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新态势

作者:王列耀 杨匡汉 温明明等

暨南大学卓越智库“海外华文文学与国家侨务文化工作战略研究中心”,试图立足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新形势,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新情况,探索侨务文化工作的新思维。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海外播迁的产物,有着悠久的历史,累积了宝贵的经验,近年来,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面临新形势和新情况:华裔作家已经成为文坛主力;一批具有留学背景,尤其是留学台湾背景的“新生代”作家成为文坛中坚;1970-8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新新生代”名义进入文坛。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们要重视东南亚华裔新生代作家及其“留学社群”和“新新生代”文学的文化取向与发展趋势,建立一种积极的对话机制,探索与之相适应的侨务文化工作新思维,为区域合作塑造积极、正面的话语空间。

“新新生代文学”与东南亚华人文化传承

王列耀  彭贵昌

一、“新新生代文学”的定义

东南亚国家的“新新生代文学”,主要指1970年以后出生的东南亚华文作家创作的文学。之所以以“新新生代”来命名这一个作家群和他们的文学,是为了将他们与学界常指称的“新生代作家”、“新生代文学”相区别。学界将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东南亚华文作家统称为华文“新生代作家”。70、80年代出生的东南亚作家在创作中已跟60年代出生的作家呈现出极大不同,故此,为了彰显出代际的区别,我们将70、8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定义为“新新生代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是“新新生代文学”。“新新生代作家”跟“新生代作家”有相似点:大多为华人移民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后裔,出生于所在国、生活在所在国、受教育在所在国,他们早已没有对中国的记忆。他们对华人历史的了解,主要来自老人的回忆与讲述,来自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教科书和文献等。 当然,“新新生代作家”跟“新生代作家”也有着较大的不同:例如,对“文化中国”的向往逐渐消失,不再执意于建构历史等。“新新生代文学”,在语言或者是历史观上,都远远地将“中国性”抛在身后,也不再去建立关于“中国”的想象。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东南亚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势必会落在他们的肩上。对此,东南亚华人社会不断发出忧虑之声,这个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二、“新新生代文学”的特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籍政策的落实,东南亚华人族群已完成了从华侨社会到华人社会的转变,在东南亚各国占有较大人口比例的华人却未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和地位。(这个状况在华人人口占多数的新加坡相对缓和,但是新加坡同样面对着“英语”和西方文化的“后殖民”霸权。)面对不平等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的“失语”,老一代东南亚华文作家,以及“新生代作家”的作品都曾经作为一种“政治抵抗诗学”,争取为华人发声,努力实现中华文化“落地生根”的在地延续或转换。代际的更迭却让这种“政治抵抗诗学”呈现出被淡化的迹象,考察“新新生代文学”就会发现这一趋势。

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处境在东南亚具有代表性,因此马华文学可以是我们观察东南亚华文文学动向的一个窗口。“新新生代文学”极少触及历史,在为数不多的华人史书写中,黎紫书的作品极具特色。从黎紫书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较为完整的马来亚华人抗战史,看似完整的历史线索之下,却是黎紫书有意对历史的“疏离”,她让宏大的历史完全隐退在叙事中,剩下的历史不过是轶闻一般不可考的旁枝末节。其他“新新生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梁靖芬的《水颤》用元小说的方式解构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其中隐含对马来西亚华人身份溯源的戏谑。龚万辉的《1942年航道的终端》也显示出对历史的告别。

在疏离宏大命题之后,“新新生代文学”呈现出对个人的“小生活”的关注,作品中只见“小我”不见“大我”,常见的主题有:颠覆传统伦理的情欲书写、边缘—同性之爱书写以及个人的童年回忆书写。

三、“边缘忧虑”与华人文化的传承

东南亚“新新生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题材较小,社会现实意义较弱,作品体现的精神内蕴深度也有所欠缺,这引发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文学的“风骨”一失,华人文化也就岌岌可危。华人的血脉与文脉的延续与发展,以及华裔对自己华人血脉与文脉的认同,是东南亚华人生存与发展之魂。魂在,则华人在;魂亡,则华人亡。然而,对“新新生代文学”,我们也不必过度忧虑。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起飞和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比中国大陆要早,“新新生代文学”与中国“80后”早期的“青春文学”写作有一定的相似性。一代人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打磨的。正如随时间的推移,80后由刚进入公众视野时候的叛逆、肤浅而渐渐成为有责任感、社会适应能力强的形象,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社会经验的累积,“新新生代文学”也呈现出一定的改变,开始关注一些“大问题”。加上“新新生代作家”注重在文本中凸显个体的独特体验,他们开始关注国族等问题的时候,也采取了从微观的层面切入来体现这些问题,“以小见大”,呈现出“新新生代文学”的独特风貌。如黎紫书的《野菩萨》、《烟花季节》、梁靖芬的《黄金格斗之室》等作品,以更加多元的手法将华人的处境、异族的关系体现出来,体现出他们对华人处境的认识。

对目前东南亚“新新生代文学”的历史感、社会性、现实批判等内容的薄弱,社会各界都应该有所作为。老一代华人,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如《星洲日报》的社长张晓卿就为挖掘文坛的新生力量做出了许多努力。

海内外的文学研究者也应该重视与推动“新新生代文学”的成熟。目前,学术界尚没有给予“新新生代文学”足够的关注与健康的批评。因此,一些“新新生代”作家可能并未因此意识到自我写作的局限性,也就不容易走出“小我”的拘囿。我们必须重视“新新生代文学”,积极与他们交流、对话。中国的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侨”字号高校以及东南亚的侨社、媒体等,可以搭建“创作营”、作品研讨会、华文大会一类的世界性平台,让青年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形成有效的、直接的沟通,“新新生代文学”才有更多的实现走出“小我”的可能性,而文学批评也才有其活力和现实意义。

相信在东南亚“新新生代作家”的成长过程中,现实的“边缘”处境,必定会激发他们的“边缘忧虑”;他们的自我努力与外界的正向推动,“新新生代文学”将会染乎世情、系于时序而变,从“小我”走向“大我”,以大的文化命题书写为中华文化的在地发展开拓道路,让“落地生根”的中华文化“开枝散叶”。

 

 

东南亚华人中文写作更具代际持续性

杨匡汉 龙扬志

东南亚华文文学是近代中国人移居海外的结果,背后折射出中华子民流寓异国他乡谋求生存之道的曲折经历,因此它与英、法、葡语文学的海外拓殖相比较,性质是不一样的。家国悲情、文化传统使海外华人个体的情感结构与民族命运深刻联结,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程度不一的回响。东南亚华文文学经常涉及原乡情结的书写,说明中华文化在华人集体无意识中总是起着身份提醒的作用。

与欧美华人作家创作相比,东南亚华人的中文写作更具有代际持续性,这种薪火相传的情结还体现在华文教育层面,显然它与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自信密切相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华人对族群身份和中华文化的强烈维系决心,至关重要的还是华文教育这一决定华文文学的基本条件贯穿华人子弟成长阶段,此外,华文媒体反映族群利益,而媒体对华文文学的重视,有借助文学提高文化接受和表达能力的长远考量。

从移民史的角度看,华人的海外侨居观念最早是从东南亚发展演化出来的。王赓武曾经指出,自19世纪以来,离开中国的移民基本上可以分为华商形态、华工形态、华侨形态和华裔形态,这些形态既反映出移民的历史身份更替,也在华文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主体身份思考的差异。若以华文新文学为范畴,主要体现在华侨观念向华裔观念的转变。

东南亚诸国华人总数为三千三百多万,约占全球华人华侨的七成以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缅甸、菲律宾、越南各国华人皆在一百万人以上。由于各国针对华人政策的差异,华文文学发展存在不平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受二战期间中国文人“下南洋”影响,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成为华文文学的传统重镇,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走上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之长的现代化道路,英语成为官方语言,中文地位被极大弱化,而马来西亚因为华人对自身权益的抗争,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始终保持着相对完整的发展,华文文学拥有一个维持正常运转的文化空间。由此培育的文化活力,在作家的文学观念更替、消化吸收新的文学技能、代际经验呈现等层面体现得极为明显。

从学理及其知识谱系追溯,马华文学的现代发端显然受益于“五四”新文学以降的文化资源,尽管历史源流并不限于此,至少可追踪到19世纪下半叶华人在海峡殖民地的规模化谋生,以及由热带雨林气候塑造的生存与表达。在部分华侨和南下文人推动下,马来亚华文文坛在40年代发生了文艺独特性的讨论,希望中国来的作家注意当地的社会现实,与当地作者合作,并帮助他们关心本地问题,凌佐当时提出马华文艺工作者应该以马来亚人民的立场和当时的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作为马华文艺新阶段的开始。马华文学本土化的思考也从这里起步,“书写马来亚”在50年代脱殖独立以后的历史维度中得到彰显。马来西亚1969年发生马来人针对华人的骚乱,限制华人的“新经济政策”随之实施,华人在威权政治主导下完成国族认同。80年代末华人新生代作家兴起,并在90年代多次发起“文学断奶”的论争,以黄锦树、林建国、陈大为等为代表的一批“60后”作家希望建构马华文学的主体性,作为对马来西亚当局排斥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抗争,引起马来西亚广大华文读者的关注和回应。

华语语系文学是讨论“离散的中国文学”时提出的概念,但同样开辟了一种立足世界视野的话语资源。鲍威尔认为民族是一种由命运共同体所发展起来的“品性共同体”,但是这个观点还不准确,因为语言才是联结一个民族成员的最强有力手段。母语从现实层面打开语言同历史文化、个体生命之间的通道,华文文学提供了在中华文明及其民族志演化的曲折过程中融会的集体经验,折射出中华性的丰富内涵。马华文学在华语语系文学中扮演一种具有文化参照意义的镜像,又在华族融入本土的时间和空间转换时发展出新的意蕴,显示出中华文化在异质文化中传承与革新的多种可能。

尽管东南亚诸国的华文文学现状存在很大差异,但是随着华人地位的不断提高,文学创作群体也在迅速扩大,与文学主体性及其相关问题将会逐渐展开,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或许将成为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的一个认知样本。我们必须区分东南亚华人的国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从代际更替的书写经验中,开掘中华文化的木铎传薪,建构中华文化对于族群和个体的凝聚力。事实上,很多完成本土身份转换的华文作家仍然保持着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厚情感。泰国华文作家司马攻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明月水中来》,祖父经常用一把底部刻着“明月水中来”的朱砂小壶饮茶,祖父过世之后,作者将壶带在身边,浪迹天涯,尽管定居泰国之后才学会喝茶,却在一边泡茶、喝茶时看着墙上祖父的遗像,想起那些遥远的故园,他担心这把壶在并不喜好喝茶的儿子手中迎来无法预知的命运。有一天出差回来,他发现十几岁的儿子坐在他经常喝茶的地方,生硬地模仿他的姿态泡功夫茶。茶壶就像一种基因,由一代传承到下一代,文化的香火在异国他乡延续,信任很重要。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一衣带水,同属亚洲文化圈,地缘政治关系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受殖民历史、冷战格局及民族主义情绪深刻影响,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始终存在政治、文化及其传统价值观的隔膜,这些隔膜与偏见在中国和平崛起的21世纪为“中国威胁论”留下生存土壤。中国目前大力实施以区域合作为基础的“一带一路”战略,无疑将为参与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效益,但是必须考虑普通民众对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关切,疑虑情绪有可能在偶然因素刺激下直接转化为阻滞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负面力量。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基于文化了解的对话机制,才能真正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为区域合作塑造积极的、正面的话语空间。华人在国际关系、文化沟通方面可以扮演重要作用,华文文学不论是对于异族了解中华文化,还是帮助我们了解东南亚华人及其文化诉求,皆有再现实践主体的认知价值和参照意义。

以“侨”为“桥”,睦邻尚友

温明明 李培培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华侨华人6000多万,其中70%居住在东南亚地区。在新形势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但近两年来,南海争端频发,彼此关系时现波折。为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推进,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形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必须充分发挥东南亚“侨”社作为桥梁,在中国与“侨”社所在国之间的缓冲连结作用,特别是对中国“和”文化的推广,加深彼此的文化理解,消除文化隔阂。

这里的“侨”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大多都已成为居住国公民,由“华侨”变成“华人”,传统意义上的“华侨”已少之又少,而当前“侨”社的骨干基本也是华人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侨民”身份去看待和要求他们,必须充分尊重和理解东南亚“侨”社对居住国的政治认同。尽管中国已由地缘故乡变成了文化原乡,但东南亚“侨”社仍然是这一地区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他们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文化相互理解、包容方面所做的贡献,不仅不能忽视,而且需要我们对东南亚“侨”社进行细化,深入挖掘不同社群的文化角色和正向能量。

习惯上,我们将东南亚“侨”社视为一个整体,但在现实社会中,它的内部却存在差异性,比想象的要复杂许多。从教育背景来看,东南亚“侨”社可细分为本土社群、留台社群、留欧美社群和留中国大陆社群等,以往对东南亚“侨”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本土社群,肯定他们在华文教育、文学、文化、传媒等方面的贡献,但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东南亚留台“侨”社日渐成为一支重要的发声力量,他们在所在国华人社会乃至主流社会都拥有相当的话语权,特别在文教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东南亚“侨”生到中国大陆留学,一支留中国大陆社群渐趋成型,并成为东南亚“侨”社传播、弘扬中华文化的新生力量。

在“一带一路”的语境下,要发挥东南亚“侨”社粘连的作用,以“侨”为“桥”,睦邻尚友,既要继续重视本土社群的作用,也要善于捕捉东南亚“侨”社出现的新情况,把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留台社群视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华文化传播的积极力量。

20世纪50年代,受冷战思维影响,在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政策和中国台湾当局侨生教育政策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华人子弟赴台留学,接受华文高等教育,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华人留学的重要渠道,并逐渐型构了一个东南亚留台社群。

在马来西亚,华人留台的历史甚至早于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六十多年来,留台的马华学子虽暂无准确的数据统计,但早已超过“十万大军”。这些留台人已遍布马来西亚各行各业,在华文教育、文化、文学、传媒等领域,更是成为中坚力量。以华文文学为例,马华文坛具有留台背景的作家/学者不在少数,例如王润华、淡莹、商晚筠、李永平、潘雨桐、张贵兴、林幸谦、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林建国、张锦忠、傅承得、龚万辉、贺淑芳等。这些作家/学者都是当代马华文学的重要生产者和阐释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黄锦树、林建国、张锦忠、陈大为等为代表的留台作家,在马华文坛挑起“经典缺席”、“现实主义实践困境”、“断奶论”等论争,重塑了马华文学的当代形象,深刻地影响了当代马华文学史的进程和马华文学文化思潮的演变。“坏孩子”黄锦树们的“烧芭”举动,建树远多于破坏,他们对文学和文化问题的思考,直接推动了马华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这是马华留台社群在华文文学领域占据主导话语权的一个生动案例。类似的情况在教育和传媒领域也有所体现。

留台社群虽然在东南亚华人社会有重要的影响力,但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这一社群与中国大陆存在一定的隔阂,要真正发挥他们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桥梁作用,必须加强交流,增进互信,消除误解,以弘扬中华文化为纽带,使其成为对我有利的建设性力量。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日渐频繁,中国大陆再度成为这一区域华人留学的重要渠道。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人子弟到中国大陆留学,他们正成为东南亚“侨”社的一支新生力量。与留台社群不同,这一群体的华人通过留学,在中国大陆生活四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期间他们能够切身体验中国大陆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感同身受,回国后必然成为一群新的“知华者”。因为他们对中国大陆这些年的新情况较为熟悉,有利于在东南亚“侨”社乃至主流社会传播中国大陆的正面形象。

“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方式。当前亟需获得包括东南亚等区域内国家从心理到文化的理解与认可,消除抵触,加强交流合作,通过东南亚“侨”社不同社群力量,将中国的正面形象、经验和故事传播到这一区域,深化对中国“和”文化及海洋文化的理解,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