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作者:曾敏之

陆士清按:曾敏之先生女儿曾琮女士在整理曾先生生前的文稿时,发现曾先生曾写过《回忆录》一一“第一部  童少年时代”,并且将手稿做成了电子版发给了我,盼我协助处理。我在做了一些文字校订后,征得益怀先生赞同和支持,在《香港作家》全文刊出。曾先生这份《回忆录》我也是刚刚见到,写曾先生《评传》釆访他时,他没有将之示我。与《评传》所写曾先生少年时代相比,《评传》是个简版本,而他写得具体、翔实、生动,浸渍着童少年时期的哀乐情感。读着它,既读到了曾先生少时的孤苦,也感受到他是何等的奋发!可惜的是,《回忆录》写了这第一部后就没有再续写下去。为什么?曾琮在给我的电邮中推测:“你写了他的评传,可能因此打消了写自传的意图。”我想,这有可能;但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不过深究这个问题,也许已无太大意义。

经曾琮授权,我对《回忆录》做了一些文字校订后,获得蔡益怀先生赞同和支持,将在2016年首期《香港作家》全文刊出。曾先生离开我们已一年了,刊出他的《回忆录》,也是表达我们对他的追思和纪念。

 

(曾敏之先生《回忆录》手稿)

第一部:童少年时期

动乱岁月

在我对人世稍有知觉的时候,就成了无父的孤儿了。

那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的年代,小小的黄金山乡,也卷入了动乱之中。

有一天,忽然祖母和母亲号啕大哭,正在稚龄的我,牵着母亲的衣角,两眼睁睁地看着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哥哥繁英悄悄对我说:“爸爸死了”。是福桥村润荀表叔来告诉妈妈的。

这样我才知道,日常穿着长衫,身材矮小,满脸慈祥的父亲从此不见了。原来他受黄金商会的委托,去山区向一群土匪劝说不要攻打黄金(现广西罗城黄金镇)事却未成,反被杀害,将他的尸骸抛入深崖之下,变成毁尸灭迹了。

就是这样,我们的家庭陷入了窘困境地。过去是靠父亲营商操持家计的,如今生活的重担落寡母肩上了。

母亲周翠花出生于龙岸镇周家,兄妹四人,母亲排四,嫁给曾家的曾子阶为妇,生下我与繁英哥哥二人。舅父周岱京,就是周钢鸣的父亲。除周钢鸣表兄外,表姐妹有四人:丙婵、仲先、悟先、菊先。周家也是贫苦人家,舅父曾靠教私塾学子及为人撰写讼状谋生。钢鸣读完小学,就投身军旅去了,他是由于龙岸乡绅何承尧挈带去从军的,因为他聪明,写得一手好字,就在广西参加军队担任文书职务,后来随军北伐(也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远戍江南塞北。

我们的家庭,自父亲不幸惨遭土匪杀害之后,母亲悲痛过度,兼之患有哮喘病疾,身体就更见虚弱了。繁英看到家计难以支持,就投奔到三江富禄镇外舅祖父赖广泰所开的商号,当小店员去了,以每月所得的工资寄一部分回家给母亲帮助家用。母亲则染布为业,把一种蓝色的植物又叫蓝靛粉把买来的白布染成蓝色,然后晒干,以木槌放在石砧上捣得软熟,摺成布疋,于赶集之日摆起布摊出售给农民购买制成衣裳。这样的染织业是小本生意,所得是蝇头之利,仅能维持与祖母在内的一家三口的粗粝生活。

虽然家穷,孤单,但母亲仍然送我入一家私塾受启蒙教育。老师谢无潮是黄金著名的学究,我就是跟他从“人之初”三字经读起的。

在谢家私塾读了一些日子,进度很快,我已可读《幼学琼林》了,这本书以“混沌初开,上浮者为天,下凝者为地”开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杂人文历史,可说是集史地常识于初阶的教科书,是很吸引朗读兴趣的。

在私塾读书,放学的时候,要帮助母亲做事,其中一件是去屋后下河边的草坪协助她收卷染晒的布疋,第二天是墟集,协助她摆地摊。小河边的草坪是一个可供游戏的世界,我常与同街的陈代芳、邓鑑光他们作斗草的比赛,大家拔了一束龙须草,像连环扣一样互相扣赛,谁的先折断就是输了,然后被当作马骑以示惩罚。

最好玩的是小河上游的平桥塘,塘里的水绿波荡漾,木桥横过塘面,我们在夏日炎炎的季节去那里游泳,站在桥上双臂高举,纵身一跳,扑通一声,就跳入塘中,嬉戏浮沉,十分好玩。我幼小时就学会游泳了。

在私塾读了三年,就入小学了。黄金开办了小学,由唐永丰任校长,他是罗城的教育家,以办学出名。他存黄金办了县立第三小学,学校在黄金镇附近,每天走读上学。当我读到高级班时,就把高级班改设在一间迴龙古寺的楼上。迴龙寺是有戏台的,两廊的楼就是我们的教室。也许是《幼学琼林》对我的启发帮助,我在班上国文最出色,每次作文,我的作品都被老师欣赏,作为“贴堂”的样板。所谓“贴堂”,就是在学校最显眼的校壁上张贴出来。老师在作文稿上加圈加点,文后加一些“写得出色,造句精练,描述生动”之类的评语。每逢作品“贴堂”,就感到有点飘飘然,引得同学的羡慕。

在天真无邪的年龄,还不知道乱世做人的艰辛。可是有一个夜晚突然发生土匪抢劫,破门而入,把母亲在市集所卖得的银元及积存的布疋,通通劫走了,母亲嚎啕大哭,连声叫嚷“天呀,叫我们一家怎样过活啊!”。

在那样的年月,是无处投诉、也不可能破案的。经此一劫,母亲的身体就日见衰弱,哮喘更厉害了,也不能再操染布业了。维持生计的唯一依靠,是哥哥按月寄回的十元八元费用,或向开商号、经营山货业的二伯父借些零用钱,就是这样勉强粗菜淡饭的生活。我们常常一个月不见一片猪肉,如有人送一条鱼,就算是最难得的享受。祖母年已老迈,但是仍然劳动,她种棉花,把棉花摘了回来,搓成条子,然后在暗淡的油灯边用纺车纺成棉纱,卖给农民以补家用。我很爱祖母,常常于夜间跟她同睡。我在油灯边温习功课,她的纺车声温柔地有节奏地发出响声,把我催得昏昏欲睡了。于是我就牵着她的衣裙叫道:“阿婆,去睡了吧,你也累了。”这时,她才收拾好纺车、纺线照顾我入睡。

我们的家,原来有两座老屋,是曾祖父遗留下来的。两间相连,都有五进的深度。另一间在父亲手上典当给毛家了,剩下的就是祖孙三人住的,母亲住后房,我跟祖母睡前房,中间隔一个天井。后门有饲养牲畜的猪栏,母亲身体好时还养猪,为了把猪养壮了卖出去,可作生活之资。她体弱之后,就不养猪了。

正在艰苦度日的时候,哥哥从富禄镇来信,说外祖父赖广泰邀祖母去富禄探望外家,于是祖母带我第一次离开黄金出了远门。

赖广泰是祖母的亲兄,从嘉应州到富禄谋生,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建立家业,他开设的广泰行经营苗山出产的山货,很赚了些钱,所以想照顾一下祖母的生活。

我们由黄金步行三十里到龙岸,再步行八十里的山路到融县,才有小苗船载我们北上富禄。途经长安时寄寓于舅父周岱京的家。他已由龙岸迁到长安居住了。迁居的原因是长安为商业重镇,人口较多,贸易繁荣,他为别人撰拟诉讼的呈文也较多,谋生比较容易。在长安舅父家中,我会见了舅母及仲先、悟先、菊先三位表姊妹。大表姊丙婵已出嫁给李家了。

我与三位表姊妹是童稚之年,她们对我都很好,认为我聪明、可爱。我在舅父家感到十分温馨,因此令我后来喜欢去舅父家做客的原因。

我们从长安乘水苗船溯溶江而上,摇摇晃晃,如过万水千山,船行三天才抵达富禄。外祖父赖广泰又名子才,是一个读过书的旧知识分子,非常重视伦常关系,他是一家之主,那些表叔表婶们个个对祖母都叫“阿姑”,十分恭敬。

在我的朦胧印象中,赖广泰的生意很旺,到了晚上结束一天的营业,看到大箩的银元用木制成的可以筛数银元的木板代替手数,可见业务之盛。

外祖父要我叫他“舅公”,早晨起床由我打水给他洗脸,教我用客家话(就是梅县的家乡话)叫他“舅公洗脸”。我因为讲得不像,就给他教训一顿。要我不可忘记是嘉应州人,要学好家乡的客家话。也就是从舅公的口中,才知道家史,原来我们的太祖公是由梅县落籍于广西的。

在富禄期间,看到哥哥在店中已被提拔为记帐先生了,他也改名孟簪了。舅公赖子才很看得起孟簪的商业才能,特以孙女许配给他,变成亲上加亲。这位孙女生得很漂亮,修长的身材,白皙的肤色,双眸清澈如秋水,说话低声,是一个贤妻良母的人物。她对我很亲切,我也把她作为未来的嫂嫂看待。由于舅公的家教很严,几间大屋是相隔的,孟簪也难于见到她的面。

我和祖母在富禄度过了一个春节,就告辞舅公一家回黄金了。舅公给了祖母一笔钱,作为维持家用及供我读书之用。

 

难忘的童年

由富禄回黄金后,我照样在黄金小学念书,尽管家境清贫,毕竟是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不知道人世的艰辛,虽然母亲常常长吁短叹,哮喘时发,我却不理解她的痛苦,一放学就与同街的几位同学朋友去捉蟋蟀来相斗,养一只画眉鸟听它歌唱,去学校后山采摘野果分吃……觉得快乐,无忧无虑。我的功课以作文最好,常以作品贴堂,惹得同班一位姓蓝的女同学对我另眼相看,她是上街蓝兴记的女儿,叫蓝月英,很端庄纯净。彼此不懂得什么叫恋情,只是我们较为接近而已。

待到小学的学业告一段落,我也就毕业不再上学了。校长唐厚甫曾来家中向母亲劝说设法让我去融县中学继续读书,母亲却向唐校长诉说家庭困难,无法再供我升学了。

在黄金,能升学的子弟并不多,只有几家地主兼工商业的人家可以培养子弟到融县、柳州读中学,因此剩下来的失学少年是不少的。

我不能读书了,干什么打发日子呢?母亲看到我无事可做,就向二伯父租来生切烟叶于市集上零卖,卖了一大扎结账,所赚不过两三元,但是母亲也乐于这样做。每逢市集之日,我就背着大扎烟叶到墟场上摆卖,等母亲来接替了,我才可以自由找同学去玩。

也许是无聊之故吧,我学会了玩音乐,吹箫,弹三弦,打扬琴,都会一点。在右街有一家刘姓大屋,是被地方团练局没收的匪产,空着无用,于是经常聚集了好几位玩音乐的长者,于晚间耍文场,乐器有扬琴、胡琴、三弦、笛箫,我是弹三弦的好手。他们认为我很有音乐秉赋,每逢文场开场,一定要我参加,我也乐在其中。文场的节目有《三娘教子》,《陈姑追舟》,《烟花女叹五更》、《赵五娘上京》、《贵妃醉酒》等,一人独唱,大家伴奏,常常玩到三更半夜还不收场。有时月明之夜,我们手捧乐器,于夜阑人静中玩“过街溜”,就是演奏曲子穿街过巷,琴韵悠扬,月白风清,带给乡里的人以艺术享受。街坊群众很欢迎我们的乐队,后来凡有人家办喜事,就邀我们为他们演奏娱宾,我就在这种自我陶醉的生活中度了岁月。

由于我的琴弹得不错,名声传播到龙岸,龙岸的玩家也邀我们去演奏,于是我也常到龙岸消闲。我住在姨母翠环家,她的命好,与何建利结婚后生下儿女多人,因经商盈利,所以家境富裕。那些表兄们对我很好,其中的五表哥何启諝,表哥何启询最跟我合得来。姨母很喜欢我讲故事,我把在小学读书所认识的字,读过《七侠五义》、《说唐传》、《镜花缘》……就把其中的一部分照搬出来,姨母听得津津有味,她要我常到龙岸来玩。

在龙岸,由于启諝的关系,我还认识了新的朋友,并且学家乡的结拜方式,与六位比我年长的结成兄弟,我是最小的,嫁到李家的表姐丙婵向人说:繁华不怕别人欺负了。

五表哥何启諝是受宠的人物,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会做诗,正在融县中学读书,在当时,他差不多被捧为举人一样的程度了。我十分羡慕他,心里想,如果家境好,我何尝不可成为家乡的举人秀才。

在黄金,我成了小游民,没有书读,没有事做,闲来无事,只知道养画眉鸟,玩音乐,斗蟋蟀,也跟街坊的同学去平桥游水,去清明山捡拾山捻子……。

我们曾家有一个太公的祭扫仪式,有十来担谷子的租谷可分,以三家按年轮收。凡收了租谷,就在清明时以租谷的收益举办三家集体扫墓仪式。在轮流扫墓的过程中,以二伯父办得最有声有色,因为他有钱,可以在野外的墓地上聚餐。记得有一年,敲锣打鼓,三家的族人到冷水坳的山岭上为太公扫墓,一位茂东大哥邀了赌友在墓地开赌娱乐,另有玩文场的朋友就带了乐器到墓地演奏,聚餐时年轻的人猜枚狂饮,满山充满了笑声。这一次,茂东大哥饮得酩酊大醉,被抬下山。

在平常的日子里,我喜欢到一位远亲表姑丈开的济生堂中药房坐谈。表姑丈陈济生兼做医生,他的儿子陈应坤跟我是小学高级班同学,读书勤奋。因家庭经济困难,也不能升学而困守家中,协助调制中药。但是表姑丈管教很严,要应坤每天背诵《古文观止》中的文章,他只好高声朗读,当他读王勃的《滕王阁序》时,摇头晃脑地“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朗诵得音韵铿锵。

由于陈济生表姑丈看到我日常无所事事,就在我面前叹气:“繁华,看到你在街上走来走去,怎么办呢?你渐渐长大了,也要考虑今后的日子呀!”

我听了表姑丈的话,感到难过起来了。夜阑静坐,才第一次想到将来。在暗淡的油灯下我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赖广泰舅公的儿子一一赖少匡的。他从桂林中学毕业回到富禄,被三江县长聘他担任三江县督学,随祖母去富禄那一次见过他觉得他是很有修养的人,也许他能帮助我找一条适应我这样年龄的出路。

信寄到三江县府去了,就天天期待他的复信。去信步及十日,他的回信就来了,对我这个表侄大加称赞。他说以一个小学毕业的程度能写出这样文情并茂的信,是他见到的第一人。他鼓励我好好进修,不可荒废时间。他提出拟推荐我到三江县梅林乡的小学去当校长,因为那间小学校长正缺,他认为我的学力可以胜任。

接到少匡表叔的信使我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感到太兴奋了,也感到惶恐了。我还是十五岁的年龄,怎能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担任小学校长的职务呢?街上的同学听说我要当小学校长,他们并不为我高兴,而是跟我开玩笑,说我会被学生欺负,说不定被赶出校门。

只因为要结束从上街走到下街近似顽童少年的生活,我取得祖母和母亲的同意,决定北上溶江,一试投身人海的滋味了。

 

初上溶江

我要离开家庭了,记得离别之日,母亲和祖母挥泪叮嘱我要冷暖小心,对人要和气,对学生要耐心等等。其实以我这样的幼稚无知,仍需要人教导扶持的时候,却不得不因生计所迫,家境所困,走上人生的旅途上了。

去溶江的道路仍然是要经过长安,到了长安仍然在舅父家中停留。表姊妹们知道我小小年纪竟然去当校长,都为我惊喜,也对我佩服,舅母更喜欢我的聪明有为,另眼相看。特别是三表姐悟先对我亲暱,两小无猜,颇有一点爱恋情态了。

在几位表姊妹中,丙婵生得珠圆玉润,已嫁给李家。觉先生得秀丽端庄,已许字于沈家,待嫁。悟先则恬静温柔,清秀颀长,菊先比我小三岁,还是小妹妹。我在舅父家最感到温暖。每当入夜,舅母在灯下绣花制成工艺品卖给人家以助家用,这时候我们就围着她闲谈,舅母也听我讲故事,悟先听得入神,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我萌生了最早期的爱恋。

舅父是吸鸦片烟的,横床短席,常常在享受他吞云吐雾乐趣,还教我为他打烟泡。我是第一次嗅到鸦片烟的香味,难怪他沉迷于此道了。

我离开长安上溶江了,表姊妹们送我下船,看我解缆而去,于是我进入了有似童话般的一个世界。

溶江河是一条北上至古州的小河,滩多水急,两岸是绵延不断的崇山峻岭,也是无尽的森林。小船在急流中逆流而上,我坐在苗船里看着侗族的船夫撑篙拉缆,十分辛苦,一天水程,到了夕阳西下时分才停泊于老河口、富安、才到梅林乡,少匡表叔已在那里等候我,我到梅林乡公所见到了他,他高兴地介绍我与乡长董存仁见面,董存仁是一个近五十岁的乡绅,在梅林是一霸,只因是乡督学介绍的人,表面上不得不对我客气,但我从他的态度上看得出他把我看成娃娃,是一个未成年的娃娃。乡公所的文书陈少文是一个侗族人,与少匡表叔相识已久,少匡表叔特托他多多对我照顾。

我安顿了住室,少匡表叔陪我住了一晚,于夜话中对我谈了梅林乡的一些情况,他说这是一个土豪劣绅横行的地方,也是他们与土匪合流的地方,以武装包庇烟土走私,梅林成了向贵州北部走私的通道,所以这里的人都会打枪,他们出门身怀手枪,随时可以动武,民风刁悍,没有文化,入梅林小学读书的尽是乡绅的子弟,所以董存仁暂兼校长。如今我来了,他就把校长一职让我了。

听了少匡表叔的一番话,令我幼小的心灵感颤慄,我在这里能干得下去吗?但既来了,也只得硬着头皮干了。

少匡表叔走了,我感到孤零无依,只好求助于陈少文。他倒有点义气,答允了少匡表叔的委托,他果然替我出开学布告,打点一切。在未有新聘的教员到来之前,我只得负责三班学生的功课。当开学之日,集合在学校小操场上约有五十来个学生,多数的年龄比我大,当我跟他们见面,说些勉励大家好好学习的话时,他们窃窃私语,那些比我大的学生指着我说“拉勉,拉勉”(侗语小姨的意思)。我真是有点惶恐不安,事已如此,也不能不装成老成持重的模样了。

我分三班上课,课程是国语、自然、地理、算术、手工等。我把上课的班次错开,每天是四堂,因为还未到高级班的课程,也就容易对付。

上课了,学生渐渐安静下来了,我的心态也正常了。

校长的薪金,每月是银元二十五元,不仅够吃够用,还有储蓄。只是一个人住在空落落的校舍里,不禁感怀身世,难过得流泪。陈少文看到我太寂寞,就拉我于黄昏灯上的时分去一位姓石的乡绅家去坐妹(即找侗妹谈情说爱)。石家的女儿薄有姿色,看年龄不过二十岁。去石家要走很长的夜路,山寨黝黑,我们持着手电筒照路。少文身上怀有手枪,他一边走一边吹哨子。溶江的江风吹来,山寨人家的油灯闪烁,令我如在梦幻中行路。

石家是一间碉堡式的大屋,分好几进,各间房屋堆满了谷物、山货、皮草,一看就知道是在当地有权有势的人家。陈少文告诉我,石老东是独霸一方的特殊人物,上通官府,下结绿林好汉,他包庇走私发家致富,拥有枪支不少。如有什么事情,只要他发出号令,就有为他卖命的枪手出来充当打手。

我毕竟年幼无知,听了少文的叙述如听武侠小说故事,因此我抱着好奇的心情进入了石家。

在石家最后一间厅堂中,看到了有几个侗妹在烧得熊熊的柴火旁边吃东西, 谈笑,看见我们来了,年纪较长的一位起身招呼我们。陈少文跟他们说的是侗族方言,我听不懂,只见那较长的侗妹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地拉我的手,把我拉到她的身边坐下。少文对我说她就是石老东的女儿了。

在满堂笑语喧哗中,我没有说话的资格,只见石老东的女儿俾花指着我说:“还是小孩子哩,就当校长了,真了不起”。少文翻译给我听,才知道是誇我的。我只有傻笑,低头吃她们递过来的东西。陈少文就放肆了,尽情跟俾花调笑,可以看出他们是早有交情了。

这次石家探险,直到深夜才跟少文回到乡公所睡觉。少文还说她们喜欢我,想跟我做朋友哩。

我写过一首诗,是记下在梅林做校长的思想感情的:

少孤早作少年游, 千里溶江接素秋,

万壑千岩梅寨绿, 苗歌声里觅封侯。

所谓封侯,就是做小学生的猴王也。

在梅林乡期间,少匡表叔的关系,我还认识了周文翰、周文林兄弟,这两兄弟读过一点书,拥有大批山林产业,是地主兼秀才的人物。他们都参加过广西民团干部训练学校的训练,被委派为平乡乡长、民团队长,可以说是地方上的权势代表。他们对我很好,因为看我写得一手好字,有学问,又年轻,而且是少匡督学的表侄,因此敬重三分。我也很想结交他们作为保护伞,在梅林这样民匪不分之区,如果没有朋友照顾,是会吃亏的。

我在梅林小学干了一个学期,为了一件事就跟董存仁闹翻了,我愤而辞职离开了。

事情起因于经费问题。按规定,梅林乡小学的经费是由乡公所拨付的,有一笔是添置学生的书桌的费用,我请董存仁批付以便向木店订制一批书桌,可是董存仁却推说乡公所没有钱,要我呈报三江县府请求拨给。陈少文是文书,他知道这应由乡公所负责,否则呈报也无用。经几次商求都得不到董存仁的同意,我就恼怒了,年少气盛,我拍桌子骂他欺负我这个外地来的校长,我说不干了。董存仁并不还骂,只是不理不睬,我终于一气就搬出乡公所,住到周文翰家去。虽然周文翰、陈少文他们劝我不要走,可是我不能忍受乡长的气,过了两天就乘船顺流而下,到富禄赖广泰家中来寄身了。事后知道,董存仁早已想排挤我,让他一位从桂林中学回来的堂侄接任校长,卡制书桌经费不过是籍口及手段罢了。

我到了富禄,见到从三江县府回来的少匡表叔,他安慰我不要灰心,以后还有机会做其他工作,目前可在店中帮助二表叔赖镜甫料理账目,于是我就变成理账先生了。

孟簪哥哥已离开赖广泰,到另一家大商行任司理去了,我是不懂生意这一行的,只好从头学起,例如打算盘,写与长安柳州商行来往的函件等,都是我的份内事。

就在我入了商行的日子里,祖母去世了,因为信息不通,我们知道时已是十天前的事了。二伯父及韦家古母料理了祖母的后事。祖母去世时是八十多岁,她是典型的客家妇女,以劳动持家终其一生。

我在富禄学习做生意,学讲侗话,日子过得无聊而漫长。在苗山,我去看过侗族苗族的芦笙会,也到侗寨听唱歌。有一天,孟簪来找我,说二伯父派人到县城打电报给他,说母亲病危了,叫我们赶快回黄金,于是我就跟孟簪哥日夜专程赶路,待到家门时,母亲已死了,移床已两天了。

我们于悲痛中办了安葬事宜,黄金的家已剩下空屋了。

我深深感到孤苦伶仃的难过,也不想再到富禄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小学同班同学韦邦儒因从军到了广东汕头,得到黄金早年投军的邓蜀臣的提携,帮助韦邦儒考进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广东的七十二师特务营当了排长,驻防于汕头。韦邦儒的弟弟韦邦居与我很要好,提议同去广东汕头找邓蜀臣和他的哥哥去,看看能否找到出路。于是,我就决定与韦邦居联袂取道柳州、梧州、香港而去汕头,踏上了一条陌生的旅途,时间是1935年的秋天。

 

下广东

在我去广东之前,我到龙岸会见姨母及表兄表侄们,也会见我结拜的几个兄弟。当他们知道我决意远出的时候,都以一种恋恋不舍的情绪为我难过也为我高兴。他们知道我已是孤儿,无挂无碍,出去闯荡江湖,也许能闯出个名堂来。

我在龙岸住了几天,又去长安探望舅父母和表姊妹,我好似远飞的离群孤雁,不知道能不能再飞回来。所以,跟舅父母他们谈到下广东时,善感的悟先,菊先就哭了,她们用眼泪表达了对我的眷恋。仲先表姐则送我一些钱作旅费。舅父请我们表兄姊妹去乐天茶楼饮茶吃包点。这是广东人开的茶楼,吃这些点心,真是难得的享受了。

离开长安了,表姊妹们送我上车,由长安到柳州有汽车通行,我与韦邦居约好在柳州会合。

在当时的背景、环境下与表姊妹们离别,也懂得离别的滋味了,真正是“洒泪而别”。当时写了一首诗以记这次远游:“放舟西去短长途,枫叶芦花客梦孤。非羡群鸥翔浩荡,却缘乞食落江湖。”

在我的怀中,揣有表兄周钢鸣的地址,他已离开南京的北伐部队到上海过流浪生活了。只知道他投身文化界,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我是准备如在广东找不到出路,是要去上海找他的,虽然他没有见过我这个表弟。

到了柳州按地址找到了韦邦居,于是我们就买票下梧州,然后再由梧州乘港梧轮到香港。当时出门带的旅费太少,到了香港投宿于广泰来客栈之后,一问,开去汕头的船票价很贵,我们两人买了船票就没有买饭吃的钱了。但已势成骑虎,只好硬着头皮登船,坐的帆布椅,在甲板上过夜,四川号客轮就载着我们向汕头航行。

我们未见过大海,四川轮一出七洲洋在风浪中抛上抛下,我已晕船了,大呕大吐,几乎黄胆都出来。幸得同船的一位老伯给我服了几粒镇静丸,才稍好一些。正是:七洲洋上浪滔滔,谁识梯山万仞高。浩渺海天成一线,童心已带几分骚。

我们整天不吃东西,好不容易才捱到汕头,然后登岸,按地址一路问人才找到韦邦儒的兵房,他见到同乡同学来了,也只好为我们安排在排上暂住。他是排长,负责汕头车站附近的治安,带了一排弟兄早晨出操,夜间点名训话,看到他腰横尉官的皮带,真令我羡慕非常,心想能像他也当上军官该多好。

在汕头只住了两天,韦邦儒留下了他弟弟韦邦居,把我送到潮州邓蜀臣世伯处,汕头到潮州有潮汕铁路,两小时就到了。

邓蜀臣在家乡时跟我父亲是同乡好友,对我这个远来投靠的侄辈不能不接待。他是在陈济棠部下张瑞贵七师师长司令部任少校课长,专管粮秣补给。司令部有一队卫戍连,连长郭汉光与邓蜀臣有交情,当时连队的文书被选送燕塘军校受训,缺了文书暂代人员。于是邓世伯就把我介绍去当代理文书,每月可拿二十元银元。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去见郭连长,就在连部搭了行军床,干起文书工作来了。初到潮州,知道有一个韩公祠,是纪念韩愈的,我去参观过,因为读过《古文评注》,有韩愈的文章,今天突然到了他做过刺史的地方,不禁引起了诗兴,写了一首谒韩公祠的诗:韩公祠外曹萋萋,文起八衰世颂辞。若到鳄鱼潭上望,舟人指点到今疑。

文书的工作是为连部对内对外对上草拟函件报告,每月缮造上报粮饷名册,工作是轻松的,我的文字过得去,小楷的书法也取得连长的赞许,特别是我年轻,而且是邓课长介绍来的,因此连部的人对我很客气,很亲切。

张瑞贵师是驻守潮汕一带的部队,国民党当时的军队都是军阀的武力,陈济棠就是凭借军队保持广东半独立的局面,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有二心的。两广联合对抗蒋介石而形成西南政务委员会,不大接受蒋介石的命令。

郭汉光的卫戍连驻守于潮州,全连的官兵编制有四分之一是空额,我这个文书秉承连长之命按月谎报名额,他就从中领取饷项入了私囊。因此连部的官长经常大吃大喝,他们嫖赌是常事,但表面上都装得军纪严明。我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虽然不谙世情,但是想到这样混下去未必有前途,于是我想到广州半工半读,以求进步。

正在我有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张瑞贵的部队忽然奉命开拔到广东与江西边界的南雄、安远地区防守,卫戍连是跟师司令部行动的,我也就尝了一次长途行军的苦味。全师部队连日赶路,每天要走八十里,走了几天才到达安远县停了下来。这时候才听说是奉命阻止江西红军突围到西南,但不是驳火,而是不让红军进入广东。事实也是红军并不取道广东,是经湖南、广西、贵州进入川康地区去了。

 

在广州的日子

我在这时候决定脱离连队,以积累下来的一点钱,单枪匹马由安远乘汽车通向广州。

到广州向谁投靠呢?我决定去找邓蜀臣的儿子邓鑑光,他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因得父亲之助,考入广州市立二中读书。他寄寓于越秀山下莲塘路的学生宿舍。

找到了邓鑑光,他只好让我暂住他的房间,以一张帆布床给我睡,三餐是由学生宿舍的包饭工人送来的,每天的伙食费是三毛钱,我带来的钱可以维持一段日子。

我在广州过起流浪生活来了。

我开始写信给上海的周钢鸣表兄,详细介绍了我的身世以及与舅父母、表姐妹们过去相聚的情况,然后叙述失学的痛苦,希望他能协助我求学或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钢鸣接信后,很快就复了长信,并寄了在虹口照的照片,看照片,他穿的是西装,风度翩翩,一表人才,而信呢,也十分热情,并以进步的思想为我分析我们所以贫穷不能读书的原因,他鼓励我抓紧时间自学,以待机会。

如果说我这一生受到思想启蒙的话,钢鸣表兄是第一个予我启蒙的人。

我听了他的话,白天去永汉北路的生活书店翻读上海来的文学刊物,时事刊物,包括《文学》、《中流》、《读书生活》、《生活知识》、《世界知识》、《作家》等。生活书店为读者设了一个座位,让不想买书的读者可以任意取阅书架上的读物,我是常客,店里的人都认识我了。

广州文德路的中山图书馆是藏书丰富的地方,我也常到图书馆借书阅读。我常常躲在阅览室一个角落静静地读书,直到下班铃响了,才搓着倦眼回宿舍去。

为了掌握一门技术,我报名参加速记术学习班,这是用符号记录谈话的技术,比之用文字不知快多少倍。这一点学习,对我后来做新闻记者是很有用的。

我因为不懂外文,很想学英语,可是邓鑑光和他的同学都劝我学日文,说学了日文容易找工作,因为日本在广州的机构很多,广告商常有招工的启事,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是去一间夜校补习日文。

在广州与邓鑑光住在一起,认识了一批由广西来读书的朋友,他们都是地主家庭,有的在八(?)中学,有的在教忠中学。这些子弟以家中寄来的钱,任意挥霍,浪漫得很。每逢星期例假,他们就三五成群去打球,游水以至跳舞,我是没有资格跟他们去的,只好守在宿舍看书。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们到昌兴街一个同学家玩音乐的时候,我可以参加了。他们玩的是广东乐曲,我会念谱,可以用三弦、二胡合奏,玩上几次,我也演奏扬琴了,凡是广东音乐中的名曲《雨打芭蕉》、《双声恨》、《汉宫秋月》、《梅花三弄》、《昭君怨》等我都会了,于是成了他们音乐小组的成员,每逢周末,必会合演奏,是颇为自得其乐的。

但是,“久住令人厌”,邓鑑光已暗示我应找工作做,过独立的生活,不能久缠他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产生了写作的念头,于是用文言文写了第一篇小说,投到越华报的小说林去。过了三天,竟然刊登了,我的名字是洁尘,写的爱情小说,如今连题目都忘记了,那时是一九三五年。

在当时,中国有了新兴木刻运动,是由鲁迅提倡的,广东的青年木刻家如黄新波、赖少其、唐英伟、温流等都是在鲁迅的鼓励之下搞木刻的。他们在中山图书馆举行了第一次木块展览会,我去参观了,颇有所感,执笔写了一篇《参观木刻展览会后》,我把稿寄到香港的《生活日报》的副刊去,很快就登出来,这又是我开始写作的第二篇文章。

生活日报是邹韬奋创办的,金仲华、柳湜等一批鼓吹抗日救亡的文化界知名人士都随他参加了生活日报,柳湜原是上海《读书生活》的主编之一,另一个主编是李公朴。《读书生活》是我在广州经常阅读的杂志,综合性的内容十分适合我追求知识的需要。

文德路的中山图书馆似乎变成我的学校了。我每天除了学速记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到图书馆去了,我静静地躲在阅览室一个角落,借来文学、历史、诗词的作品,不分古今中外,我都渴望能浏览一遍,因记忆力很强,读书的速度也快,虽然不是一目十行,但也差不多了。我常常揣着烤番薯作午餐或晚餐,流连于图书馆不走,晚间也开放的,我是最后一个离开。

读着读着,我萌发了想进报馆工作的念头,于是写信给钢鸣表哥,问他能否为我在什么报馆谋一个位置,不论怎样的位置,只要有饭吃,能不拖累邓鑑光,不被他下逐客令就成了。

钢鸣复了信,他说他与邹韬奋、柳湜都是上海救国会的人,邹在香港办《生活日报》,可以介绍我去会见他们,请他们收我做校对,这样有利于学习。我欢喜若狂,把信给邓鑑光看,他也为我高兴,鼓励我快到香港去接洽这项工作。

我身上怀着几块港元,就搭上去港九的火车,第二次到香港了。

我从九龙车站下来,乘湾仔海轮到了干诺道中一带,先投宿于广泰来客栈,然后按钢鸣信中写的地址去《生活日报》社拜见邹韬奋先生。在那些年代,邹韬奋是文化界的领袖人物,是著名的评论家,想不到我是能有缘见到所崇拜的偶像,真是三生有幸了。

好不容易在跑马地一间洋楼里见到了邹韬奋,他是一个中年人,戴着眼镜,穿着长衫,样子很潇洒, 一脸慈祥地把我打量着,然后说他也接到钢鸣的信,知道我是一个失学的小青年,有强烈的上进心,他说照理应该安排我在报社工作,帮助我得到学习的环境。但是由于日本已在策动侵略,形势紧张,《生活日报》不能在香港有发展,决定迁回上海去。准备鼓吹全民抗战,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暂时不能收容我了,只好待他们回到上海之后,再考虑让我到上海来。他的话很恳切,我能有什么可说呢?只好请他一定让我到上海去,我可以在广州等。

但是我还是不死心,又去找柳湜,他见到我时,也说收到钢鸣的信,由于《生活日报》快结束了,他也要走了,暂难为我安排工作。他很热情,临别时以五块港币给我,作为回广州的路费,叮咛我要自觉学习,不可灰心,他相信我是能在艰苦自学的道路上求得学问的。

我抱着失望的情绪回到广州,也只好仍在邓鑑光的房间里暂住。邓租住的宿舍是向一家华侨家属租来的,这家的主人在澳洲,他的女儿及一位小孙留在广州,因为住久了,与房东的女儿张薇混熟了,他对我的处境很同情,常常安慰、鼓励我。她比我的年龄大,看似老女了。她告诉我准备挈小孙去澳洲,以避免发生战争时走不了。言谈之间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做华侨。我不知道凭什么条件可做华侨,所以答非所问。她却满脸绯红,我似乎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就是她对我有好感,也许就是恋情吧?可是我却处在流浪之中,哪有心情、勇气去领会她的感情呢?

1936年,形势更紧张了。日本咄咄逼人的外交,已把中国推到抗日救亡的阶段了,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六一”事件。

所谓“六一事件”,是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与陈济棠联合起来,以要求抗日为号召,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实则对抗蒋介石。当时情势汹汹,内战一触即发,可是蒋介石采取了分化政策,把陈济棠部下的余汉谋及空军司令收买了,以致倒戈相向,陈济棠也就失了军力,被迫出国考察,蒋介石终于制止了两广的“六一”运动。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要求抗日。这时我在广州,看到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民气形成高潮,蒋介石被迫接受张学良的条件,答允与中共结成抗日“联合战线”,于是蒋介石在庐山对卢沟桥事件发表了抗日的谈话,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战火燃烧起来了。广州是日机轰炸的目标,广州市民作了疏散,邓鑑光决定回乡,我呢?却不想回黄金了。因为已无家可归了。我只好取道梧州到柳州,然后再到三江找暂时栖身之地。在柳州逗留的几天,我到柳侯祠去参拜柳宗元的遗像,看到这位诗人的事迹曾写了一首小诗以记当时的心境:漫天烽火失闲愁,只恨饥驱失自由。无路请缨纾国难,柳侯祠外月如钩。

 

重到溶江

到了柳州之后,先写了一封信给三江的赖少匡表叔,告诉他想到三江工作一段时间。也许在广东流浪了一个时期,我老练多了,也有做工作的信心。少匡表叔赞成我教书,于是我就到了三江的县古宜镇小学任教。

由柳州经长安,舅父母仍然健在,表姐妹中仲先已出嫁了,嫁到龙岸沈家喜家,沈家是地主兼工商业者,经济宽裕,对舅父可以周济,因此舅父家庭生活算是安定的。悟先、菊先已读完小学,但也无力升学,在家做些女红补助家用。我从广东回来,带回了一张扬琴送给舅父,他是会操琴的,也弹得一手好琵琶,在我逗留长安期间,我跟舅父两人合奏音乐,引来新的家庭乐趣,于我则是聊慰孤苦的创伤。悟先对我很亲暱,我也懂得了爱意,但是为了糊口,我都要到古宜教书,所以这种朦胧的初恋也就随风而逝了。

又乘小船上溶江了,沿途两岸高山,水流湍急,我有如进了洪荒世界,在船中也写了一诗以寄感慨:千重云水万重山,又上巉岩最险滩。莫道桃源堪避乱,暮朝猿泪湿青衫。

我在古宜小学担任了语文教学,全是高年班的,同事的教师有男有女,他们多由融县中学毕业的,欧阳教算术,萧玉芸教自然、美术、音乐,还有一位来自柳州的叫萧玉湘教低年班几门课。因为我在广东这么长的时间以自学所取得的知识,已非在梅林小学做校长时可比了。我的学识修养及见闻,远在各个老师之上,教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也受同事们的尊敬,因此心情是愉快的。

古宜是小镇,有如一潭死水,呆久了,就感到苦闷了。我打听到钢鸣已因战争转移,由广州撤到了桂林,于是我写信到《救亡日报》转给他,表示想冲出三江,投身到抗战洪流中去的愿望。他复信加以鼓励,赞成我到桂林找他,因为有了他的支持,我决定辞职不干了,准备到桂林去了。

在古宜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也有依恋之情,因为我们这些年轻教师都感到苦闷,找不到出路,常常买酒杀鸡到校后的森林中夜饮,月光透过丛林照着我们猜枚,高歌,也流泪,真是难以忘却的一段经历。如今又要分手了,而我此去是走向烽火人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

全校高班学生及老师为我到江岸送别,我看到许多学生都哭了,我也感怀身世,不禁难过得热泪盈眶。当我踏上小船解缆时,在江水碧绿,双桨摇离岸边,我挥手也挥泪,向送别的师生示意,似乎此去就是诀别了。

 

桂林初旅

离开古宜后直下柳州,然后转乘湘桂铁路火车到达桂林。我还是第一次到桂林,离开火车站时就打听到桂西路救亡日报的社址。

到了救亡日报社,见到了钢鸣,我们是初见,他的英俊比照片更突出,态度亲切,说话慢而小声,是文化人的性格。他因忙于工作,把我交给一位校对韩先生照顾我。韩先生是学医的,喜欢文学,是与钢鸣在上海相识的老朋友,他撤退到桂林难找工作,由钢鸣介绍到救亡日报当校对,令他满肚委屈,大有大材小用之慨。他一个人住一间小房,安顿我以帆布床跟他同住,等候钢鸣的安排。

在与韩先生相处的日子里,我发现他性格孤僻,自视很高,他是写诗的,很有诗人气质,他于言谈中攻击夏衍领导的救亡日报有宗派主义,排挤右翼文人,认为在救亡日报工作的人都是上海左联的,我因为幼稚无知,不敢与他分辩,但我对夏衍是崇敬的,因此心里不同意他的议论。

我在救亡日报住了几天,钢鸣就告诉我,已经推荐我去天圣山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工作,他托救亡日报的蔡冷枫先生带我去见干校教育长杨东蒪。

关于蔡冷枫先生,值得介绍一下。他是留学日本的经济学家,地下党员,与钢鸣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解放后蔡冷枫恢复了原名蔡北华,出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兼工商局长。数十年来与我一直保持了师友关系。

蔡冷枫、周钢鸣、司马文森一批文化人都被杨东蒪提去干校当指导员,所以蔡冷枫带我去见杨东蒪面谈工作。

天圣山在桂林的北部,与尧山相连,原来是荒凉的郊野,因为要办干校,于是披荆斩棘,修建了一座座茅草盖起的平房,作为校舍,辟了广阔的草地作操场,以利学生习武操练。

天圣山,名字响亮,颇有圣洁的意味,实际上,当年,1939年的干校,是被广西青年看成与延安公学相似的革命摇篮的。

我在一间简陋的草堂见到了杨东蓴,他是一位研究历史政治的教育家。他的弟弟杨人緶是北大教授。杨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很会讲话,一口湖南乡音。他早已知道钢鸣要介绍我来干校工作了,所以简单地询问了一些情况之后,就以教育长的口吻对我说:“你可以做文书工作,但希望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如果你愿意,当干校招生第一期学员时,你最好也投考,参加训练,这对你是有好处的。”

我当然说很好,很感激教育长的栽培。于是蔡冷枫就领我去教务处报到了。

教务处主任是秦柳方,他是工协运动的领导人物,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他是江苏人,对我很亲切,把我分配了工作――抄写文书。

就这样,我踏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这也是我接受革命教育的新开始。

我干文书工作很认真,抄写文件很认真,毛笔字写得也不错,因此胜任愉快。这时候,龙岸的五表哥何启諝也到了桂林,在邮局做捡信工作,他租了一间小房子,我逢星期天,就到他那里与他重温在龙岸那些年月的往事。他有点怀才不遇的牢骚,他当年一度去过上海投靠钢鸣,因钢鸣从事地下工作,住处飘忽不定,终于找不到而颓丧。他回到家乡,从此他就不再外出了。结婚,生子,庸庸碌碌混了多少年,才因邮局招收职员,他应考算是取得一个小小职员的位置。我跟他在桂林相聚,自然很亲切。而当我考入广西地建干部学习第一期学习,他也由钢鸣介绍到干校顶我那份抄写工作了。

干校的学习,采取的是陕北公学的方法,侧重小组讨论。我以有活动能力渐被同学推重,被选为小组长,同时在组成的学生自治会中做了七个干事之一,负责校刊工作。

就在学校过程中,我写了很多文章,有一篇论文获得桂林市文化委员会的比赛第一名。写了一组报告文学,是以我在桂北三江苗山的生活经历,我交给司马文森看,他竟然赞美我的作品有高尔基写《草原》的风格,令我受宠若惊。接着他把我写的报告文学寄到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分期发表了,这就震动了干校,同学们戏称我为天圣山的文豪。

司马文森原是上海作家,应杨东蒪之邀到干校当小组指导员。钢鸣、蔡冷枫也到干校做小组指导员,当时几乎大批党员到了干校。

在校期间,我们听过叶剑英对游击战争的演讲,听过陈绍禹(即王明)的演讲。千家驹担任教授的政治经济学。张健甫担任近代史...许多学者专家为同学授课,而我的文史知识正好用得上,因此我的成绩很好,成为突出的学生会干事之一。干校学生来自广西大学,桂林高中以及全省各地大专学校,水平是较高的。而我在这半年中,已明确了自己的出路――走上文坛,争取成为青年作家。

在干校学习了六个月,其中有过一次批判托派的斗争。在我的小组有一个董国忠是宜山中学的教师,已入中年,他口若悬河,很有理论修养,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他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搬了出来,引起争论。在别的小组,也有董国忠的同道在散布不断革命论,于是引起了杨东蓴的注意,令各组认真批判这种错误思想。老实说,我未读过托书,怎能领导小组批判他呢?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与黄克夫领导的小组合并起来,以造成声势,结果是:学生会出墙报,大家写文章,总算把这次批判妥当地应付过去了。

快结业了,学生会推选我为代表,在全校结业礼致词,当时第二期的同学也来了,在天圣山露天广场上灯光如昼,红旗招展。主席台上坐满了广西党政的领导人物及干校负责人物,足有万人的会场上歌声此起彼伏。当教育长杨东蒪向结业的同学及第二期入校的同学讲话的时候,全场肃静。他是一个教育家,很会讲话,具有煽动性,于分析抗战形势之后,勉励同学结业分配到全省各阶层去担负起组织群众支持抗日斗争的任务。轮到我致答词时,我跑步上台,也不用讲稿,在众目注视之下说了一番话,说什么已记不得了,只见全场鼓掌,从掌声中知道我还不至于失态。启諝表兄也来参加典礼,他是小职员,站在后排。事后他对我说:“敏之,你是干校出类拔萃的人物了,前途一定无限。”我听了十分高兴。

分配工作了,我不愿回黄金,于是分配我去三江做基层工作。我不想离开桂林,于是找到了青年会宿舍一间房住了下来,与文艺界的朋友彭燕郊,严杰人,于逢,易巩他们来往,做起作家梦来了。

在这段时间,我写了许多散文,也写小说,分别在《文艺生活》,《人间》大公报杨刚主编的《文艺》版发表。接着,一家萤社出版机构向我接洽为我出书,于是我把三十多篇散文、报告文学辑成一册,名曰《拾荒集》交萤社出版,于逢为集子设计封面。各大报都登了萤社的广告,指《拾荒集》具有风俗画的特色,称我为青年作家,似乎我已被文坛承认为作家了,这时是1940年。

桂林,这时已形成文化城,仅次于重庆的文化中心。于逢,易巩得茅盾之助,也出版了长篇小说《伙伴们》及《杉寮村》,《乡下姑娘》。他们在訾洲一间印刷厂工作,住在訾洲。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文学研究组,研读世界名著,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经常交换创作上的意见。为了向文坛进军,由于逢提议创办了一个《现实》刊物,以于逢、易巩、严杰人,我为编委,办好了登记手续,为了取得地下党的帮助,我们找邵荃麟商量,他赞成办刊物的方针,但提出应该找文坛上已有影响的人物任主编,他提出胡风已由香港逃出到了桂林,建议我们邀他作《现实》的主编,我们接受了。由邵荃麟出面请胡风吃饭,与我们见面,记得谈得很好,胡风答允担任主编,我们把创刊号的稿件交给他,并计划另约名家的稿子。

可是《现实》未能出版,胎死腹中,原因是胡风拖了下来,以至全无下文,我们也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我在桂林从事文艺写作,因乐嗣炳教授的推荐,王鲁彦先生要我协助他主编的《文艺杂志》作助手,为他向作家拉稿,跑印刷厂。推荐我当乐嗣炳原是上海复旦大学语言学教授,因避难退到柳州三江,我是在三江认识他的,它很欣赏我的才华,所以介绍给他的小同乡王鲁彦先生。王鲁彦是“五四”时代的小说家,为鲁迅所赏识,认为他是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与茅盾,巴金等都是老朋友,我为他拉稿,因此也在这时候认识了茅盾与巴金。直到现在,巴老还记得我。

王鲁彦因患肺病,出版《文艺杂志》的出版商欺负他,不给他的编辑费及所约的稿费,他愤而把杂志停刊,我也失去了这份助理工作。恰在此时,柳州的董咸熙到了桂林找我,他约我去柳州日报工作。董是新派的广西国民党省党部柳州特派员兼柳州日报社长。我的小学老师刘冠群与董是广西师专同学,因此介绍董约我到柳州日报。我把此事向司马文森、周钢鸣商量,他们都赞成我去,可以在柳州开拓阵地,为抗日宣传,于是我到了柳州,住在特派员办事处一段时间,才进柳州日报,我的职务是副刊编辑兼采访主任,我把副刊定名为《早原》,取垦荒之意。

《早原》副刊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桂林的艾芜、司马文森、于逢、严杰人等都寄稿支持,柳州高中一批学生是投稿者,在这时候,我认识了柳州高中具有左倾思想的同学,如练美德、黄慧勤、董玉梅以及在西江师范读书的王璇、张碧云等等。她们都是《草原》的投稿人,其中,黄慧勤对我特别接近,不久,因刊登了一篇“人流”文章,提到车夫这个词,被四战区政治部的特字人物鼓动司机来报馆闹事,说以车夫称司机是诬蔑了他们,来了一批人拆掉柳州日报的招牌,扬言要找编辑算账。后来才知道是四战区政治部不满《草原》的左倾,特找籍口来教训我们的。

我因此事愤而辞职,不干了。这时孟簪哥在柳州与别人合伙经商,在梧州新设一个经纪行,他劝我不要干文化工作了,是没有出息的,应当从商,如我愿意,可以到梧州去在经纪行任职,好好学习做生意的本领。当时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只好接受他的建议。因为认为不妨先做生意,赚了钱再办刊物。当我离开柳州之日,周为(陈凡)在珠江水上茶楼为我送行,当时我们都很激动,他写了一首诗送我,题为《送别敏之梧州之行》:

八方风雨正凄凉,又送孤帆出柳江。

憔悴年来心似草,故人一别一秋霜。

 

进入沦陷区

(曾敏之先生《回忆录》手稿)