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而又理性的观察者——德国华人作家刘瑛访谈

朱云霞  

(中国矿业大学 中文系,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德国华人作家刘瑛,1994年移居德国,经过域外生活的沉淀与积累,近年来佳作不断,出版有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刘瑛小说散文集》等,另有大量散文随笔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刘瑛的文学创作受到自身中文系背景的影响,有自觉的语言意识和风格追求;作为一个女作家,她有意识地以女性角度表达海外女性的生存体验;过去的中国经验与长期的德国生活经验,又形成跨域视野影响了她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作为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的主席,刘瑛的文学活动也颇有代表性,访谈为我们走进德国华文文学,进一步了解作家的创作样貌提供了重要途径。

  关键词:刘瑛;冷静;理性;德国华文文学

              

朱云霞:刘瑛老师好,近年来频频看到与您有关的“文讯”,不仅是您个人作品的发表、讲座,还有您主持的各类文学活动及主编的文学作品集等,带给我们不同的文学想象。我很好奇的是,您1994年到德国,但应该是在201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能不能谈谈您移居德国的原因,为何出国后十几年才开始文学创作?

刘瑛:我出国的原因,主要是家庭团聚。这个问题呢,在作家网、南昌电视台的《你在他乡还好吗?》以及王红旗老师发表在《名作欣赏》的访谈都有谈到。当时我先生在德国工作,小孩刚上小学。都说德国的小学教育对孩子来说幸福指数比较高,有这样的机会当然好,所以我带着孩子来到了德国。为何出国后十几年才开始创作?因为刚到德国时更多的是面临生存的问题,当时也曾考虑过,是不是继续读一个学位?出国前我曾在高校工作,觉得学位对个人来说很重要。但实际情况是非常困难的。我那时所在的德国城市里,大学里没有中文相关专业,很难对接。当时也考虑过读比较文学专业,但这个专业要求精通好几门外语,对外语的要求非常高,而我的德语水平在当时是零起点,只能放弃继续深造。那时孩子还小,生意很忙,可以说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情进行写作。虽然之前有过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工作经验,但与创作无关。可以说,缺乏文学创作体验。后来进行文学写作也不是想要成为作家,而是时间相对宽松了。我创作的契机非常偶然。当时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法兰克福书展之后顺道到访我所在的城市,搞了一个作家与读者见面会。我是在一个商业团体中得知这个信息的,非常有兴趣参与,毕竟我是学中文的,况且书展上也有我很喜欢的当代作家。于是就驾车几十公里去参加那个见面会。那个活动,德国听众其实很少,还没有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人数多。座谈时,他们得知我中文科班出身,在德国生活很多年,而且还在商业圈中,有几位作家就鼓励我写写海外经历,他们认为这种域外经验是国内作家写不出来的,只有身在海外的人才能表现出来,这次座谈对我后来写作的影响很大。

朱云霞: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活在别处》发表于《中国作家》杂志,在此之前您有没有尝试过小说创作呢? 

刘瑛:在此之前没有尝试过文学创作。大概是在那次和中国作家座谈之后,文学于我像是开了一个天窗。我也在想,为什么不写一写呢?周励在上世纪90年代写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写了商场和历史回顾,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在我们欧洲,还没有华语作家涉足相关话题。

朱云霞:能不能谈谈第一次写中篇小说的感受?写好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投稿给大陆的文学杂志吗?

刘瑛:我构思了挺长时间,写的时候是一气呵成的。我大概应该属于“激情型”写作类型,这也是我创作的一个特点。我想,读者在读我作品时应该会有非常流畅的感觉。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并没有遇到什么创作上的障碍,这当然基于我多年的生活经验和细心观察。我内心其实有很多想要说的话,至少是想把德国生活带给我的文化震撼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生活在别处》这部中篇小说带有一定的自传性。第一次写,当然是选择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经历,这样写起来会得心应手。有不少人问过我,那本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是不是纪实文学?小说集中的6个女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当然不是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小说写好之后,我确实首先想到的是,最好能发表在国内文学杂志上。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原来在国内所受到的教育,尤其是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是有偏颇的,不完整的,到了国外之后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我很想把我在西方看到的、真实的感受客观地呈现给国内的读者,让他们了解到西方并非是我们曾经想象的西方,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异。比方说,德国人对诸葛亮故事的不同解读。从小到大,我们听诸葛亮的故事,从《草船借箭》到《空城计》,得出的结果是,诸葛亮是我们“中国智慧”的结晶,他一直是作为一个正面形象出现的。可是,有次一位德国商人跟我聊天时就问,如果孩子们从小就学习诸葛亮的计谋,那么你们社会的评判标准在哪里?你们的道德准则在哪里?尤其是我们和你们进行商业往来的安全性在什么地方?难道在中国对诸葛亮就没有负面评价吗?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这位商人认为,如果这些计策用在军事领域没有问题,但如果把这作为“智慧的象征”来学习是很有问题的。又比如,我们自以为骄傲的文化精神,在别的文化体系中会受到质疑。小说中我写了一位法国太太,她是学社会学的,会多种语言,接触中文之后,她在田字格中一笔一划写下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成语。她惊讶地发现,世界上那么多种语言,可没有哪一种语言把人类的诡计和狡诈总结得这么完整和透彻。中国人是最善于使用诡计的族群。“法国阴谋”与“中国诡计”相比,根本就是小儿科。西方人的眼光和看法是完全站在另一个视角的,这对我产生很强烈的冲击。在中国的教育中,文科更倾向于背诵知识,缺少质疑。我在写作时,非常注重呈现这种看问题的不同角度。

朱云霞:很多作家会在写作的时候预设自己的读者对象,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多种文学媒介融合发展的形态下,读者分层也很鲜明,尤其是身居德国以中文写作,不知道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预设读者群体呢? 

刘瑛:我是有预设的。从第一部小说开始就很明确,我的作品是写给中国大陆的读者看的。我想尽量呈现一个客观的、真实的西方世界给他们。

朱云霞:我注意到您的小说散文集是在美国的纽约商务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选择在美国出版这部文集呢?

刘瑛: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海外华文写作者共同面临的困境。在大陆出版非常不容易。不少海外作者给国内投稿,要想发表,也没那么容易。我觉得自己算是非常幸运的,投稿给国内的知名文学期刊,基本都发表了。而且我的中篇小说集被收入“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由国内出版社出版发行,国内读者能够读到。在美国出版这个散文集,主要是因为有一次跟美国纽约商务出版社的冰凌在国内开会时相识,他主动提出可以帮我们出版书。后来我们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开年会时,我邀请他到德国来参加我们的年会。我这本散文集主要写的都是德国生活,我本人也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在国内出版,但各种原因,出版不了。比如,出版社的书号费用很高。虽然并不希望靠书来获利,但让作者付高昂的出版费,我感觉不合理,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最后只好选择在美国出版了。

朱云霞:《生活在别处》虽然是2010年发表,但是故事的背景是1997年,写佳颖刚刚移居德国之后的初体验,里面的故事总让我有一种时空错置的感觉,尤其是以霖霖的作业为引,对德国的中国想象的讲述,主要是德国公共知识领域通过书籍、影像等对中国的表现,德国不同群体如教师、传教士、中上阶层对中国的认知,主流话语和个人想象之间的重合度比较高,只有以罗兰德为代表的有个中国生活经验或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士是非刻板印象的相对现代、开放的视野。德国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以佳颖和凯敏夫妻为代表的新移民群体是非常不满的,小说通过文化论争,观点反驳与个体叙述进行叙述。我总觉得这个小说似乎不是2010年写的,因为里面这些故事太具有真实感和时代性,比如小说最后以凯敏唱着《智取威虎山》的片段结束。而关于德国的中国想象又似乎太遥远,作为大陆的读者总会有一种“怎么会这样”的惊讶感。

刘瑛:我这部中篇小说原本是另一个名字,但在发表时被《中国作家》杂志社的编辑改成了《生活在别处》(与米兰昆德拉的一部长编小说重名了)。我总感觉,稿子投出之后,自己就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对自己的作品,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都失去了控制权和决定权。只有等发表了之后,才能看到自己作品的“庐山真面目”。说实话,虽然我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了,但我内心其实是有很多遗憾的。在小说的原稿中,涉及到了一些政治观点以及对于党派的认识等等。我们都知道,“党派”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而我们以前对它的认识是有偏颇的。我想通过文学的形式对它正本清源,可惜,发表时,小说被删去了差不多一半的内容。这部小说的叙述背景是1997年香港回归那一年。那个时候,德国人大多对中国是不怎么关心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很遥远,而且中国的经济实力也没现在这么强,经济往来也没那么频繁,德国普通老百姓对于中国的认知很陌生,中国发生的很多大事情主流媒体都不怎么报道。而对俄罗斯,信息和报道就很多。小说中有一个去图书馆借书的片段描写,这其实不是我的虚构,而是真实的经历,那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我出国时已是90年代中期了,国内对西方的了解非常多。而德国对中国的了解及态度让人非常不平衡。德国一些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百年前。他们认为那时代的中国很有异国风情,是想象中的中国。这部小说的结尾给人叙述未完、意犹未尽的感觉。其实,后面还写了一些对西方党派的认识,仅仅只是一个客观的观察态度,还有一些关于德国宗教斗争问题的探讨,可惜发表时都被删掉了。凯敏唱着《智取威虎山》的表达也确实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朱云霞:我觉得《生活在别处》虽然是您第一个中篇,但是里面的信息量和关注的议题非常复杂,这篇小说似乎是一个总括性的起点,透露了从写作最开始您就聚焦关注的议题——中国和德国的文化差异,通过不同的叙事角度,在讲述异域华人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表现宗教差异、教育理念的差异、性别意识的差异、政治历史观的差异等。所以您的作品大多以华人与德国人的交往为主,在交往中体现冲突和差异,让矛盾自然呈现,而非刻意营造小说的矛盾,也因此给人的感觉是小说不太注重叙事技巧。不知道这种自然叙述,是您在文学创作中的一种风格追求呢,还是无意而为?

刘瑛:是一种风格追求吧,是一种刻意的叙述追求。作为一个中文科班出身的写作者,我对文学的表现形式、技巧、风格、流派等相关理论知识还是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的。但我选择了通俗的、流畅的、自然的形式来表达。我觉得文学是人学,要能抓住读者。所谓的叙述技巧可能导致读者阅读的困难,那就没意思了。我希望读者在自然而然的阅读中,在一种很舒服的状态中去了解我要呈现的东西,我更愿意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缓慢地叙述,让读者了解、接受我要表达的思考。当然,也要有语言文字的美感。我比较反对文学叙事过度技巧化,让读者不知所云。

朱云霞:刚才我们还到您对文化差异的表现,您的很多作品都以德国生活经验为基础,在叙述与观察中表现“差异”,我觉得“差异”只是作品的故事层面,您借由小说中不同的人物视角,表达的是如何以跨文化的方式进行融入与调和。比如《不一样的太阳》以教育差异为题,渗透了生活方式、文化观念、行为习惯等多方面的差异,但您在呈现“差异”的过程中非常冷静冷静,在小说中借助施德方的德国人立场表达这样的认知:“不要简单地把德国人或中国人归到某一类概念中去,更不要轻易把某种帽子戴到别人头上,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容易引起排斥和对立。我刚才对你说的,只代表我自己,并不代表德国人。而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并不代表中国人。”对个体立场的强调,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您非常注重个体感受的差异性,以此理性回应“差异”,以冷静的态度探索融入异国生活与文化融合的可能?

刘瑛: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投给杂志社时,编辑对我说,他从中读到了很多国内作家没有表达过的文化感受。他还以为我是学哲学的。因为我写的很多问题在他看来非常理性,如果扩展出来就是论文的架构,只不过我是以文学叙述的方式来表现的。我创作的时候一直有个潜意识,那就是,关于文化差异,既要用有血有肉的形式表现,也要有冷静的观察和表达。也就是说,用文学的方式把自己对西方的观察和思考表达出来。我曾经读过俄裔美国女作家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她是学哲学的。她的小说在美国精英阶层很受欢迎,1943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作者因此声誉鹊起,美国多所培养精英的常春藤高校将此书列为学生的必读书之一。兰德是一位把自己的哲学思想贯穿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这个作家的创作方式对我影响挺大。虽然读者在阅读文本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和共鸣,但作品一定要有它的核心观点。我的作品都是有立意的。我的叙述也是比较客观和理性的。

朱云霞:您的作品总体来说表现了在德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塑造了非常典型的德国人形象,比如教师、传教士、家庭妇女等等,其中有一类热爱中国的德国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短篇小说《情系蛋黄蟹》、《安德里的中国情结》、中篇小说《生活在别处》等有表现,在这类作品中能感受到作者叙述时的欣悦和喜乐,能感受到您对中国文化的肯定与坚守。

刘瑛:我出国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世界观、价值观都已比较稳定,我不可能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身处海外更容易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精髓,我们应该有文化自信。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比如老子啊、道家啊,换一种视角往往更透彻。在异国他乡,突然看到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这种欣喜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我曾在德国文理高中为德国学生上过中文课。德国中学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能力。就像一棵树,你站在这边看是阳光灿烂,站在那边就是有阴影的,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才能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我觉得,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其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圣经》里的一些教义与中国的一些典籍就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文化比较缺乏的是反思和质疑。我写了这么多德国人形象,当然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德国跟美国有很大不同,它不是移民国家。我住的地方,邻居大多都是德国人,生意往来大多也都是德国人。总体来说,德国人是非常友好的,我没有感受到他们的排外。

朱云霞:对,这一点我感觉欧华新移民作家跟北美作家不同,欧华作家比较多写跟外国人的生意往来,像捷克的老木,匈牙利的张执任等,但是像张翎、严歌苓她们比较多写中国的故事。这可能也是区域的差异性。

刘瑛:确实,美国的华人社区比较成熟。你在那里生活,可能不学英文都没问题。但是在德国就不同。德国是非移民国家,早些年,获批留下定居的难度非常高。因为历史原因,德国没有唐人街,没有中国人群居的环境和社区,要想在德国留下来,首先就得过语言关,就得尽量融入当地生活。我呢,是通过在德国工作、做生意,定居下来。也有不少女性是通过嫁给德国人而定居下来,这也需要融入德国生活,只是她们的写作和观察是另一种视角。

 

朱云霞:您的小说大多都以女性视角进行叙事,比较注重表达女性在异国他乡的生存处境和内心感受,在《不一样的太阳》中泓韵是一个热爱家庭和孩子,友善热情的家庭主妇,但是她非常积极努力地理解并融入当地的生活,但是孩子无法上重点高中这件事情对她来说是非常致命的打击,小说以非常情绪化的表达写出她的心声:“在国内,她是政府机关干部,而在德国,她以‘家庭团聚’名义居留,得不到工作许可,只能做一个家庭主妇!她放弃自己的工作,心甘情愿当起全职家庭妇女,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蔚伶吗?……潜意识里,她所有的放弃、所有的追求,都与蔚伶的将来有关。……而现在,一切努力、一切希望,全都破灭了!”,如果将《不一样的太阳》这个中篇小说集综合起来看,其实有可以说佳颖、奕丽、赵莹、赵大姐都是同样身份和处境的女性,能不能谈谈是因为身为女性很自然的以女性角度进行写作,还是对海外这一类型的女性群体非常关注才将关注点聚焦在她们身上?

刘瑛:对的,我的作品有鲜明的女性角度。可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在德国生活的中国女性都有过这种心理失衡。她们大多在国内受过很好的教育,有不错的工作职位或社会地位,但在异国环境中,那些职位和地位都失落了。尤其是一些跨国婚姻,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很大的。比如,德国人在财产上切分都很清晰,不像中国家庭,女性可以支配家庭财物等,一旦在德国成为全职家庭主妇,确实是非常失落。并非仅仅是作为女作家就很自然地去写女性,而是在创作时我更多地是考虑从哪个角度切入,进行创作。我的中篇小说《不一样的太阳》被美国导演看中,他认为,虽然我笔下的这些女性是在德国生活,但是具有共同性。要知道,在美国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陪读女性,为了孩子放弃了国内所有的生活,甚至最后夫妻长期分居而分道扬镳。对这个女性群体的关注,也是我刻意要表现的。在海外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华人群体,不只是德国才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都有,具有世界性。我倒不是为了给她们代言去创作,而是想要表现她们的生存处境,表达她们在融入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和失落。无论是访问学者赵大姐,还是佳颖、奕丽、赵莹等,她们的经历和背景各不相同,面临的困境却是一样的。这种“陪读”行为,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却成了不少中国知识女性的生活选择。后面,我可能还会有意识地从女性角度进行叙述,更细腻、更深入地表达我的观察。我那部中篇小说集里所选的6部中篇小说,发表的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四、五年的时间,但是我的切入点还是比较一致的。所以,那本书既可以看成中篇小说集,也可以说是一部长篇小说。

 

朱云霞:谈到女性视角,您作品中的“她”观察生活的角度很多元,能够感受到女性在异域他乡多方面的自我成长,比如对待爱情、婚姻、身体的态度在小说中都有表现,另外就是这种成长往往也是和孩子们共同成长,在面临孩子的教育或者成长问题时有一种超越固有文化传统的思考与审视,体现出较强的反思性,包容性与积极融入的态度。

刘瑛:我的小说里面写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的教育、成长等等都给母亲带来很多冲击。其实我也尝试过用从男性的角度进行写作,但总有一些不自然的感觉,跟我想表达的东西有比较大的隔离。后面的创作,我也会对自己进行挑战,尝试换个方式,比如从男性的角度进行。

朱云霞:有很多论者都提到一个话题,就是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女性作家群体很庞大,我在预约海外华文作家访谈的时候,也发现这个问题,能不能从一个女性作家的角度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刘瑛:我觉得这与生活状态有关。从一方面看,女作家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如果为了生计,需要不停奔波,那肯定是没时间写作的。我们协会也是女性居多。其中一部分女会员与德国人结婚,家庭比较稳定,时间比较充裕,因而有心情来从事写作。从另一方面来看,海外很多男性主要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或为事业打拼,没时间来从事文学创作。其实,有些男性是很有才情的,也很能写,但他们对文学的态度不那么乐观,也不太愿意成为作家。

朱云霞:我们再回到小说的话题,您的小说《不一样的太阳》被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2017年在美国首映。我认为小说改编成电影,以多种方式进行传播对作品本身来说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艺术再创造。能不能谈谈是什么样的机缘推促了这篇小说被导演选中、改编,您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

刘瑛:《不一样的太阳》被改编成电影的机遇其实很偶然。那位导演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他回国探亲的时候,在《十月》杂志上读到了我这部中篇小说,一下就被打动了,于是想改编成电影。最初这位导演的设想是面对国内观众。可他在国外生活时间太久了,对国内的电影审查制度不熟悉,结果,备案啊、申请啊、报批啊,等等手续,弄了一年多也没办成,最后只好移师美国。之前导演到了德国,准备在德国取景,我们甚至都讨论了哪些国内演员来演比较合适。后来的结果是,导演用英文写剧本,由美国人投资拍摄,由华裔演员出演,在美国上映。我觉得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真是太重要了,因为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年轻时完全不同。那个时代阅读很重要。而现在影视非常发达,互联网、电子媒介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无所不在。毫无疑问,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非常重要,文学作品应该借助影视来传播。严歌苓的《芳华》是个很成功的例子。小说的传播和销售很大程度受到电影的影响,不少读者是看了电影之后,再回过头去买书,看书。

朱云霞:这篇小说的影视改编对您个人的文学创作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考虑过将来写剧本呢?

刘瑛: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确实对我有影响。我以后的写作会注意跟影视的结合。虽然意识到影视传播的重要性,但我目前还没考虑过写剧本。我觉得写剧本和写小说是两种语境、两回事儿。其实,我的小说创作在2015年基本停了下来,这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2015年我父亲生病住院,2016年去世。生与死的问题一下摆在我面前。以前我从没面对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想写的一些作品,都与生死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生活观念也因此有了改变。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要写作?德国的生活其实很安逸,写作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因为,文学要面对的就是矛盾和冲突,作者要写出深刻的东西就要全身心沉浸,面对孤独,进入到自己营构的语境中。我属于需要长期酝酿才能动笔写作的类型,一旦进入写作,常常会废寝忘食。我对德国集中营(比如,达豪集中营)很感兴趣,尤其想更多地了解德国集中营对人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的事,它总让我联想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以后有可能会写一些这方面的故事。

朱云霞:您曾说在淡出生意场之后,选择了“寂寞”的文学,我也跟不同的作家聊过类似的话题,比如有次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庄雨曾说坚守文学是非常孤独的选择,您是如何理解文学的“寂寞”?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刘瑛: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现在文学本身就被边缘化了。上世纪80年代,如果你发表了一个中篇或者是短篇,影响力会很大,也会被社会大众所赞赏,所崇拜。而现在,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作家,别人往往会用很同情的表情看你,其中隐含的一层意思就是:你怎么生存啊?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写作的人生活肯定是不完美的,肯定是有痛苦、有纠结要表达。甚至有朋友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生活很不如意或是离婚了?要不然,怎么会到文学圈里去混?可想而知,文学的位置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二是,虽然你写的作品有很多人物,很热闹,但写作时候,作者必须保持绝对寂寞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必须要沉下心来,以与世隔绝的状态去创作。我最近在一篇文章《写作必备的勇气》中谈到过,“如果说,最初的写作完全是出于偶然,或纯粹是因为“一时兴起”,那么,九年后的今天,当写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逐渐抵达某种高度,需要持续攀登,以求新的突破时,我不由地停顿了下来,并且时常在夜深人静时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作? 我开始把笔触伸向过去,伸向一个个真实的灵魂,在存在或逝去的生命中辨别真伪,在人物的命运中触碰政治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有很多很难跨越的“禁区”。这些禁区,足以让所有的灵感、才气瞬间触礁、消遁。在一次次的犹豫和放弃之后,我越来越发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不光需要灵感和才气,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足够的勇气。作家要有面对真实的勇气、要有面对政治的勇气、要有面对未来的勇气。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是为未来而写作,优秀的作品能够跨越时间、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跨越意识形态而长存于世。”

朱云霞:最近阅读了您主编的《走近德国》这本文集,收录了“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会员的作品,每个作者都以深切的德国经验表现了他们眼中的德国,这些作品主要在德国《华商报》开设的专栏发表,那么是什么原因推促你们出版文集呢?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国内的一般读者不太容易读到。

刘瑛:主要也是出版社的原因。这个集子谈了四、五年,约了七、八家出版社,都没谈成。出版社根据市场需要和成本核算,要对一些文章进行删减。而作为这本文集的主编,我希望这本书尽可能保留其完整性,不想过多删减。我认为,这本书不仅是我们协会的资料,也是研究欧洲华文文学的珍贵资料。书中的内容很丰富,也很健康。对于大陆读者来说,不能读到这本书,确实非常遗憾。

朱云霞:听闻德国的一些华文报纸面临生存压力,有些报纸如《欧洲新报》在20191月停刊,《欧华导报》也将在年底停刊,作为一个曾经在大陆做个报社记者,如今又在德国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您怎么看待华文报刊的历史命运?

刘瑛:海外华文报纸对华人来说的确很重要。随着互联网和网络媒体的兴起,纸媒逐渐走向衰落。我觉得这是趋势,国内报纸也同样面临这个困境。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纸媒生存会越来越难。现在德国的一些华文媒体也搞微信公众号,毕竟纸质出版费用很高。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和便捷性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令人担忧。国内对微信公众号的审查越来越紧,尤其对海外媒体,监控更加严格,发展前景是不确定的。我们协会是非常支持德国华文纸质媒体的。我们协会不少会员都是德国华文纸质媒体的专栏作者。

   朱云霞:您目前担任“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的会长,总体的感觉是近年来海外华人文化社团迅猛发展,能不能谈谈你们协会的创会理念?这个协会与“中欧跨文化交流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刘瑛:我们成立这个协会的意义在于搭建一个交流平台,鼓励和支持会员创作。以前很多人给报纸投稿是没有稿费的。我们协会在华文媒体开设专栏,以协会的名义给在专栏发表作品的会员发放稿费,因为我们协会可以在德国不同企业寻找赞助。我们用得到的赞助给会员发稿费,让他们的劳动有所回报。协会的更名,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华人协会比较多。在德国,有两种性质的协会,一是盈利性的,比如以移民、旅游为目的的交流协会;还有一种是非盈利性质的。我们协会属于后者。刚成立协会的时候,我们不敢说自己是“作家”,因为一部分会员没有出书,只是发表过作品,那时候我们自称是“文学爱好者”。当时协会吸收的会员只要发表过作品,或在博客有一定数量的原创博文,就可以加入。这些年来,会员们都在成长进步,都出了书。为了区别于形形色色的盈利性“交流协会”,也为了更加明确我们协会的宗旨和目的,20187月,我们协会正式更名为“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

朱云霞:近年来新移民文学和新移民作家都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由于新移民文学自身的特性,大陆一些学者将新移民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作为一名新移民作家,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刘瑛: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如果能把新移民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那是最好的。我认为,当代文学如果去掉这一块是不完整的,当代文学很特殊的地方在于,国门打开之后,许多国人移居海外。在海外生活的华人用中文创作,作品大多发表在国内刊物上,或由国内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并且有领军人物,比如严歌苓等。可以说,新移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

朱云霞:那么,您又是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学身份呢?

刘瑛:我从来没有给自己定位过。我觉得作者最好不要给自己定位。作者应该去写自己能写的东西。作家都是有个性的,无论是题材还是语言,都应该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不会去给自己定位。2014年我第一次去南昌参加新移民文学会议,之前压根儿都不知道自己属于“新移民作家”。我们很多人在海外只是埋头写作,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关心如何被定位,也没注意国内研究者如何看待,我们只是在写自己想写的作品。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自己是“新移民作家”,内心非常惊讶,没想到自己居然成为一个类似流派的一份子!以后我的写作也不会去定位自己属于哪个范围,我觉得定位是属于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朱云霞:您觉得德国华人作家的文学创作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呢?当然说独特性呢,我们可能会进行参照对比,比如和大陆当代文学相比,和美国华文文学相比,等等。   

刘瑛:关于欧华文学的独特性,三言两语确实说不清楚。我觉得不管哪个地方的作家,都具有地域性。以我们协会作家的创作来说,他们的作品都是写自己熟悉的德国生活,发生自己身边的人与事,是写海外的生活。或许,我以后会站在域外的角度写写国内的故事。

    朱云霞:很荣幸此次德国之行能跟您有这么深入的交流,期待读到您和德华作家更多的作品。

附:

刘瑛简介:八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当过大学老师,报社记者。定居德国。现任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主席,南昌大学兼职教授,杭州商学院客座教授。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和厦门鹭江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被收入“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2017年在美国上映,同年入围美国第25cinequest电影节、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平遥国际电影节等。《刘瑛小说散文集》由纽约商务出版社出版发行。大量散文随笔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上。

作者简介:朱云霞,女,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导;研究方向: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大学路1号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文系,朱云霞

联系方式:13952160053,yxzhu@cumt.edu.cn

Calm and rational observer——Interview with German Chinese writer Liu Ying

Zhu Yunxia

Abstract: German Chinese writer Liu Ying moved to Germany in 1994. After the precipit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life in Germany,She has published a collection of novels, The Different Suns, Liu Wen's Novels Collection, etc. In addition, she has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prose essay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Liu Ying’s writing is influenced by her  own Chinese background,she has a conscious sense of language and style. As a female writer, she consciously expresses the survival experience of overseas women from a female perspective. The past Chinese experience and long-term German life experience have formed a cross-domain vision, which has influenced her perspective of observation and thinking. As the chairman of the China-EU Intercultural Writers Association, Liu Ying’s literary activities are also quite representative,so the interviews provide an important way for us to enter Germa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Liu Ying, Calm, rational, German Chinese literature


(这篇访谈原文刊发在《语言与文化论坛》,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