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观视域中的海外华文文学

作者:杨匡汉

从人类各种文明、诸多群体之间交流的全球史视野去观察、梳理历史经验,我们看到了早期海外华文文学的第一张“文学地图”。自此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五四运动及其文学思潮,波及和催生了新一波的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东南亚华文文学。

世界文学视野中的“百年中国文学”,既包括中国本土文学,也包括产生于海外的汉语文学。文学史的学术研究证明,“文学”的客观对应物和意向性客体,具有不可予以历史断裂和地区切割的世界性,一如钱锺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史实表明,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和中国精神的延伸与流播起始于百年以前,它同时又以特殊的文化风貌,反哺着中国文学从传统至现代的走势。

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生成,目前学界因视点相异而出现各种意见。有的认为,虽然各区域先后不同,但大致“从晚清起始”;有的认为,起点是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加州天使岛木壁上的汉语诗歌(后辑成《埃仑诗集1910—1940》);有的认为,是源于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这些意见都有合理性,但总体上体现了条块化的“全球视野”,而且地域、国别等因素往往大于时间因素。

海外华文文学起步缓慢复杂

考察海外华文文学的起点,需要有“全球史观”的介入。它将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结合起来,既考虑到“全球”,又有“历史”的目光。全球史观有助于跳出单一的区域、国别、种族的框架,寻找跨界——跨文化、跨地区、跨族裔、跨语言的文学交流的历史进程,破除“西方中心论”或“东方主体论”的偏狭观念,实现在文化互动与交流中对于差异性、特殊性的把握。华文文学早在“五四”之前,就跻身于多元的全球文学之林,并以独特的方式、不同的层次,显示了其历史存在的价值。

作为全球史上绕不过去的重大事件,鸦片战争暴露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处的危机。朝野中的精英,无论地域、阶层和思想学术有何歧异,都开始寻求有关世界各国的新知。在此背景下,一批民间文化使者走出国门别求新声,一批使外人员书写异邦见闻,成为“开眼看世界”、垦殖海外华文文学的先行者。

第一位赴英伦访问的中国作家和学者是王韬。1867年,他以个人身份,先后游历了英、法、俄等十余国,写了著名的《漫游随录》(1873),并编译了《普法战纪》(1879)。透过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他痛切地领悟到必须善用他者之“器艺”、“人心”,“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以迎来中华文化的新发展。随他之后,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贡献的有陈季同和辜鸿铭。前者从1875年起,在异域生活了近20载,通数国语言,写有《中国故事》、《中国戏剧》、《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快乐》,并创作了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1890),将中国文化介绍给外国读者,连法国小说大家罗曼·罗兰在日记中也称赞陈季同“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后者在欧洲游历11年,精通多种语言,将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中庸》译成英文,并和俄罗斯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建立了深厚友谊。

19世纪70年代后,使外人员与羁旅者大幅增多。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等,为华文中的新体散文、新体诗歌的产生增添了海外新元素。值得一提的,还有康有为和单士厘。康氏1898年起流亡海外十余年,足迹遍及亚、欧、非、美四大洲,“风俗名胜,托为咏歌”,大量的海外华文诗作,渗透着新的审美理想;单氏可谓走出国门的第一位女性作家,她随外交官夫君先后到过日本和欧洲,写下了近代华文文学史上两部著名的海外游记:《癸卯游行记》(1903)和《归潜记》(1910)。此外,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1899)、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和容闳的《西学东渐记》(1909)等华文文学创作,不仅记录了羁旅的心路历程和学理思考,也留下了宝贵的中西文化交流印迹。

从全球文学史观的视点出发,大致可以将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视为海外华文文学发生的第一波。上述文人雅士在异域他乡的书写,形成了最初在海面上浮动的“文学岛屿”。海外华文文学的起步,不必落实到某一地区、某一国度、某一作品甚至某一年,它发生的历史过程往往缓慢且复杂。它的历史成因固然受时代变更影响,但最终还是以文化和文学的延续性与特异性为根基。

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并重

考察海外华文文学的起步,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两个问题: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前者所关注的,是文学文本生产、传播、流通和接受的过程,是文学实践与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可以察见“文中之史”,即文本史、接受史、经典作品在历史演变中的构成史;后者所关注的,是历史如何在文本中生灵活现地展示,是海外华侨华人的悲欢离合如何得以成文,从而可以呈现“史中之文”,即移民史、生存史、奋斗史、与异族文化的碰撞史的文学记录。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大凡在两者的绾结上有审美的提升,有别出心裁的艺术处理,当可列为典藏文本。

陈季同的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以唐代传奇《霍小玉传》为蓝本,经改写加工由四千字扩展至八万字,以光昌流丽的笔墨和出色的心理描写,叙述了李益和小玉生死相恋的爱情悲剧。这是中国人第一部用西方语言创作的反对门当户对、包办婚姻的小说。陈季同本人有很好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但义愤于西方作家看不起中华文学,故而用法文写了这部作品,以介绍和推广中华文化。小说甫一出版,当时的法国《图书年鉴》1890年号曾如此评价:“这是一本既充满想象力,又具有独特文学色彩的小说。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中国。作者以一种清晰而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描绘了他的同胞的生活习俗。”小说先后被译成意大利文和中文,流传至今。陈季同作为外交官,试图为西方读者提供具有东方情调的“文化中国”的形象,也传达了对于传统中国的浓郁的文化乡愁。“文中之史”和“史中之文”以浪漫主义的笔法得以呈现,对于文化资源的捕捉与审美价值的阐释,可谓既古典又现代,是海外华文文学起步阶段不可多得的佳构。

从人类各种文明、诸多群体之间交流的全球史视野去观察、梳理历史经验,我们看到了早期海外华文文学的第一张“文学地图”。自此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五四运动及其文学思潮,波及和催生了新一波的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冷战”,又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史”与“外史”建立了复杂多变、交往互动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后殖民文学和新移民文学的兴起,更丰富与充实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时代内容、跨界叙事、双语写作以及多元艺术取向。正是靠着几代人的奋起和接力,才使海外华文文学由早期展露的新绿成长为今日郁葱的树林。

(作者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