在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总结发言时,先生面对浩荡长江,呼吁《让世界倾听我们的声音》;在回忆“文革”时,先生把私访战士与诗人郭小川的文章,起名为《把酒论长江》……“告別”是暂时的离去,“枕上”是恒久的梦回,地理的和精神的“故乡”是心脏,是血脉,是脚步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风云。这是先生对“故乡”的原根性诠释。

现在看来,《告别扬子江》是先生以青春鲜活的生命,为自己、也为后人缔造出一个精神“原乡”式样。如先生所言:“大自然给了我们一个家庭,而诗歌又为我们缔造了第二个家庭。”先生在诗集后记中写到:“从我一接触,就爱读诗,从爱读诗,就开始学着写诗,这是五五年的事,那时十五岁。”恰恰是这本初学的手抄本诗集,从某种意义上,是先生锲而不舍、探索诗学风骨之魂的最早发源地。

因为,先生出生于教育世家,祖父与外祖父均为清末秀才,父亲母亲都是教书先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三岁起识字,并握管习贴,练笔书法,最爱读古诗文与神话故事。读小学时在班上年龄最小,学习成绩却名列前茅,年年得奖,考进上海最优秀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当年就被评为“三好学生”。

诗集《告别扬子江》,不仅裸呈了一个追梦少年的心迹,而且是先生在心田里播下的理想种子。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实践,“知行合一”的严谨学风,躬行日月的稳健从容,证实了世界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你对自己的梦想看得越清楚,实现它的概率就越大”。

至今,先生的“梦想”仍然如春巢里涌动的生命,永远是驾驭诗与思扶摇的翅膀。先生在《杖履自述》中写到:“做一个有精神领地的布衣学人,只要坚持真哉以求实为友,善哉以万物为师,美者以造化为魂,抬我昏花老眼,依然又看到了片洁静的星空。”先生仰望的“星空”意向,不仅以启示隐喻表达其追求生命崇高理想、诗学“雅洁的精神”的根基性本质,而且以“心灵之眼”凝视或触摸精神源头与之对话,在“无遮蔽”的光照中,洗去尘心浮云之现象,超越时空历史之永恒,是一种天人之心同在合一的深度体验。先生创造的美学性与诗意性,就蕴含在这种内在超越、心灵飞翔的自由境界里,给人一种真善美的纯粹精神启明。

特将先生这首《朝向光辉的彼岸》诗稿原件附后,敬请大家感受一下,先生精神灵台之上理想主义的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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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红旗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